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理道松竹里2号只住了很短的时间。
岳母从北京回来，看了我们的新房心里不悦，不知是因为我们在废墟上的精心构筑——哪怕很简易和贫寒的构筑——惹起她不快，还是担心我们要对她这间小屋长久占用。我天性不愿占人便宜，更不愿别人认为我占便宜。第二天，我们就去找街道赤卫队的队长杨增，请他帮我们解决一间小屋，哪怕再小也满足。当时，赤卫队替代了“文革”以来已经垮掉的街道管委会，管理着五大道民园地区居民的一切事务。这一带被抄户很多，查抄物资与查封房屋到处皆是，这些房屋与物资一时无人接收，全归赤卫队管。赤卫队在这个特殊时间里有着非常的权力。杨增是一位五十来岁的复员军人，在军队服役时当过营长，冬天里喜欢披一件军大衣，走路很快，有军人气质，说一不二，很强势，然而他为人率性又富于人情，对被抄户常常露出同情心，被抄户碰到难处，特别是天凉之后，一些被抄户没有御寒的棉衣棉被，都去求助于他。当他听到我们的困境，便说：“你们都是老实人，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应该区别对待。记住，这是党的政策。”随即就把同昭家被查封那所房子的小后院打开，叫我们住进去。当时，我真被降临到我们头上的福气惊呆了。
真正的福气是命运把你的一切肆劫一空之后，忽然把你最渴望的东西扔到你的面前，如同饥寒交迫中一个热烘烘的馍。
同昭家的前院与正门在睦南道上。这个小小的后院，原是这座老建筑附属的佣人的住房。有两间极小的屋子，一个一米见方的蹲坑厕所，中间是个长方形铺着红砖的小院，一扇窄窄的木门通往外边的后胡同。虽然小室里仅能放下一张双人床，用水要提着桶到院外胡同的尽头去取，但关上门，却是一个十分宁静、紧凑和私密的“与世隔绝”的空间。在我俩从松竹里搬来时，刻意将属于她父母家的东西全都留在那里，我喜欢一切都由自己创造，由无到有，从零开始。人只有在这种时候最具创造欲，最有幻想，最需要自己和依靠自己。
这个小院是我人生第一个真正自己的家。
第一个走进家中的是我的儿子。
他是第一个把“爸爸”的称呼送给我的人。对于我，这不仅是一种人生的幸福，也是实实在在的现实责任。
那时正是最冷的天气，小屋如冰窟，没有自来水，还要上班和参加政治运动，而且我们太年轻，完全不知道怎么护理婴儿，只好把儿子放在两位善良又尽心的中年妇女那里护养。托儿户也是被抄户，没有经济来源，我们必须付出自己所有的力量。于是，开始了一种拮据、艰难又糅合着人生幸福的生活。
我们给儿子取名一个字——宽，他大名叫冯宽，昵称宽宽。
儿子的名字都寄寓着长辈的期望与祝愿。
这个“宽”字里包含着前途宽阔、生活宽裕、心宽，还有“从宽”；儿子的名字里深刻地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
婚后一度蛰居在八平米的小屋中，心里的苦闷更是布满世界的黑暗
由于有了这个独立的富于安全感的家，我非同寻常的文学开始了。
我和文学的初始更像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来自我的一个好友刘奇膺，他长我三岁；黝黑的脸略胖，湖南湘西人，话语中乡音很重，但用他这种湘腔念古文时很好听；他大学学中文，文笔泼辣又老到。当时他与我都同吴玉如（家）先生学习古文，都对吴先生的学识与书法崇拜至极。他天性喜爱书画，虽然他并不擅画，但与我颇有共同语言。他对明清的大写意绘画痴爱如狂，积攒的工资都买了字画。一次他在艺林阁花五十元买到一张吴昌硕三裁小幅的墨梅。买来当天把我拉去，与我说话时，一会儿拿出来与我边看边议一阵，一会儿又拿出来与我再看再议一阵，一个多小时看了五六次。那天我俩交谈甚欢。
