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关了，时间已过午夜。我没有拉上窗帘，黑暗并不彻底。从街上渗进一团隐隐约约的亮雾。我被一个变幻无常的光轮所环绕，那是丘赛普·贝泽提（Giuseppe Bezzetti）先生的脸。
“我知道几件有关你的事。我听说了一些。”他说。
我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一段长时间的暂停。我也知道接踵而至的将是什么。
“你以前到过美国吗？你了解美国吗？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获取到更好的有关孤独的教训。”
我们于1989年1月相遇，当时，将我带至华盛顿特区的为期10个月的富布赖特补助金刚刚终止。我还没有使自己与过去完全脱离开来，还没有探究那些人们借以占有未来财富的诡计。
位于华盛顿郊区的白金汉区朴素而安静。我已习惯了那两间光线明亮的房间，房间里有块搁在木框架上的厚木板，用以充当书桌。我们不久后就得离开。茄拉在纽约的一家艺术品修复公司找到份工作，并已搬入市中心的一家旅馆，旅馆位于第四十八街和第八街的交汇处。那家旅馆很便宜，不像我正在此接受贝泽提的鬼魂的来访的布加勒斯特洲际饭店这样奢华。纽约的房间很小，从门到床只有两步的距离。脏兮兮的窗户俯临一条严重拥堵的狭窄街道。街角有个消防站，红色的庞然大物会从那里呼啸着奔驰而出。这地区距时报广场不远，因其毒品交易和卖淫活动而臭名昭著。早晨，茄拉在去上班的路上，被布莱希特[1]的《三分钱歌剧》（Threepenny Opera）中的临时演员表中的人物所包围：乞丐，醉汉，流浪者，皮条客，大都会的孤儿们。
相比之下，华盛顿那个淳朴郊区的两间白色房间似乎颇具田园味道。我不想离开我终于习惯了的避难所。然而，我们夫妇的资助如今来自纽约。到1月底，我们必须搬家。
失望不仅会刺激精神分裂，也会刺激无节制的言行。在我不得不离开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家的最后一周，我的无助感迫使我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一心希望命运也会因之而有所不同。在离开华盛顿的前几天，我被安排与丘赛普·贝泽提先生会面，他是意大利驻美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
他从楼梯的顶端打量着我。在我们握手之前，我也仔细地观察了他——面孔黝黑，相貌高贵而英俊，修饰适度，总之外表优雅。他等我在巨大的皮椅中落座后，自己也在相同的扶手椅中坐下，两把椅子都安置在一张宽大的雕木书桌前。房间看上去像是更应当属于一座古老的意大利宫殿，而不是属于位于新世界的一所现代大使馆。
现在他就在此，在布加勒斯特洲际饭店的1515号房间，以同样的密切关注的眼神凝视着我，带着与八年前他所表现出的同样平静而专注的神情。从窗帘的皱褶中，他正带着与以前一样礼貌的好奇仔细观察着我。
假如我试着像1989年见他之前那样，试图在电话里提醒他我是谁，我想要什么，那会怎样？他可能会用同样的话打断我。“我知道你。我听说过一两件事。”他当时说。怎样知道的，从谁那里听说的？在1989年，在华盛顿，没有一个人认识我，绝对没有一个人。我住在荒寂的郊区，我连续好几个月都不曾离开过那里，而在此处，在布加勒斯特，我避免与人见面，待在一家只接待外国游客的饭店中。他是从他的法国同事、那个曾在柏林见过我的外交官那里了解到消息的，还是通过国际文学警察组织？
外交官像八年前一样等着我继续说下去。当时，我丝毫没有想到此人与我的令人怀疑的法国对话者会有任何联系。我必须简明扼要，准确无误，对我的天真要求迅速加以总结。这就是我来见他的原因。我想在为时太晚之前返回欧洲。我不想在新世界定居，但同样地，我也无法返回社会主义的乔尔马尼亚。如果允许我在意大利待上几个月，也许会给予我所期望的喘息空间，我非常需要这样的喘息。
