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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安史之乱》第四章 走向沉沦 朝臣内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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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割据的同时,朝臣们在窝里斗。

斗争是激烈的。从宪宗到宣宗的半个世纪中,除少数洁身自好或人微言轻者外,朝臣泾渭般地分为两大派系(当时的说法叫朋党),各自拉帮结伙,彼此互不相让。如果牵涉到人事安排,更不惜在御前会议上脸红脖子粗。

比如开成三年(838)正月的某日。

本次会议讨论的,是一位被贬官员的工作安排。这时的皇帝是文宗。由于反抗宦官乱政失败,他实际上已成为模范监狱中的体面囚徒,因此一开始就按照某派系与宦官达成的共识提出:某某贬到外地好几年了,给个官位吧![18]

另一派系的宰相郑覃(读如谈)立即亮出红牌:陛下可怜他,就让他移动几百里。如果要提拔,臣申请让位!

郑覃的同伙也说:那家伙专搞派系,是小人。

对立面则说:做事要公道,不能讲个人好恶!

文宗也说:给个刺史还是可以的。

郑覃却说:顶多让他做洪州司马。

洪州在今江西省南昌市,距离长安三千里,而且那人原本就是衡州(今湖南省衡阳市)的司马。衡州司马调任洪州司马,只不过从中州调到了大州,保他的人当然不干。于是两派在皇帝面前吵成一锅粥,互相攻击,不可开交。

退朝后,文宗问身边人:宰相这样,像话吗?

身边人说:是不像话,但郑覃他们也是一片忠心。[19]

文宗没有再说什么,也无话可说。他早已领教了两派的势同水火和意气用事,以及自己的无能为力,因此曾经不无感慨地说:消灭朝中派系,比消灭河北叛贼还难。[20]

朝臣们却不承认这一点。

有一次,宪宗皇帝问:派系斗争这么严重,为什么?

宰相李绛回答说:因为历朝历代的帝王,最痛恨的就是派系斗争。因此,小人要攻击君子,就说他们搞派系。派系这东西,说起来可恶,查起来没影,最方便用来整人。何况君子和君子,本来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难道一定要让君子和小人苟且在一起,才叫没有派系吗?[21]

结论是:没有派系斗争,只有君子小人。

或者说,君子在一起叫同道,小人在一起叫朋党。[22]

这话听起来似乎在理,实际操作却很困难。至少,我们无法分辨当时的两派,究竟谁是君子,谁是小人,甚至不能通过对无辜者的同情心来进行判断。因为在唐文宗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之后不久,两派的领军人物都被打压排挤出京,而且一贬再贬,罪名则都是莫须有。[23]

同样,我们也很难指控那些实施排挤诬陷的人,因为他们以反对宦官乱政为己任,而且为此献出了生命。何况如果这几个是小人,岂非证明受打压的是君子?都是君子,又为什么要弄得势不两立,你死我活?讲不通吧?[24]

君子小人论,可以休矣!

但,朝臣分为两派却是事实。比如李绛,就跟另一位宰相李吉甫是死对头。吉甫主张什么,他就反对什么。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跟李宗闵、牛僧孺又是死对头。前面所说郑覃要打压的那个被贬官员,就是李宗闵。所以,中晚唐的派系斗争,便又叫“二李党争”或“牛李党争”。 [25]

牛僧孺和李德裕都不是小人。前者拜相,是因为唐穆宗意外发现他是拒绝贿赂的清官。后者则在得势之后,不顾唐武宗的意愿,顶着宦官仇士良的压力,竭尽全力为自己的政治对手请命,终于在刀下救回了两位前任宰相的性命。[26]

那么,两派窝里斗,又是为什么呢?

与藩镇有关,与出身也有关。李德裕和郑覃代表着北朝以来延续数百年的关东世族,牛僧孺和李宗闵一派则多半是进士出身的科举官员。在对待藩镇和外族(主要是吐蕃)的问题上,前者持强硬态度,后者主张和平解决。[27]

换句话说,世族系是鹰派,科举系是鸽派。

政见加门户,当然针锋相对。世族系甚至恨不得废了进士科的考试,只留下明经科。郑覃就对文宗说:官员有能力就行,何必还要才艺?陈后主和隋炀帝倒是文采斐然,结果国破家亡。进士也一样,轻浮浅薄,不堪重用。

文宗弱弱地说:也不能一概而论吧?轻薄的人未必都是进士出身,科举官员中也有敦厚的。再说了,进士科的设立已经二百年,总不能说废就废。

郑覃说:那也不能太抬举。[28]

呵呵!态度如此强硬,底气从何而来?

