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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隋唐定局》第五章 世界帝国 高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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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07年,有一位名叫小野妹子的日本大使率团来到中国,向中国皇帝递交了国书。国书可能是执政的圣德太子起草的,但很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外交意愿——推古女皇和日本国希望能够与中华帝国平等交往。因此,国书开篇的问候语便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中国皇帝阅后大为不快。

不快简直就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皇帝看来,世界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大中华;天下也只有一个天子,那就是他自己。天无二日,人无二君,什么时候又冒出另一个,还公然自称旭日东升,视我中华为日薄西山?万幸的是,中国皇帝并不知道当时的日皇是个女人,否则真要气晕过去。

即便如此,国书仍然成为一个事件。[1]

当然,这位中国皇帝也很清楚,自己对于远在天边的那蕞尔岛夷其实鞭长莫及,已经看过的国书也不方便再退还给来使,便只好吩咐鸿胪寺(外交部)官员:以后再遇到这种不识好歹不懂礼貌的蛮夷,不要让朕知道。

这位中国皇帝就是杨广。

然而在第二年的三月十八日,皇帝陛下还是很大度地接见了小野妹子一行,只不过让他们跟东南亚的赤土等国使节站在一起。四月,隋炀帝又派出十三人的使团,取道朝鲜半岛南部出使日本,带去了中华皇帝的亲切问候。[2]

小野妹子大喜过望。

不能确定隋炀帝当时是怎么想的。也许,他并没把日本太当回事。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是要把日本和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等国都变成统战对象,以远交近攻的策略对付高句丽(句读如勾,高句丽也写作高勾丽)。[3]

高句丽是大隋帝国的肉中刺。早在十年前,也就是开皇十八年(598)的六月,隋文帝就曾任命皇五子汉王杨琼为统帅,率领水陆两路三十万大军出征辽东,开启了隋唐两代多次讨伐高句丽的战端。结果,劳师远征的隋军得不偿失损失惨重,活着回来的人最多十之一二。

只有杨广因祸得福。征讨高句丽的失败被归咎于随军的宰相高颎,尽管高颎原本反对这次军事行动。然而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说,高颎的下台意味着帝国的大政方针发生了重大转变,皇太子也就顺理成章地由杨勇变成了杨广。

既然如此,杨广即位以后,当然要将关中本位政策调整为对外扩张征服世界的新路线,也一定会继承父皇的遗志讨伐高句丽,甚至不惜倾全国之力。结果,却是接二连三地惨遭失败,反隋的斗争则在反战的歌声中爆发。[4]

隋炀帝其实是栽在高句丽上的。

奇怪的是,即位后时时处处以隋为鉴的唐太宗,在高句丽问题上却与隋炀帝高度一致:一样的御驾亲征,一样的不听劝阻,一样的接连失败。唯一的区别,是唐太宗曾经表示过后悔。他说,如果魏徵还在,一定会拦住朕的。[5]

但是这又怎么样呢?说完这话,又继续东征了。高宗李治继位以后也是如此。直到总章元年(668)攻破平壤,彻底灭亡高句丽才算了事。也就是说,两朝四代中华皇帝都视高句丽为心腹之患,必欲灭之而后快,岂不怪哉?

这就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高句丽。

隋唐时期的高句丽,跟五代时期由王建在公元918年建立的高丽并不是一回事,尽管前者在历史上和正史中也被称为高丽,但那多半是一种习惯性的简称。实际上,一直要到大唐灭亡之后,高丽王朝才建国,那才真是高丽。[6]

所以,我们还是管前者叫高句丽为好。

高句丽人最早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西汉末年建国时定都于今天的吉林省集安市,行政区划归属于玄菟郡,民族分类属于濊貊(读如畏陌)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自强不息的高句丽人不断发展壮大,并在北魏拓跋焘和南朝刘义隆的时代迁都平壤,成为朝鲜半岛鼎立的三国之一。[7]

另外两国,是百济和新罗。

百济和新罗是朝鲜半岛南部韩人建立的国家。韩人最早分为三支:马韩、辰韩、弁韩,号称三韩。之后,马韩建立了百济,辰韩建立了新罗,弁韩建立了金官。这是朝鲜半岛南部最早的三国。高句丽南下之后,新罗也兼并了金官,朝鲜半岛鼎立的三国就变成了高句丽、百济和新罗。[8]

百济在西南,新罗在东南,高句丽在北。

三国当中,高句丽受中华影响最大,文明程度最高,综合国力最强,处境也最微妙。东边的南朝和北朝,南边的新罗和百济,西边的日本,北边的靺鞨(读如末合)、室韦、契丹和突厥,都不是什么好相处的邻居。当然,高句丽自己并不省油,他们对东亚地区的霸权也觊觎已久。

