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经历中最凶险的一次，是我们自己招惹的。
1971年9月下旬，一个天塌地陷般的消息在人们中间传开——林彪叛国，命丧蒙古。这是太可怕的消息！非但绝对无法相信，也没理由相信，万一误听了呢？说出去会立即杀头。可是后来这消息一经官方证实，各种传言就满天飞了。但这些传言只是在自己的亲朋好友中传播，有点像今天的微信，但流传又快又广。于是，市革委会发出紧急文件，要对一切蛊惑人心的谣言进行追查，一追到底；对制造谣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坚决打击，绝不留情。
这种事情本来与我们毫无关系。可是，一天晚上同昭的三妹忽然来到我家，神情显得很为难，在我追问下一说，便使我觉得大事不妙。
原来在“林彪事件”发生后的各种小道消息中，有一条热传，说天津军管会刘主任是林彪的亲信，见大事不好慌忙乘车直去塘沽，打算出海而逃。上边得到报告立刻派警车追捕，刘主任见无法脱逃，在津塘公路上开枪自尽。
这条传闻当时流传得很广，我也听说过，是在艺术博物馆工作的好友崔锦来串门时说的。妻子同昭去看她妈妈时，告诉她妈妈了，她三妹在旁听到，又告诉给三妹夫，三妹夫便在自己的工厂里到处说。正赶上市里追查谣言的紧急文件下达，厂里把三妹夫查了出来，三妹夫马上供出三妹。这事出在当天下午，还没找到三妹头上呢。
我和三妹研究该怎么办。三妹说，如果来找她，她一口咬定是自己在公共厕所听到的。三妹在我的印象里，善良、执着、有情义。她说：“这谣言谁都知道，我就这么说，我不怕。反正我不能把大姐说出来。”
我不知道她是否能撑住，她咬定的谣言来源人家是否相信。整整一天我们在不安中度过，没有任何动静。不知三妹单位会给她怎样的压力，我为她担心。
晚饭后我和同昭去三妹家。三妹夫妇就住在我们结婚时住的那间小屋，他俩和衣半躺半卧在床上，三妹的脸像张白纸。她说，三妹夫的厂子——重型机械厂今天下午去了七八个人，找到她单位圆珠笔厂的政工组，对她拍桌子打板凳，逼问她谣言从哪听来的。三妹说在公共厕所听的，他们不信，翻来覆去给她施压力。三妹黯然地说：“反正我够呛。”我看到了三妹脆弱的一面。
三妹夫说：“你就说大姐告诉你的，大姐再把谁说的说出来，不就全没事了吗？对不对大姐？”他说完面对同昭。
同昭没说话。
我看出三妹这条“防线”不牢靠，便对她说：“你如果撑不住就说是听我说的，千万别说你大姐。”
同昭说：“不，说我，本来也是我说的。我惹的事我担着。”
我对三妹说：“你听我的，一定说是我，我有办法叫他们相信。”
我和儿子（1968年）
当然，我们都感到事情的不妙，危难当头了。尤其同昭告诉我一定不能说出崔锦来。崔锦爱人的父亲是国民党军人，1949年跑到台湾去了，他家算“反属”。这事会给他家招致大祸，是万万不能说出来的！这事只能自己扛着，是祸躲不过！
第二天我托个辞儿待在单位里，等候灾难降临，这滋味就像等着被提审。整整一上午，没有任何动静。单位里像往常那样忙着印塑料袋。几台小小的简易的印桌同时在印，一个人掀版放塑料袋，一个人用刮板刮着色浆，一些人做整理。房间到处堆着空白的和印好的塑料袋。一座烧煤球的小火炉加上二十来人干活冒出的热气与喘气，屋里暖烘烘。不知谁放在炉膛里的山芋烤熟了，空气里飘着烤山芋的香味；如果生活就停在这一瞬间多好。我心里暗暗祈求上天饶过我们这次，我们没干过任何坏事，我们是无辜的。
午后，塑料厂来电话说我们加工的塑料袋尺寸有些问题，叫我去一趟。我放心不下这里，却又必须去一趟塑料厂，心想反正塑料厂不算远，快去快回，赶快骑车去了，尽快把问题解决好，便赶紧回来，可是一进门就发现情况不对了。
同昭不在，屋里没人说话，静得异常。王姓同事低头看什么东西，不理我，那个管政工的副手也不在屋里。我心想，坏了，有问题了。
我走到王姓同事跟前对他说塑料厂的事情已经解决，然后禁不住直接问他：“同昭怎么没在屋里？”
他说：“老隋刚刚把她叫走了。”他看我的眼神有点异样。
老隋是文化馆革委会主任，主管全馆的大事和政工。
出事了！这一刻，我觉得陷入了一个灭顶的深井里。
