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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禅宗兴起》第一章 拜占庭 流放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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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斯比希拉克略更难。

新皇帝是在文成公主进藏那年(公元641年,大唐贞观十五年)开始执政的。这时,帝国的领土早在阿拉伯人的铁蹄下一片片沦丧。从波斯人那里收复失地仅仅六年,忠于安拉的穆斯林军队就杀声震天地冲了过来。耶路撒冷和叙利亚相继沦陷,被俘的帝国长官甚至还被缝进了死骆驼中。

阿拉伯人的迅速崛起是下一章要讲的事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没有让人左右为难的基督。作为严格的一神教,伊斯兰明确宣称先知穆罕默德是人不是神。唯一的神是安拉,穆罕默德只是安拉的使者。因此,穆斯林并不会去争论先知究竟有两种本性还是只有一种。也因此,他们可以一心一意秉承安拉的意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希拉克略却只能徒呼奈何地听任教士们唇枪舌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土次第沦入敌手。他去世后九个月,亚历山大城也向穆斯林军队举起了降旗。那可是拜占庭最富庶的商业中心,希腊文化的重镇和基督教世界的首府啊!

帝国到了这步田地,教士们却还在那里不识大体地喋喋不休,这实在让皇帝陛下寒心和恼怒。公元648年,已经即位七年的君士坦斯发布诏令,禁止再讨论基督的本性和意志问题,违者将受到体罚、监禁甚至流放。

君士坦斯的这一决定多半是想釜底抽薪,没想到实际效果却是火上浇油。诏令发布第二年,罗马教省和西部地区就反了,而且带头人就是教皇马丁一世(Martin Ⅰ)。

这当然很严重。

我们知道,基督教是有着严密组织机构的。他们的教务行政区叫教区,大的教区叫教省。教区的主管叫主教,教省的叫大主教,首都或大都会的叫都主教,最高级别的叫宗主教(Patriarch,东正教称为牧首)。所谓教皇,其实就是罗马城主教、罗马教省都主教和西部地区宗主教。

罗马主教当然不是唯一的宗主教,却因为西罗马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Valentinianus Ⅲ)的一纸文书而得以自封为教会最高首脑,以后又被西方教会逐渐接受为普世最高主教,因此称为Papa(父亲),汉译教皇。[2]

不过,当时的罗马教皇虽然由选举产生,依照惯例却仍然需要罗马皇帝认可,哪怕这罗马其实是拜占庭。然而在公元649年,也就是君士坦斯发布诏令的第二年,罗马城的神职人员公然罔顾东罗马皇帝的权威,自说自话地就让马丁接手了去世教皇的职务,并开始行使职权。

马丁也当仁不让,三个月后便召开了主教会议。105名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和非洲的主教齐聚一堂,共同声讨并谴责一性派和一志论。马丁让人把会议情形画成了壁画,还给君士坦斯写了一封公开信。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将决议呈送皇帝陛下御览,并同时将其副本传遍全国。

拜占庭索利多金币,直径20毫米,厚1毫米,重4.37克。正面为君士坦斯二世像。这位流放了教皇的拜占庭皇帝,数年后又下令处死同胞兄弟狄奥多西,就此众叛亲离。君士坦斯被暗杀后,他的儿子君士坦丁四世即位。

显然,这无异于挑衅,甚至摊牌。

这时的君士坦斯还不到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因此尽管马丁在信中表达了对帝国元首的忠诚,年轻的陛下仍然怒不可遏。在经历了一系列噩梦般的折腾后,躺在病床上的教皇还是被蛮不讲理的武夫们押解到君士坦丁堡,并在单独监禁三个月后被送上了帝国法庭的被告席。

罪名却是叛国。

教皇坦然地面对审判。他甚至建议证人们在出庭时不必宣誓说真话,这样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信口开河。他也赞扬了操办此事的人。他们是那样地敬业和专业,以至于每个程序都中规中矩,显然经过了认真和有效的排练。

走完法定程序之后,教皇被带到宫中的庭院,剥去法衣接受鞭挞。年轻的皇帝在阳台上观看了全过程,然后将死刑判决改为流放。武则天被立为皇后那年,也就是公元655年的9月,前教皇死在了黑海以北的克里米亚(Crimea),那地方对于曾经的文明中心罗马来说真可谓地老天荒。

