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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第六章 根本所在 无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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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跟西方相反。

没错,华夏民族也有理性,但不是科学理性,而是道德理性或伦理理性。这种理性认为,人类天然地就是“群体的存在物”。群体是先于个体的,也是高于个体的。没有群体就没有个体,就算存在也没有价值。个体存在的价值、意义和任务,就是在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恪守本分,作出贡献。因此,面对他人,要克制自己,叫“克己复礼”;面对自己,则要融入集体,叫“天伦之乐”。

显然,我们的忧与乐,都是群体和群体性的。是啊,想那天下原本属于圣上,它的兴亡干我等草民屁事,为什么要事事关心?只因为家国一旦沦亡,就没了安身立命之本,也就会累累如丧家之犬,惶惶然不可终日,这才性命攸关。

实际上,事事关心也好,匹夫有责也罢,我们最担忧的就是群的解体。因此中国人的忧患不是忧天,而是“上忧其君下忧其民”。同时也乐观,相信“天不会塌下来”,也不能塌下来。天是“人之父母”,如果塌了,奈苍生何?

老天有眼,当然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欺”,却又是“很必要的自欺”。无此自欺,内心就会崩溃。何况谁都清楚,那只是心理安慰和精神支持。天下的太平和社会的稳定,落到实处还得靠士农工商军民人等,靠大家心往一处想。老天爷其实靠不住,宗教和神就更不靠谱。

必须“以人为本”。中华文明的第一种精神产生了。

这就是“人本精神”。

中华文明也有人本精神吗?有,但与西方不同。西方在古希腊时就是“人本”,却又在中世纪变成了“神本”,这才需要文艺复兴,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到“人本”。我们的人本精神则是相对于商的。商神本,周人本,如此而已。

但更重要的,是“人”不同。

西人是个体的、独立的、自由的,华人则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维系群体,靠的是宗法制度、礼乐教化和血缘关系。我们相信,所有人都是“人生父母养”,所有人也都“未敢忘忧国”。因此,重莫大于孝,高莫大于忠,哀莫大于心死,乱莫大于犯上。任何时候,稳定都压倒一切。

然而《周易》说过,世界永远在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何况长翅膀原本为了飞翔,岂能不动?要动,又要稳,就只能盘旋。要变,又不能乱,则只能变成太极图。

太极图是什么?阴阳二极的内循环或窝里斗。它们可以旋转,可以消长,可以起伏,还可以互换,但不能出圈。至于那“二极”,可以是礼与乐、儒与道、官与民、出与入,等等等等。但总之,是人不是神。

也因此,要礼乐,不要宗教。

礼乐是从巫术演变而来的。前面说过,进入国家时代以后,原始时代的图腾和巫术都得变。巫术在印度变成了宗教,在希腊变成了科学,在中国变成了礼乐。图腾在埃及变成了神,在罗马变成了法,在中国则变成了祖宗(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只不过,这一变化绕了一个弯:夏把图腾变成了祖宗,商把祖宗变成了神,周又把神变成了圣。

神变成圣,宗教的发生就没了可能。

是的,没有可能。因为圣是人,不是神。圣人崇拜是人的崇拜,不是神的崇拜。何况周人之所以要圣,就因为不想要神。因此,我们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宗教,哪怕人神共处,或者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中华文明,注定只能是“无神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