这就是我在1989年的期望——喘息的空间，许多喘息的空间。“做决定是一个精神错乱的时刻。”科耶克嘎德曾对我耳语道，但犹豫不决似乎也像是彻底的疯狂，正如我曾有机会发现的那样。我经历了数年的犹豫不决的疯狂，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拖延专家。我仍希望得到喘息的空间。
然而，时间已经失去了耐心，再也无法容忍我。这就是我必须让那位华盛顿的意大利绅士明白的事。回到柏林后，我的补助金已用光，我正在寻找喘息的空间：流亡的延期。在巴黎，在我短暂的调查性访问期间，我已在寻找另一个延期的机会。然而，我没能平息古老欧洲天堂中的诸神的愤怒，正如我没能使美国年轻的诸神平静下来，在美国，优柔寡断是非法的，是一种无法容忍的挑衅，是堕落与挫败的标志，是一种令人怀疑的缺点。
但在1989年，我只是在头脑中表述过这一请求。我向那位外交官做了一番简单的介绍，然后是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
“你以前到过美国吗？你了解美国吗？”他问我，打破了沉默。
一刹那，我吞吞吐吐的请求显示出其自身的本色——一个荒唐的质询。
“在这里，你到过华盛顿和纽约之外的其他地方吗？”他又问我。他拘泥的诚恳征服了我。他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没有。”我答道。“我以前从未来过美国，我没有旅游的爱好，也没有这样做的金钱和好奇心。”
“也许你应该在美国多走走。”他说。但感谢上帝，紧接着那个建议的不是一长串参观游览的地方，而是又一阵长久的沉默。
“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获取到更好的有关孤独的教训。”他的话语回荡在我的脑海中。
是的，孤独，一个我总是打算考虑的熟悉主题，不仅是在一个大使馆的官邸，而且是在此时此地，在一家饭店的坟墓中。“在一家饭店房间的坟墓中重新发现你自己。”卡夫卡如是说。饭店房间的非个人性始终是我的滋补剂，我是孤独的好学生。在我最后一次见到贝泽提先生后的八年中，我学到了许多有关孤独的新东西。所以，我敢肯定，我拥有贝泽提先生，在死亡之后的死亡的沉默的坟墓中，因为他在我们会面后不久就死了。
“我在这个大使馆工作了18年，”他告诉我：“时间长得少见，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与大使们关系良好。你本人是拉丁人，所以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留在一个地方，18年，一生。”
现在我更仔细地打量着他，评估我对他的年龄判断的误差有多大。
他继续说道：“我很少去罗马，去只为了度过短暂的假期。我已无法再忍受意大利。”
他说这番话是为了阻挠我进行期待中的向意大利的逃亡吗？他急忙做出解释。
“我再也受不了的是那种亲密，所有那些问题和拥抱，那喋喋不休的闲言碎语，熟人，朋友，亲戚，相识，总是准备用他们的爱来使你窒息。仅仅几天后我就精疲力竭了。我必须离开。”
迸发而出的话语还在继续。我获得了听取他的坦承的荣幸。“你看到了美国人是如何保持他们间的距离的，在城市之间，在房屋之间，在人与人之间。你注意过他们在电影院、在商店里是如何保持队列中的距离的吗？那很好，真的很好。”
我一直沉默不语。他是在与我鲁莽的拜访进行对话吗？
“假如我明天死在我的小公寓里，不会有一个人知道。那也很好。”贝泽提先生说。
我一定得希望，丘赛普·贝泽提先生在他在美国首都的小公寓里的死亡环境达到了他的标准。我只能猜想，死后的辽阔的孤独王国没有让他失望。
他给我的建议是逐渐了解美国，让自己习惯于不同的距离感，在孤独中定居。没有什么古怪特性是全无用处的，同样，没有什么失望是全无用处的，在1989年那个冬日的下午，在我了解到意大利不为东欧作家提供政府资助后，我对自己说。孤独是我们唯一的家园，当我离开那位英俊的意大利大使时，我对自己重复道。即使是现在，在布加勒斯特的饭店房间的坟墓中，这些话也值得加以重复。
在我们会面结束时，丘赛普·贝泽提先生没有像他在柏林的法国同事那样提议我们再做进一步的会面。但他也把自己的名片给了我，名片上印着他在那里等候解脱的小公寓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没有去找他。此时此地，他在布加勒斯特，从他那无形的遥远王国起身，对我进行回访。