他在河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天津女一中教语文，单身住在校园一端的平房里，房前屋后都是老树，隔着树可以看到宽展、舒缓和发光的海河；在他屋里可以听到鸟不停地叫。1966年运动前，我常来这里找他，有时一周会来两次，那时两人还合写画论，发表在当地报纸上，我们还打算合写一本关于扬州八家的小书；他酷爱李、黄慎和金农。我更喜欢郑板桥和罗两峰。我俩已经各自查阅一些资料了。可是1964年西郊梨园头建立中学，他作为主力语文教师被调去了。那时组织决定你做什么工作，到什么地方工作，自己不能选择。梨园头很远，来去一趟很不容易，我们便渐渐有些疏离。
“文革”一来谁也顾不上谁，那时代没有电话，想打电话只能到邮局去叫号。我想，他是教师，对学生很严格，运动初期肯定被扫荡了。他会遭遇得很厉害？听说六十一中学有位体育教师，上课很严格，对不听话的学生毫不客气，训斥、罚站。“文革”一来，就被一群学生揪到院子里用木枪皮带死打一顿，彻底把他打服。他每天早晨上班，自己主动到院子里跪着，如果没人理他，就一直跪到中午。那么刘奇膺呢？
一天雪后，傍晚时分，有人敲门。雪天的敲门声分外清晰。开门乍看这人不认得，这人却对我笑了——哎呀，这不是刘奇膺吗？但他怎么这么瘦？脸颊像一条香烟那么窄，熟悉的五官全挤在这窄条条里边。是不是因为瘦，整个人显得又小又轻？
睦南道58号的后院，1968年至1970年曾住在这里。我的“秘密写作”即从这里开始。如今房门已用砖块砌死，如同被封了口
我忙把他拉进屋，一说才知道他今天清早就从梨园头出来，好一通找我，后来从大理道我母亲那儿问到我的处住，才奔这里来了。他的手很凉，肯定一直饿着。同昭忙着给他弄吃的。那时家里很贫寒，只有剩菜剩饭，同昭给他做一碗葱花汤，家里只有一个鸡蛋，便给他卧一个荷包蛋。他面对这热饭热菜一怔，便很快扫荡一空。然后接过同昭给他的热毛巾擦擦脸，笑着问我：“怎么样，骥才，家完了吧？”
我说：“一无所有了。我那些书——好书全烧了，那套《故宫周刊》也叫父亲单位搬走了。画就更惨了，你见过的张大千那两幅大画扯了，所有的画一张不剩统统烧了。”
谁料我这两句话使他收起了笑容，他问我：“是不是生活过早地叫我们明白什么是‘身外之物’？我的家当也精光光了，可我不再关心那些身外之物了。”跟着，说起他半年来匪夷所思的遭遇——
“文革”狂潮一涌入梨园头中学，他就是头号的“反动权威”，所经受批斗之剧烈可以想象。但是他完全没有料到对他下手最狠的，竟是他最喜欢、最得意的几个学生，正是这几个他平日最宠爱、最接近他的学生掌握他的“言论罪行”最多，揭发出来最致命，而且这几个学生还知道他有个毛病——爱说梦话，于是天天夜里轮番值班，守在他的床前坐着，手里端着个小本，等他睡着说梦话时，把他的梦话记下来，转天拿给他看，要他交代清楚这些没头没脑的“反革命暗语”是什么意思。人怎么会知道自己的梦话讲的是什么？愈逼他愈说不清。在接连一个多月的高压下，他陷入颠三倒四、逻辑混乱、失眠失忆的状态，近乎崩溃，跟着胃口也坏了，幸亏近期开始落实政策了，才得到解脱。他走出牛棚，到了院子里，看到自己被阳光照在地上的影子吓了一跳。他认不出自己的影子了。
他说：“我的影子怎么会这么小，像一只狗的影子。”
说话时，我俩一直抽烟。那时我抽的是一种最廉价的纸烟，绿纸盒上印着两个红色的字：战斗。我俩只顾说话，顾不得从烟盒一根根去拿，而是把烟盒从中掰开，很快就抽了大半，小屋里浓烟如云，我俩不时用手扇着烟雾。突然他吐一大口气把面前的浓烟吹开，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很可怕。他说：“你说，将来我们这代人死了，后代人能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吗？我们的痛苦、绝望、无奈，我们心里真实的想法，他们会从哪里知道呢？”
他的问话像一个钻头深深钻进我的心中。这是我们那一代人最深切的思想，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思想，现在有了，可是后代人将从哪里知道——我们？我忽然明白：只有文学！