我的心已经全乱了。虽然假装什么事也没有，手里干着活，心里则乱糟糟地想出了很多可怕的情景、画面和后果吓唬自己，以致别人和我说话也没听见。
我奇怪的是，前晚与三妹说好，如果她撑不住就说是我说的，可是现在为什么不来找我，而是把同昭叫走了？是不是先从同昭那里摸摸情况，再来找我？我着急又不安地等着、挨着，直到下班骑车跑回家。屋子是空的，同昭没回来。过了半个多小时，她回来了，脸色不好看，等到她开口一说——原来灾难落到她的头上了。
同昭说，就是午后我去塑料厂的时候，突然一辆大卡车停在书画社门口。书画社的门是开着的，五六个穿绿军装的大汉从车上跳下来，进门就气势汹汹地问：“哪个是顾同昭，跟我们走！”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把书画社的人吓坏了。王姓同事问他们是谁，什么事。他们只说是重型机械厂的，原因不说，只说要把顾同昭带走。王姓同事马上打电话给文化馆革委会主任老隋，老隋说：“人是我们系统的，他们和我们不是一个系统，不能随便带人走，叫他们先到文化馆说明情况。”
这群人走了半个小时，老隋来电话叫同昭和我单位那副手到文化馆去。
同昭说，她到了文化馆，一进前院楼上的主任办公室，阵势已经摆上了。十来个人坐满一屋子，有两个女的，其余全是男人，满屋人都对她虎视眈眈。她渐渐弄明白这些人是两拨人，一拨是重型机械厂——三妹夫单位的，都是男人，尤其一个矮个子的头头，特别蛮横；一拨是圆珠笔厂——三妹单位的，有男有女，说话的口气比较缓和些。这两拨人组成临时联合调查组追查谣言的源头。老隋和我单位那个副手也在座。同昭按照自己想好的话，说这个谣言是一天她下班经过第一中学时，正赶上学校放学，她听两个走在身前的学生说的。她的话立即遭到否定。那个矮个子的头头说：“所有谣言都说是在这儿那儿听来的，路上听到的，排队买东西听到的，厕所里听到的——都是编的！你妹妹不是说是在厕所里听到的吗？现在怎么改口说是听你说的了？告明白你，今天你不老实交代出来，别想回去！”他的声调很高，很厉害。
我问同昭：“没打你吧？”
同昭说：“不会，老隋在呢。”
老隋是从自来水公司调来的，一个比较文气的干部，戴一副深度的眼镜，人挺随和，通情达理，也不左，他对同昭印象一直很好，曾对我说过“你老婆可是个老实人”。
老隋在场，我放心一些，可是同昭把自己的话咬得很死，就成了僵局。老隋给同昭单独做了工作，他说，他不认为同昭会编这样的政治谣言，只不过怕连累亲近的人，不肯说出来。同昭的坚持却使他为难。他也不知道事情会怎么发展。
接下去的两天我们两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压力与抄家不同，抄家是全社会的一场狂风暴雨或政治大地震，众人一同遭遇，一起受难。这次不同，是一块巨石只落到我两人头上，只能是我两人撑着，但这石头愈来愈重，很快就要把我们压垮压死。
一连两三天，同昭天天要到文化馆接受逼讯，我在书画社里等着坏消息随时到来，度日如年。一天下午老隋把我叫去，单独与我谈话。我听见另一间屋声音很大，像在喊，我知道同昭在受审。我恨不得跑过去说是我说的，但同昭对我说过，你说不但没有用，只能白白再搭上一个，反正不能把人家崔锦说出来。最后可能两人都被关进去，那么儿子谁来管？托儿户再好，人家也要吃饭呵！
老隋对我说话时，态度不厉害，可是他把事情的可怕后果摆在我面前，那就是公安机关的介入。现在全凭老隋的一再坚持，才没让他们把同昭带走。可是公安介入，要带走就带走了。摆在我们面前清清楚楚的是断崖与深渊，出路只有把谣言的来源供出来。当晚，我对同昭说，是不是到崔锦家串趟门儿，打听一下他从哪儿听来的。万一他是从某个公众场合听到的呢，那不就好解脱了吗？同昭不肯，她说那会把人家吓坏了。我说，我保证不会把咱们被调查的事告诉他们，只是先从侧面摸摸情况。同昭这才同意去一趟。
妻子和儿子