贝泽提先生消失在布加勒斯特春天的雾霭中。我离开了那儿，手里拿着张淡黄色的纸片。我认出了自己的笔迹。“假如你想念你的家乡……”我知道这些话，它们在一个老年庆祝活动的时刻被孩子气地转录过来。“假如你想念自己的家乡，你就会发现，在流亡过程中，你有了越来越多的理由去想念它；但如果你千方百计地忘掉它，并开始爱上你的新居所，那么你就会发现自己被送回了家，在那里，由于再次被连根拔起，你将开始一次新的流亡。”这些是莫里斯·布朗肖说的话，但如今站在我面前的不是他。那是另一个人，尽管是个次要的人，一个法国人，却具有更复杂的多样性。那是埃米尔·齐奥朗，从锡比乌来的人，从布加勒斯特来的人，一个在巴黎的长期流亡者，是他在引述布朗肖的话。他是个矮小瘦弱的人，有着明察秋毫的眼神和桀骜不驯的头发。他正跪在我的前方，在窗户前，凝望着天空。
“原谅我。”他凝望着虚空低语道。“原谅我，上帝。”这就是他在说的话吗？当然不是，他是个异教徒，不会乞灵于神明。“原谅我。”窗帘不断地发出回响。他望着虚空，望着天花板，望着天堂。他窥视着永恒。“原谅我，pǎtlǎgicǎ，我终于听到了。”pǎtlǎgicǎ，腌番茄，神的好名称！“原谅我，pǎtlǎgicǎ，原谅我生而为一个罗马尼亚人。”那个虚无主义者哀求道。我知道这出小戏，它常常向他的罗马尼亚同胞搬演，他们是拥有观看一出不是笑剧的笑剧的特权的观众。
离开祖国是迄今为止他所做的最明智的一件事，他曾经这样告诉我。但他不曾设法去疗伤。“罗马尼亚人”成了他的身后格言之一。“每个与他们有所接触的人都会变得浅薄，甚至我们犹太人。”啊，la nostalgie de la boue，泥浆的甜蜜快乐！这个国家不仅赋予了圣徒以生命，而且赋予了诗人以生命……
“你不是齐奥朗。”我对自己说。“一个犹太人不能说，他正在拿祖国擦屁股，就像齐奥朗所热爱的铁卫军在1940年所做的那样。罗马尼亚人的心也不是屁眼，正如他最近所宣称的原则之一。罗马尼亚人的历史也不是罗马尼亚公共厕所的历史。你一直不曾认同那种合理性。你不具备那种厚颜无耻，那种有疗效的厚颜无耻。对你而言，弃绝羞愧是困难的。你因为他们的缘故、因为你自己的缘故而感到羞愧，不是吗？”
作为身份的厚颜无耻，随着化脓的伤口而不断肿胀的被掩藏起来的羞愧，是的，我了解这一切：没有及时离开的羞愧，然后是最终离开的羞愧，以及恢复为正直者的羞愧。“我为自己的部族奉献了太多的思想，太多的委屈。”齐奥朗呐喊道，谁都听不见他的喊声，他跪在窗边，凝视着那无形的、可笑的权威。
那纠结在肉体之中的隐蔽的刺不允许自己被剔除出去。卡夫卡可能会明白。“在你自身与世界的斗争中，站在世界一边。”他曾建议我。但是，当一个人处在包围之中时，他怎么能够在充满敌意的面容中做出判别？它只不过是一张脸，同一张模糊不清的鬼脸。如果你无法辨别出他们的脸，你又如何能够站在他们一边，你又如何能够分辨出你本能地加以善待的敌人的内心的敌意？“太多的委屈。”齐奥朗喃喃低语道，他的头埋在两膝之间。它们可能就是我自己的话，太多的思想，太多的委屈。那个古老的世纪疲倦了，这是最后阶段。我们全都在铺自己的床，将某些东西藏起来，不让明天的怪物看到。睡衣不是最合适于此的服装。“夜晚的马戏团需要魔术，”幽灵在低语：“而你对魔术一窍不通。”这是真的。我又失败了。魔术将会解决一切，将会颠倒乾坤。
齐奥朗解体了，将我留在虚无的暗夜之中，他的哀诉回荡在我耳边。“我的祖国，”他在消失时疯狂地喊道，“我不惜一切代价地想要贴近它，却没有任何可以贴近的东西。”不惜一切代价？我再也负担不起那样。我破产了，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你无法失去你不曾拥有的东西，而且没有回报。“没有回报，无论是善报还是恶报。”齐奥朗曾反复说，正如许多来自远古时期的其他人一样。什么样的特权可以与这种不可能性相提并论？不属于任何人，成为一块石头，除了此刻，再无其他合理性。空无一物，无常之外，没有复仇。