我的文学油然而生。
于是在我拿起笔来时，我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感。那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一种初始的、朦胧的使命感，但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我触到了文学的本质。
文学的本质是用光明照亮黑暗。还有，文学的本质必须服从心灵。
此后，已经不记得从哪一天起，我开始了这种写作。我要把这个时代最真实的东西，真实的故事、人物、命运、情感与渴望写下来。我感觉只要笔一动，一大堆命运千奇百怪的人物就会拥上来。他们不需要我去着力地“刻画”，他们是这个怪诞时代的烈火烧造出来的。我还发现，在我写作时，曾经在阅读中对大量文学作品的理解与体会就会发生效力。尽管我此前从未写过小说，但我写起来竟然毫不吃力。
最早写的一个人物是同昭的二姨。别看同昭的家抄得没有我家猛烈，但她家在运动初期的风暴中死去了四人。三位是她父系的，她十叔、十四姑和十四姑父；一位是她母系的，她二姨。
十叔顾以是长春汽车制造厂的工程师，又是技术部门的负责人，平日招人羡慕也招人嫉妒，“文革”一来首当其冲。他人很自负，受不了屈辱，跳楼自尽了。十四姑顾以僖和十四姑父魏云昌都是塘沽永利碱厂的工程师，大学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从北京来到了远在天津海边的这个厂工作。魏云昌是颇负盛名的化学家侯德榜的弟子与得力助手，运动中不堪折磨与摧残，与十四姑双双服毒自尽。八十年代末我写《一百个人的十年》时，曾到永利碱厂调查过专门对“牛鬼蛇神”用刑的“63号”车间，了解到这里种种刑罚残忍之极和令人发指，为此我给两位被摧残致死的工程师的妻子做了口述，并写了《六十三号两女人》一章放在书中。
为自己的小说《雪夜来客》画的插图
二姨只是一个普通妇女，我岳母的妹妹。她单身一人，与岳母一家同住一房。她胖大而健康，单纯得有点幼稚，靠着父亲留下的较丰厚的遗产过得无忧无虑。运动前与一位姓姚的教师相爱，这教师有家室，与原配离婚后便和二姨结了婚，但这是个骗局。与姚老师离婚的那位原配仍住在姚家，理由是没房子去住，其实是姚老师想用合法的身份侵吞二姨的钱财。我们在一边旁观看得明明白白，唯有二姨糊里糊涂地乐在其中。我们正设法使她觉醒过来，“文革”来了，姚老师受到冲击，他却把二姨推到前台，说二姨是资产阶级寄生虫，整天花天酒地，还勾引他，使他上当受骗，破坏了他的家庭。一天，一群学生来我岳母家把二姨带走，三天后，只来了其中两个学生，砸开门便对我岳母怒气冲冲地说：“你妹妹死了，去收尸吧。”
后来知道，二姨是遭到一阵乱棒后，被关进车房，第二天车房打开，里边很臭，二姨已死，身体肿成一个大得吓人的皮桶。
个人的骗局强化了社会的悲剧。于是，二姨这个普普通通、缺心眼儿又无辜的傻女人的悲剧最早地进入了我的写作。跟着是一大批刻骨铭心的“文革”故事，以及人物、片断、细节一拥而来。
我第一次感受到的文学写作，是一种情感的宣泄与直述心臆；没有任何约束与顾忌，也没有任何功利；它无法发表，当然也就没有读者；它的读者可能是下一代甚至是一个世纪后的人们，这不正是我需要的吗？这是多奇妙的写作，我才开始写作却享受着一种自由——绝对的自由！
我写过两首诗，从这两首诗就可知道我当时秘密写作时那种情感了——
冷目
千古从不似今天，
碧血滔滔剑光寒。
达人志士成群死，
剩有男儿冷目看。
冰河
冰河虽死君莫叹，
百丈冰下尚涟涟。
他日春风吹大地，
万里波涛涌向天。
