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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王安石变法》第三章 乾坤逆转 邓绾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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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子去世之后,自己离职之前,悲愤交加的王安石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奏请皇帝将邓绾等人罢免。这是他在位期间被皇帝接受的最后一次建议,因此值得注意。

成都双流人邓绾是因为拥护变法而青云直上的。他原本是宁州(州治在今甘肃省宁县)通判,相当于副州长。这样边远地区的地方小官一般难入宰相法眼,邓绾却在朝野上下对新法议论纷纷的熙宁三年十月上书朝廷,声称:吾皇任用千古贤相,颁布青苗和免役等法,宁州民众无不载歌载舞颂扬圣泽。以臣亲眼所见推而论之,可知天下皆然。

王安石大喜过望,将邓绾推荐给皇帝。

神宗问:认识王安石吗?

邓绾答:臣不认识。

神宗说:这是当今的古人。

又问:认识吕惠卿吗?

邓绾答:也不认识。

神宗说:这是当今的贤人。

邓绾退下,去见王安石,两人一见如故。

王安石问:家属也一起来了吗?

邓绾答:匆匆进京,未知所使,不敢俱来。

王安石说:为什么不一起来?我不会让你走。

宰相陈升之和副宰相冯京却决定让邓绾回宁州,只不过由副职晋升为正职。邓绾大为不满,公开发牢骚说:大老远地把我叫来,怎么还让我回去?我不干!

旁边看热闹的人问:那你认为该做什么官?

邓绾说:总得弄个馆职吧!

馆职就是唐宋两代在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等处任职的官员,所选皆天下俊才,一经任命便是名流。众人见他如此不知天高地厚,便问:难道不会是谏官吗?

邓绾说:那也理所当然。

这实在贻笑大方,京师同乡更是羞与为伍。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家伙果然被任命为集贤校理,在馆职中属于中等。于是邓绾便说: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26]

呵呵,小人得志啊!

两个月后,王安石也宣麻拜相。

从此邓绾官运亨通。熙宁四年四月,他成为最高监察机关二把手侍御史知杂事,同时兼任司农寺(国家农委)的负责人。我们知道,司农寺是熙宁变法期间的重要机构,诸如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法都由其制定推行,之前的正副长官分别为吕惠卿和曾布。由于吕惠卿父亲去世必须居丧,王安石便让邓绾接替了吕惠卿。邓绾也没有辜负王安石,上任第一天就弹劾富弼拒不推行青苗法,给了反对派沉重一击。[27]

敦煌61窟壁画中的宋代收割场景。据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王安石很满意。

于是到熙宁五年二月初三,邓绾便代理御史中丞,成为最高监察机关实际长官。这是破例的,因为由知杂事而升任中丞,之前从未有过。事实上,邓绾屡创奇迹:不经考试便由通判而任馆职,半年之后到御史台做秘书长,只用十个月就担任长官。如此平步青云,简直就是坐了直升机。

对此,神宗给出的理由是:邓绾不嫉贤妒能。[28]

但是到熙宁九年十月初五此人被罢免时,皇帝陛下的御批却是:邓绾居心险恶,天性奸诈。论事荐人,都不讲政治规矩。哈,措辞如此严厉,可谓雷霆霹雳。[29]

请问,这又是为什么呢?

直接原因是邓绾的自作聪明。按照正史的说法,这家伙是个投机分子,靠巴结王安石上位,又在王安石罢相后投靠了吕惠卿。只是他没想到,王安石居然回来了。为了将功补过洗刷前嫌,便又成为王雱他们攻击吕惠卿的打手。

可惜邓绾的改换门庭,跟吕惠卿曾经暗地里陷害王安石一样查无实据,正史也只有“邓绾亦弥缝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一句空话。但根据同一史料,邓绾在御史台设专案组对吕惠卿华亭买地一事立案侦查,是王雱指使的。[30]

因此,王雱去世,安石请辞,邓绾便如丧家之犬。利令智昏的他,力劝神宗挽留王安石,乃至出言不逊,还要皇帝赐给王安石一座宅子。结果,不但皇帝龙颜大怒,王安石更是如坐针毡,只好上书弹劾邓绾,请皇帝严惩。

皇帝当然二话不说,将他撵出了御史台。[31]

投机取巧飞黄腾达的邓绾成了过眼烟云,留下的教训却很深刻。我们不禁要问:以王安石之廉洁自律,为什么会看上邓绾?以邓绾之八面玲珑,又怎么会自取灭亡?