我突然盼望回美国，回到我的同胞中：那些流亡者，那些在这个所有流亡者的祖国享有同等权利的寄宿者，他们摆脱了对所有权的额外的牵涉和热望，与流浪者的帐篷和此时此刻达成了和解。“你来对了地方。”1989年春，当我抵达新世界时，菲利浦就是这样欢迎我这个东欧的花脸小丑奥古斯都的。在这个流浪者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可以表明，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会有一个他可以声称是属于自己的地方。他用手指着命运的车轮，嘴里结结巴巴地说着什么——这就是我的模样？我的美国对话者怀着适度的好奇心，透过金丝边眼镜看着我，脸上含着鼓励的微笑。他向后斜靠在舒适的扶手椅上。他已将自己的长脚按照美国人的方式搁在了桌子上。我可以看出那是意大利制造的鞋子，像手套一样柔软，他的光脚在里面自在地舒张着。
“我不这样看。美国不适合我。”我咕哝着说。“我不想终老在此，而且我现在也找不到一个藏身的洞穴。”
他继续带着他那鼓励的微笑。“一切都会好的。”他低声说，带着一种为人父母亲的顺从。“慢慢地，你就将重新开始写作，你的书将会出版。你甚至会有自己的书迷圈子。不会很多，这很自然，但在美国，事事都会有好结果。你将逐渐明白这个国家是多么伟大。”
“你的家族是多少代以前定居在此的？”我问，只是为了问点儿什么，好忘掉自己。
“三代。”他回答。
“我的家族在罗马尼亚安葬了五代人。随后发生了一些事，就像在德国一样，或者与中世纪的西班牙一样。我的外祖父母没有被埋葬在罗马尼亚，而是在乌克兰的一座森林中，在那个被叫作特兰尼斯特里亚的种族流放之地，在一座没有墓碑的坟墓中。战后，我母亲一直想离开罗马尼亚，可那里恰恰将是她的葬身之地，她又老又病。只有我父亲有可能成功地安葬于圣地。他将获得自己拥有特权的坟墓，靠近他的上帝。”
菲利浦礼貌地听着我的小型演说。我意识到东欧自怜自艾者的声音可能是多么乏味无趣。
“在美国，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宪法不允许，国家的多样性也不允许。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接下来的沉默证实，那位流浪者的悲惨叙述不合他的东道主的口味，这位东道主是位讽刺挖苦大师。我正打算提供这最后一种因素，但与此同时，谈话转向了其他话题。几年后，当我们变得亲近时，在我开始赋予美国的成功与灾祸意义后，我设法那样去做过。由于在他所热爱和代表的自由国度中感到如此自由，他现在在公众的包围中成为了他自己。在包围中，你不可能辨别旋转木马上的面容。我在社会主义的乔尔马尼亚有过类似的经历，现在，当我听到从后共产党时代的祖国传来的消息时，我又在重新体验它们。我现在拥有了流亡者的优势：能够远距离地对我的“归属”的意义表示蔑视，尽管没有人能够声称自己离自身足够遥远。
菲利浦相信，我对祖国的访问对我的治疗过程来说是绝对必要的。现在，在抵达了这个直到有一天为止一直是“家”的地方，我却在想念我留在身后的那些东西，在美国的那些东西。“我没有偏见。我可以容忍任何社会。”美国人马克·吐温在大洋彼岸宣称。“我所想知道的是，一个人是一个人类，这对我来说就够了。他不可能更糟了。”塞廉和齐奥朗无法与这样的讽刺相媲美。“一个人是一个人类……他不可能更糟了。”超级容忍，超级怀疑，正如美国人所说，那就是行走的方式。
我继续收到来自大洋彼岸的夜讯，在白天，要求证实诸事皆顺。但布加勒斯特的这家饭店的传真机停止工作了。一个美国人，甚至是一个被赋予了极强幽默感的人，也几乎不会受得了一个类似的笑话。不过，我们有电报。漫漫长夜之中，布加勒斯特洲际饭店1515房间的客人正在跨越海洋、国家和时区地传送着消息，说地球还在转动，它的失眠的乘客安然无恙。在夜晚的窗帘下不曾潜伏有任何令人怀疑的东西。一切都好。
[1]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德国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导演、诗人。创作有《三分钱歌剧》《圆头党和尖头党》《第三帝国的恐怖与灾难》《卡拉尔大娘的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