马丁在流放地只存活了两年,他当然没有看到君士坦斯最后的下场。此君在高句丽灭亡那年(668)被臣属谋杀在浴室里,距离他流放马丁是十五年。

但,作为背上叛国罪名的殉道者,马丁却看到了世态的炎凉。他的职位很快就被拜占庭皇帝可以接受的人继承,原先跟他并肩作战的主教们也不再关心他的痛痒,仿佛他早已在地球上消失。据马丁自己在临终前说,那些人把他遗忘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根本就不想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

孤独的马丁只好孤独地死去。

很难谴责主教们的冷漠无情。毕竟,马丁可以赴死,教会却要存活。这就不能跟君士坦丁堡弄得太僵,同时又必须保持罗马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这样的平衡木并不好走。

因此,当君士坦斯决意置马丁于死地,甚至不惜诬陷他勾结阿拉伯人时,罗马教会便不得不做出让步。这不仅因为他们在名义上还是拜占庭帝国的臣民,也因为基督教世界已经四分五裂,东方教会并不跟他们同心同德。

事实上,当时的宗主教有五个,排名为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Antioch)和耶路撒冷,后面四个宗主教的辖区都在东方——小亚细亚、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尽管东方四大教区之间也有意见分歧,但在文化传统等方面与西方更有隔阂,这不能不让罗马感到压力。[3]

与君士坦丁堡,矛盾就更多。

其实,自从迁都以后,罗马与君士坦丁堡的关系就一直非常微妙,而且这种微妙跟唐代的长安和洛阳不同。洛阳只是陪都,罗马却是废都。这个曾经的世界中心已经由百万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沦落为只有几万人的小城,而且饱受摧残和蹂躏。它那往日的辉煌都被埋在了废墟之中,只剩下无数的冤魂在暗夜呻吟,在天空徘徊。

幸亏还有教会。

的确,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城的威望、秩序甚至市民的生存,都只能靠教会来维持。教皇实际上承担了罗马皇帝的责任,远在天边的皇帝则既派不出一兵一卒,又掏不出一分一厘。那么请问,他又凭什么对罗马指手画脚?

显然,曾经的文明中心罗马虽然自知再也无法成为帝国的政治首都,却不能不力保宗教首都的地位。而且在罗马主教看来,他们作为耶稣大弟子圣彼得的继承人,原本就应该享有这样的崇高地位和绝对权威。[4]

相反,东部教会则始终处于拜占庭皇帝的控制之下。这些君主原本是俗人,却居然主持召开宗教会议,任命主教和惩罚教士。如此将教俗两界的权力集于一身,本身就让人无法容忍。如果他还要自命为上帝的代言人,让君士坦丁堡取代罗马的地位,那就更不能接受。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也是罗马的底线。[5]

罗马必须说不,也有资格说不。

也许,这就是马丁要惹是生非的原因。换句话说,罗马教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感到,绝不能把对教义的解释权让渡给拜占庭皇帝,更必须用三位一体的正统观念来统一基督教世界的思想和信仰,非如此不能捍卫教会的、同时也是上帝的权威和尊严。

因此,尽管这一次罗马教会在人事上做了让步,但教权与皇权之争不会停止,西部和东部则终有一别。也因此,当拜占庭皇帝再一次粗暴干预宗教事务,试图将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时,新的风暴就会掀起。

[2]公元445年,罗马主教利奥一世(LeoⅠ)由于在“上帝之鞭”阿提拉手中拯救了罗马城,因此让西罗马皇帝瓦伦丁尼发布了授予罗马主教特权的诏令,历史上一般以此作为教皇之始。

[3]以上排名根据《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决议》,请参看刘新利《基督教历史十二讲》。但也有人认为阿提拉排名第二,亚历山大里亚排名第三,请参看王美秀等《基督教史》。

[4]罗马教皇居五大宗主教之首,一个重要的理由就在于他们是圣彼得的传人,而圣彼得则在十二使徒中排名第一。

[5]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