因此,中国南北对峙之时,朝鲜半岛同样热闹非凡。大体上说,是高句丽联合新罗,百济勾结日本,在半岛长时间问鼎逐鹿征伐不已,一如春秋战国时的中华。

这就不但要打军事战,也要打外交战。

于是,高句丽、新罗、百济和日本,都争相与中华建立各种关系,甚至同时向南北两朝示好。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也都不但来者不拒,而且尽量阻止对方与他方往来。高句丽与新罗、百济、日本也一样,全都希望这种联盟关系能够具有排他性。两朝三国一倭,构成东亚波诡云谲的画面。

公平地说,这里面没有道德问题和正义与否。无论南朝北朝,还是半岛三国,都是受利益的驱动,打的也都是如意算盘,即都希望对方长期分裂,自己一统江山。

隋文帝灭陈,却把平衡打破了。

首先感到不安的是高句丽。作为好不容易才独立出来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跟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帝国接壤,绝不会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如果对方还跟南边的新罗或百济联手,自己面临的就将是灭顶之灾。

利用中华帝国动荡分裂之机干他一票的时代过去了。腹背受敌的高句丽必须找到同盟军,救亡图存。

他们想到了东突厥。

大业三年(607)六月,隋炀帝巡幸塞北,高句丽的使者也到了那里。启民可汗不敢隐瞒,向皇帝如实汇报。隋炀帝立即警觉起来:高句丽如果当真联盟东突厥,再裹胁契丹和靺鞨之众,势必成为帝国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9]

这颗定时炸弹必须排除。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隋炀帝为什么突然对“不懂礼貌”的日本使团转变了态度。事实上,小野妹子递交国书正在这一年,隋炀帝遣使回访则在第二年四月。而且,也就在得知高句丽的动向后,隋炀帝杀了高颎。[10]

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做的高句丽,则铁定地成为中华帝国的眼中钉。公元668年,也就是新罗依靠大唐兼并百济的八年之后,高句丽也被大唐联合新罗而灭亡。这时,唐高宗已经因病休假不问政事,执掌朝政的是皇后武则天。

武则天就更不会含糊了,她什么时候心慈手软过?

在百济和高句丽灭亡之日,不知有没有人想到过他们的历史功绩。要知道,佛教就是先由前秦传入高句丽,又从高句丽传到新罗的。百济更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通道。日本人学会使用汉字,后来又借此创造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就因为百济博士王仁把《论语》和《千字文》带到了日本。[11]

毫无疑问,两国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可以说,没有百济和高句丽,就不会有以汉字为载体的东亚文明圈。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也不该忘记他们。

高句丽和百济永垂不朽!

[1]其实,这时的日本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文明的国家,《隋书·倭国传》称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和百济都以日本为大国,执政的圣德太子年轻有为,跟隋炀帝一样很有文化素养。但 《隋书》将日本国书的措辞和炀帝的反应都郑重其事地记录在案,说明当时隋人对此十分在意。后来隋帝国大使赴日,又发生了所谓“国书被劫”事件,更能说明这一点。详见袁刚《隋炀帝传》。

[2]这段历史诸家说法有异,本书采信袁刚《隋炀帝传》的说法,同时请参看《隋书·倭国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

[3]实际上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知之甚少,获得的情报也相当皮毛,甚至乖谬。比如隋文帝得到的信息便是: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因此天不亮就办公,太阳一出来就下朝,声称要将政务交给太阳弟弟处理。隋文帝认为这“太无义理”,于是以世界之王的口气下达训令让日本人改正。见《隋书·倭国传》。

[4]隋炀帝三次征讨高句丽,其劳民伤财的程度超出了人民群众的忍受极限,起义在《无向辽东浪死歌》中爆发。隋炀帝不思悔改,又北巡突厥,结果被困雁门。从此帝国和炀帝都一蹶不振,直至灭亡。

[5]见《新唐书·魏徵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

[6]邱久荣撰《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民族卷》高句丽条称:“北齐废帝乾明元年(560)封其王为高丽王,自此称高丽。”实际上,此前早已有人称高句丽为高丽,如《魏书·高句丽传》载北魏世宗宣武帝元恪接见高句丽使者,双方均称高句丽为高丽。但其王的封号仍为高句丽王。可知高丽实为当时高句丽的习惯性简称。另请参看《北史·高丽传》、《隋书·高丽传》。

[7]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民族卷》。

[8]见《后汉书·东夷传》,《三国志·东夷传》,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

[9]事见《隋书·裴矩传》。以上各段描述参考了袁刚《隋炀帝传》。

[10]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但《资治通鉴》没有记载启民可汗向隋炀帝汇报高句丽来使一事。据隋炀帝北巡突厥行程,高颎之死应该在此之后。

[11]佛教从前秦传入高句丽是在东晋咸安二年(372),《论语》从百济传入日本是在西晋太康六年(285),根据汉字草书偏旁创造平假名的是学问僧空海,根据汉字楷书偏旁创造片假名的是留学生吉备真备。见王仲荦《隋唐五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