这很值得琢磨。

第一个问题似乎不难回答,因为王安石的用人一直遭到诟病,南宋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就有“王安石专用小人”条,名列其中的有邓绾,更少不了吕惠卿。

但是如前所述,吕惠卿恐怕是被污名化了的。他那个买地的事也在熙宁十年正月结案:华亭知县被判处脊杖刺字发配沙门岛(今山东省长岛县),吕惠卿的弟弟吕温卿作为同案犯则只是被贬。据说,温卿是招了的,专案组也掌握了一些线索。不过邓绾倒台,吕家就给温卿送去名叫“绾出汤”的药,办案人员也不再深挖细找,草草了事。 [32]

可惜这并不能说明问题。专案组既然能够因为人事变动而不再追究吕温卿,又岂能保证他们当初不会为了讨好邓绾和王安石刑讯逼供?也只好让那华亭知县去做替罪羊,以此证明帝国一贯正确。真相如何,无人知晓。

显然,这不是冤案,也是疑案。

何况就算吕惠卿和邓绾都是小人,又能怎样?没错,韩琦也好,富弼也罢,还有文彦博和司马光,也许都是正人君子,但也都反对变法。那么请问,王安石是该选择为了做一个所谓好人而放弃改革,还是应该为了变法不拘一格地唯才是举呢?答案恐怕不言而喻吧?

麻烦还在于,无论邓绾或吕惠卿人品如何,王安石自己都是有理想有道德的。因此,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将变法看作道德的事业,也能够以此为标准重新界定小人与君子:凡是拥护变法的都是君子,凡是反对变法的都是小人。

呵呵,两个凡是。

这是一个深刻的错误,错在哪里却只能在讲完司马光的故事之后,到第四章再讨论。实际上,作为践行者,王安石想不了那么多,也顾不上那么多。他只能依靠那些拥护变法的人,不管他们的拥护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是为国为民,还是自私自利。此外,他别无选择。

事实上,变法派成员五花八门,发自内心赞成改革的大有人在。吕惠卿就是。要知道,他参加制置三司条例司工作的时候,一切都还没有头绪,前途也十分渺茫,他其实无利可图。若非真心诚意,他也做不出那么多贡献。至于后来与王安石分手,其实有多种原因,王安石又岂能预料?

何况并非所有人都背叛了王安石。邓绾就没有,他只是做了蠢事。邓绾的愚蠢在于,他居然忘了,大宋的江山从来就姓赵不姓王,真正大权在握的是皇帝。因此,当他为了留住王安石而跟神宗较劲时,自己就给自己判了死刑。

同样,当王安石将政敌和战友都驱逐出朝时,他也自己给自己断了后路。别忘了,赵宋官家历来就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那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威胁到皇权。因此,如果朝中俊杰只有王安石一人硕果仅存,那么对不起,这颗果子就该摘掉,否则皇帝陛下还怎么称孤道寡、君临天下?

看来,邓绾和王安石都犯了同一个错误。

是的,他们都看错了宋神宗。

[26]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十六熙宁三年十月癸亥日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熙宁三年十月辛酉日条。另据(南宋)洪迈《容斋随笔·馆职名存》,馆职分三等,上等叫修撰,中等叫校理,下等叫校勘和检讨。

[27]以上事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二十二熙宁四年四月丁卯日条及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熙宁四年四月戊申日条。曾布同判司农寺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熙宁三年九月戊子朔日条,吕惠卿判司农寺见《宋史·吕惠卿传》,时间当在熙宁二年九月。

[28]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三十熙宁五年二月癸丑日条,《宋史·邓绾传》。

[29]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戊子日条。

[30]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十月庚寅日条。

[31]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戊子日与壬辰日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九年十月戊子日条。

[32]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八十熙宁十年正月戊寅日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