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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青春志》第三章 战士 难言宋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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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温文尔雅绅士风度慈悲为怀的宋襄公,又似乎并不是什么善类。我们知道,殷商用活人做牺牲品的制度虽然被周人废除,春秋时期却仍有一位子爵因此被杀——他被另外几个国君杀了来祭祀社神。此事在当时,恐怕是遭了恶评的。《左传》的态度,便明显地不以为然。[17]

这起血案的主谋,就是宋襄公。

看来,宋襄公也不是什么“人道主义者”,更非君子。

没错,宋襄公是所谓“亡国之余”,难免念念不忘殷商的传统。但宋国大夫子鱼同样是殷商的“残渣余孽”,却完全不赞同襄公的做法。这位大夫在襄公执政的十四年间,几乎一直充当着“反对党”。曹之盟,宋襄公要杀鄫国国君祭祀社神,他反对;泓之战,宋襄公坚持所谓“不鼓不成列”,他反对;鲁僖公十九年的围曹,二十二年的伐郑,他当然也都反对。因为襄公的所作所为,其实都只有一个动机,那就是称霸中原。这在子鱼看来,无异于痴心妄想。他曾经无奈地说:国君的野心也太大了,小小宋国怎么承受得了啊![18]

事实证明,子鱼是对的。

泓之战的前一年(前639),宋襄公大会诸侯,希望那些依附楚国的国家改换门庭,奉自己为盟主。楚人虽然肚子里冷笑,却也装模作样地表示同意。于是到了秋天,襄公便再次大会诸侯,准备扎扎实实过一把老大的瘾。

对于这件事,子鱼当然也是反对的。反对无效,便建议襄公带着部队去。谁知宋襄公的书呆子气又发作了,或者认为江湖老大更应该像个君子。他说,我们讲好了谁都不带兵的。我提出的规矩,我怎么能破坏?

结果,宋襄公被楚人俘虏。[19]

这时的襄公,倒是头脑清醒了。他很清楚,能救宋国的只有子鱼。实际上子鱼原本也是可以做宋国国君的。他是襄公同父异母的哥哥,因为庶出而不能立为太子。宋桓公病重时,当时还是太子的襄公曾经建议父亲传位于子鱼,因为子鱼既年长,又仁义。桓公表示认同。子鱼听说,立即飞快地跑开。他说:弟弟能把君位都让出来,还有比这更仁义的吗?

襄公这才成为国君。[20]

此刻,做了俘虏的宋襄公便托国于子鱼。襄公说:哥呀,快回去镇守国家吧!这个国家,就是哥哥你的。寡人是因为不听忠言,才落得这个下场啊!

子鱼则说:君上就算不讲这话,国家也是臣的。于是立即回国加强战备。宋国国人也同心同德,准备迎接楚人的进攻。楚人传话给宋人:不妥协,就杀了你们的国君。宋人则说:抱歉!承蒙列祖列宗保佑,我们有国君了。楚人要挟不成,只好放了襄公。襄公自由后,就跑到卫国,准备在那里度过余生。子鱼说,这个国家,臣是为君上镇守的,君上为什么不回来呢?便把襄公接回国来。

这个感人的故事,记载在《公羊传》,司马迁的《史记》没有采信,因此是否可靠不得而知。而且回国以后的宋襄公,也并没有接受教训,第二年又自不量力地去讨伐楚的同盟郑国,并与楚军战于泓水,受伤而死。

但,《公羊传》的故事如果可靠,那么襄公和子鱼,就堪称当时最好的君臣和兄弟。

至少,是之一。

这很重要。因为在周代,甚至在整个中国古代,君臣都是最重要的关系,君臣之义也是最大的义。在春秋时期,它甚至是不分国别的。因此即便在战争中,外邦的臣子见了敌方的君主,也得恪守臣礼,让他三分。

实际上这个规则也得到了遵守和执行。比如在鄢陵之战中,晋国的下军统帅韩厥和新军副帅郤至,都有机会俘虏楚的同盟国国君郑成公,但他们都放弃了,因为不能让一国之君受辱。郑成公的侍卫长则让武艺更高强的驾驶员留在车上护驾,自己冲进敌阵,掩护国君撤退,终于战斗而死。[21]

这才是周的战士。对于他们来说,做一个好臣子,是比做一个好战士更重要的事情。或者说,一个好的战士,首先得是好的人臣。当然,一个好的统帅,也首先得是好的人君。不了解这一点,就看不懂周人的风采和风范。

[17]事见《左传·僖公十九年》。

[18]见《左传·僖公二十一年》。

[19]请参看《公羊传·僖公二十一年》。

[20]事见《左传·僖公八年》。

[21]事见《左传·成公十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