我们早早吃过晚饭，就去崔锦家，正赶上他们夫妇俩和两个小女儿一家四口吃晚饭，屋子正中一张桌子，桌子正中摆一大碗冒着热气的水饺，崔锦的爱人笑呵呵叫我们一块吃，腰上还围着一条带褶的围裙。一看他家好好的小日子，同昭用眼神示意我别再说了。吃过饭聊天时，我还是问崔锦：“前些日子你说军管会刘主任逃跑自杀那消息是从哪儿听来的？”我说话时尽可能表现得很自然和随意。崔锦笑道：“那消息是谣言，没几天那个姓刘的就露面了。”崔锦的爱人在旁边说：“我弟弟来说的，谁知哪儿听来的。”我爱人一听赶快岔开话，怕我再问，我们坐一会儿就出来了。回家路上同昭说：“如果咱把崔锦说出来，人家全家就完了。咱们就是被关进去，也不能说出人家！”
回到家，同昭就跟我哭了，她说：“如果我进去，孩子就交给你了。但你决不能说出人家。咱不能害了人家。”
同昭是不爱哭的，只爱笑。她甚至从来不哭的，这是我认识她十年来第一次哭，为了儿子，为了她将毁灭的家庭。
然而这一刻，叫我感到自己的妻子像个挺巨大的人。她不再是平日里我眼中那个需要保护的弱女子，她是一个有情有义，如此勇敢的人。我也落下泪来。但我们都没哭出声，好像一出声我们就支撑不住自己，就会彻底垮了。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个漫长又绝望的一夜，那夜的气氛、情景、画面与声响。我们没再说话。我知道她一夜没睡，但她不再和我说话。她知道我多愁善感的天性，她不愿意惹起身上这种没用的东西，她需要强有力的东西，但此刻好像我不能给她，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无能和对她的无助。世界这么大，全和我们无关。
转天同昭一早照规定去了文化馆。我守在单位，感到坏事随时可能发生。这时我单位的人已经全知道我们碰到的这件事。肯定有人担心，也有人幸灾乐祸，但没人跟我说话，好像也在等着结果。两个小时过去了，忽然开门了，同昭走进来，竟是自己走进来，没人跟在后边押着她；同昭脸上竟然还带着笑，对我说：“没事了。”然后一边戴套袖一边轻松地说了两个字：“干活。”
这变化使我惊呆，太不可思议了，太无法想象了！难道真的能绝地逢生？真的会死里逃生吗？怎么有这种可能？真有神灵护佑她吗？一块当头马上落下来的石头，竟然会自己突然消失了？我不解地看着她，她竟一如往常地与同事说话，还很自然地露出笑容，她这样反而弄得同事们不知所措。这时我已经相信这不是幻觉，是事实，但事实是个谜。
我一直憋到下班，回到家，她才告诉我一个突然发生的奇迹——
今天，联合调查组对同昭高度施压，并下了最后通牒，说下班以前再不吐口，就要把同昭扭送公安局。同昭还是拒不供言。那个重型机械厂的头头火了，跑到同昭面前大声叫着：“告明白你，这个谣言九月底就传出来了，你不说我们也知道。”
就在这一瞬间，同昭说——她感觉脑袋里一亮，突然反问他：“那你是从哪里听来的？你听到的时间可是更早呀。”
她这个反问居然把那个头头问住了，那人一时傻了。此刻，调查组里的所有人——不但圆珠笔厂那些人都不说话，连重型机械厂的另几个人也闷住口了。可能这头头平常太蛮横，很不得人，关键时没人给他帮腔。这个瞬间显得很长。这头头很尴尬，竟无话反驳，脸上的横劲也没了，成一个泄了气的球！老隋出来说话了。他对联合调查组的人说：“既然你们听到的谣言更早，那就没必要再在这里追了。源头在你们那里。”这话是结论性的，对他们也是致命的，对同昭却是救命的。
“文革”中我一大家人的合影。时间在1973年，运动高潮过去了，大家脸上变得轻松一些，那天阳光也分外明亮，便留下生活稀有的美好的一瞬。照片左起：妻子、二姐、父亲、儿子（前）、我（后）、大姐（中）、母亲、弟弟（后）、外甥、外甥女、四妹、外甥
没想到，这样一个无法逃过的灾难竟然在瞬息之间自己消亡了。
等这拨人走掉，老隋对同昭说：“你要吸取教训，有些话只能听，不能传。”然后放她回来。
真不知怎么感谢老隋！老隋帮助了同昭。
真不知妻子会如此勇敢，如此机智，化险为夷！我一激动猛地抱起她来，她呀地一叫，原来她的头差点撞到顶灯上。我们大笑起来，直笑出声。
那年我俩不到三十岁，多年轻，多无辜。这就是我们的痛苦与欢乐。死神与我们擦肩而过。我们从这件几乎要了命的事中认识到了什么？
人、亲人、自己，还有这个凶险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