宦官。

没有证据表明,郑覃与宦官有什么勾连。但朝臣的派系与宦官的帮派,则大约确有瓜葛。主战的世族系李吉甫一派在宪宗朝得势,就不仅因为宪宗皇帝要遏制藩镇,也因为宦官头子吐突承璀(读如崔)是鹰派。相反,当宪宗皇帝和吐突承璀死于非命,皇帝和宦官头子都换了人时,用兵就变成了裁军,掌权的也变成科举系的李宗闵和牛僧孺了。[29]

此后的发展同样令人沮丧。杀了吐突承璀的宦官王守澄也被杀掉,把持内廷的是专横跋扈的仇士良。结果,李宗闵和牛僧孺都被贬到千里之外,李德裕则再次拜相,直至官居太尉,封卫国公,达到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两派势力的消长,几乎与宦官头子的更换同步。

但,要说政局完全由宦官左右,皇帝和朝臣不过傀儡和演员,则未免言过其实。要知道,势焰熏天如仇士良,后来也遭到李德裕抵制,并因为感到恐惧而申请退休。[30]

进行道德批判就更没有必要。事实上, 不管人们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都得承认宦官是长安政界的组成部分。一个顺理成章和毋庸置疑的结论是:官员如果不跟宦官进行广泛的接触,达成某种幕后的和解默契,就将一事无成。[31]

何况皇帝也并非无所作为。宣宗听政第二天,李德裕就被免去相职,而且一贬再贬。最后,由于制造冤案的丑闻东窗事发,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也就是在今天的海南省琼山市做管民政的小吏,级别从八品下。[32]

这可真是一跟头栽到底。

想当时李德裕在崖州恐怕悲愤满腔。据说,在他常常登临的望阙亭上留下了这样一首诗: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归去,百匝千遭绕郡城。[33]

的确,他是回不去了。

不可能再回长安的李德裕在崖州孤独地走来走去,有次走到一座禅院,看见内壁挂着十几个葫芦。于是他问:方丈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可以救救弟子么?

方丈一声长叹:哪里是什么药,是骨灰。这些人,都是太尉您当年为了泄私愤,贬死在这里的。

李德裕闻言,怅然若失,心痛如绞。

当晚,他与世长辞。[34]

此后没过多久,由于内廷的宦官不再发生冲突,也不再与外朝的大臣分别勾连,朝中派系也在宣宗去世之后自行解体烟消云散。只不过,那时离亡国已经不算太远。

如此看来,闹得沸沸扬扬,前后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派系斗争,其实无聊透顶。原本应该成为帝国中流砥柱的士大夫阶级,除了充当宦官的应声虫和附属品,便只能在结党营私和钩心斗角中发挥聪明才智,结果不但扼杀人才,而且消耗国力。因此,当内讧终于结束时,能够改变国家命运的内部力量已经荡然无存。虚弱衰朽的王朝甚至没有力气为自己挖一个坟墓,只能依靠外来力量合上棺盖。[35]

[18]模范监狱罪囚,是陈寅恪先生的比喻,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

[19]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开成三年正月条。

[20]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太和八年十一月条。

[21]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九元和八年十月条,参看《新唐书·李绛传》。

[22]宰相裴度就对宪宗说过这样的话,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元和十三年十二月条。司马光更是大发议论,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太和八年十一月条。

[23]受排挤的两派领军人物是李德裕和李宗闵,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太和九年四月条、六月条、七月条。

[24]排挤李德裕、李宗闵的,是在“甘露之变”中受难的李训和郑注,《新唐书》李训、郑注的合传史臣赞,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太和九年十一月条的评论,都认为李训、郑注是小人。陈寅恪先生则认为李训实为天下奇才,比起那些甘为宦官附属品的两派士大夫来,固有不同矣。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

[25]党争是当时的说法,现在看来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实际上党争的“党”不是政党(parties),而是朋党,也就是利益一致或意气相投的帮派和团伙,称为派系(factions)更加准确。他们的斗争在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德裕登上政治舞台之前就已经开始,因此本书不采用“牛李党争”或“二李党争”的传统说法。

[26]唐穆宗长庆三年正月,某贪腐案东窗事发。皇帝亲自调阅案卷,发现该官员的私人账本上有记录:某年某月某日,送户部侍郎牛僧孺钱千万,牛僧孺不收。唐穆宗大喜过望说:我没有看错人。于是任命牛僧孺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事见两《唐书》之牛僧孺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长庆三年正月条、三月条。李德裕救人一事,见《新唐书·李德裕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会昌元年三月条。

[27]对此,傅乐成先生《中国通史》有简单明了的概述,请参看。

[28]见两《唐书》之郑覃传。

[29]李宗闵就是在吐突承璀掌权时得罪李吉甫和李德裕父子的。李绛处处与李吉甫作对,据说也因为他看不起李吉甫与吐突承璀内外勾结,朋比为奸(见两《唐书》之李绛传)。但旧史的这种道德立场其实靠不住。王仲荦先生即认为,当时有人吹捧李绛,往往言过其实。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也有倾向性。二李的是非曲直尚待商榷,不见得李绛一定很对,李吉甫一定是错。请参看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30]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称:外朝士大夫朋党之动态即内廷阉寺党派之反影。内廷阉寺为主动,外朝士大夫为被动。傅乐成先生《中国通史》称:这段期间的政治中心是宦官,整个外朝不论牛党李党,都是政治上的二等角色。本书不完全赞同。

[31]请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32]据《新唐书·宣宗纪》。《旧唐书·地理志四》,崖州为下州。据《旧唐书·职官志三》,下州司户参军从八品下。

[33]见李德裕《登崖州城作》。此诗的另一版本是: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34]以上见《唐语林》卷七。

[35]本段除引用陈寅恪先生观点外,亦引用(日本)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之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