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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国家》第四章 谢绝宗教 没有国界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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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印度。

有着庄严肃穆之圣山(喜马拉雅)、奔流不息之圣河(恒河)的印度,似乎命中注定要成为宗教大国。因为那里有太多神秘和不可思议,太多西方闻所未闻,中国绝不会有,其他民族也完全无法想象的东西。

比如种姓制度。

种姓是印度的土特产,梵语叫“瓦尔那”,意思是颜色或品质。这是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半岛后,以征服者的身份建立起来的制度。按照他们的逻辑,雅利安人皮肤白皙,因此品质优秀种族高贵;被征服的土著肤色较深,因此品质低劣种族卑贱。种族再加职业就叫种姓,一共分为四个等级。

第一等级婆罗门,即祭司和僧侣。

第二等级刹帝利,即国王和武士。

第三等级吠舍,即平民,包括商人。

第四等级首陀罗,即奴隶和被征服者。

此外还有“旃荼罗”,也就是贱民,是“不可接触者”,比首陀罗地位还低。

种姓与生俱来,世袭不变;种姓之间则壁垒森严,严禁通婚。制度最严的时候,一个“贱民”如果不小心被高级种姓的人看见,就得躲起来自杀谢罪。

这是典型的不平等制度。

为这种制度提供思想武器、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持的,是婆罗门教。唱对台戏的,则是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佛,就是“觉悟者”;耆那,就是“胜利者”;锡克,就是“学习者”。他们也都是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的“反对者”。

是啊,佛性常在,众生平等,每个人的血都是红的,为什么要分等级?神在乎的只是你的“觉悟”、你的“胜利”、你的“学习”,而不是你的“出身”。[8]

自由平等的旗帜,终于被高高举起。

佛教和耆那教创立之日,也正是孔子大讲仁爱之时。但到中国的西晋变成东晋那会儿,改革后的新婆罗门教(印度教),却在笈多王朝的大力支持下勃然复兴,以压倒性优势卷土重来,最后变成印度共和国的第一宗教。

这又是为什么?

道理也很简单:孔雀王朝灭亡后一千多年间,印度半岛北部饱受外族的侵略和蹂躏。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催生了雅利安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这是需要宗教力量的。慈悲为怀的佛教,苦行主义的耆那,显然都不合时宜。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只有雅利安色彩浓厚鲜明的婆罗门。

身份认同,同样重要。

比如犹太。

如果说印度人面对的是苦恼,那么犹太人面对的就是苦难。没有哪个民族像他们那样灾难深重,一次次妻离子散,一次次国破家亡。也许,只有耶路撒冷第二圣殿遗址上的那座哭墙,才知道他们流过多少泪水。[9]

事实上,犹太教的真正创立,就在他们集体受难之时。公元前586年,也就是释迦牟尼出生前二十年,中国春秋的楚共王讨伐郑国那年,耶路撒冷被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夷平。从国王、贵族、祭司到工匠,上万犹太人被戴上手铐脚镣掳往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

这就太需要救世主,也太需要认同感了。《旧约》的前五篇,即所谓“摩西五书”,就是在这个时候由他们的先知整理编写出来的。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奇迹:不可胜数的弱小民族一旦国家灭亡、人员流散,就再也不可能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唯独犹太人,即便再流亡一千八百年,也依然会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

现在,我们知道宗教能给人们什么了。

第一是安全感,因为有神的保佑和庇护。第二是自由感,因为真正的信仰只能发自内心。第三就是身份认同。对于宗教徒而言,说“我是佛教徒”,就跟说“我是泰国人”没什么两样,甚至还更亲切。

宗教,是没有国界的国家。

那么,我们民族为什么没有宗教,也不需要宗教?

[8]佛教和耆那教的创始人都是王子。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是净饭国王子,耆那教创始人筏陀摩那是贝那勒斯王子。两千多年后创立锡克教的纳那克,虽然不是王子,却也是“刹帝利”。这就说明,独立、自由、平等,确实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追求。

[9]哭墙又称西墙,是耶路撒冷旧城古代犹太国第二圣殿护墙的仅存遗址。犹太教把该墙看作是第一圣地。千百年来,流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回到圣城耶路撒冷时,便会来到这面石墙前低声祷告,哭诉流亡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