当然，这种秘密写作是极具危险的。一旦被发现起码是无期徒刑。这一点我心里清楚。那时写错一句标语，喊错一句口号，都立即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何况是如此赤裸裸地直面现实。唯一使我能够如此写作的原因是我的独门独院，没有人知道我一个人埋头做这样的事。当然，我还要分外谨慎，万分小心。我尽量找小纸块，写小字，体量小，易藏。写完之后藏在墙缝里、地砖下、柜子的夹板中间、煤堆后边。有时藏好之后，又觉得不够稳妥，找出来重新藏好。藏东西的人常常会觉得自己所藏的地方反倒是最容易被发现的，于是不断取出再藏。我曾把几页文稿裱糊在毛主席语录和鲁迅语录的后边，挂在墙上，我认为这办法挺绝妙，可是后来把语录举到窗前的阳光里一照，还是露出了破绽。
秘密写作的手稿，上边的人名、地名以及作者姓名全换成外国人的名字，以防万一
我还想过一个办法，将文稿中所有人名和地名都改用外国的，假冒是从某一本外国小说中抄写下来的，甚至还在文稿前标上外国作家的名字，如库普林、亨利·希曼、托马斯·曼、萨克雷等等。万一被发现，就有了借口；我写同昭二姨那篇小说就取了一个很像外国小说的名字《夫人和猫》，作者署名“亨利·希曼”。我一度以为这办法很高明，过后又认为这不过是自欺欺人。如果被发现，人家叫我把这小说的出处找出来，我去哪里找？不还是败露吗？这办法便自动放弃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对所有人都严守秘密，运动以来我已懂得人的可靠程度与耐压程度是一致的。我甚至不向妻子同昭透露，不能叫她再担惊受怕。
这是一种独自的承担，我不知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勇气。我留下的一首小诗中，把这种承担写得很坚决。这首诗叫作《路》：
人们自己走自己的路，谁也不管谁，
而我却选定了这样一条路……
这是一条时而快乐、时而痛苦的路，
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路，
一条宽起来无边、窄起来惊心的路，
一条爬上去艰辛、滑下来危险的路，
一条没有尽头、无望的路，
一条没有路标、无处询问的路，
一条时时中断的路，
一条看不见的路……
但我决意走这样的路，
因为它是一条真实的路。
我当时写的一首小诗，表明我对人生的抉择
我被这种从未有过的庄严感与神圣感自我激励着，我在体验着一种纯粹的“虔诚于文学”的写作感受。虽然我是绝对孤独的，但我感到我的“文学”已经和那个时代的命运融为一体了。
可是，日子一久，写的纸块愈来愈多，东藏西藏，后来连藏在哪里，自己也记不清了，这可有些麻烦。
一天，单位通知到民园去看公判大会。
那时常常举行公判，这种公判分区，我单位在和平区，公判就在和平区的民园体育场。公判时通知和平区各单位全体人员都必须参加。广场前方用木头搭一个二十多米宽的台子，下边安装一排麦克风和扩音喇叭，犯人全都戴着重重的手铐和脚镣，走路时两条腿一，脚镣便哗哗作响，这排麦克风与喇叭就把铁链声百倍放大，贯入人耳，震慑人心。
这天我们来得早，各单位按系统坐在地上等候。一坐一个多小时，大家闲得没事就在土地上划方格作棋盘，拾几个石子玩“老虎吃人”解闷。忽然主席台上有人叫：“公判大会开始，全体起来站好，不准说话，同仇敌忾，严阵以待。”
大家立即站起身来，黑压压站满运动场，一点声音也没有，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跟着主席台上又喊：“把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坏分子押上来。”跟着是震耳欲聋的铁链声，上来的人愈多，铁链声愈大，到了后来铁链声几乎把全场淹没了。
这次公判共二十二人，所有人都穿着蓝色或黑色衣服，胸前挂着牌子，姓名上打着红叉，每个人被两个穿绿军装的人按着脑袋押着，顿时六七十人把台站满。
公判是对重犯进行公开宣判，定罪。公判定罪最重是死刑，最轻是二十年，中间是死缓。定罪宣判时，从死刑开始，一个个宣布，然后是死缓，直到二十年。那天死刑特别多，直到第七个还是死刑，到了第八个，宣读完罪行，一宣判这人“死缓”二字，这人腿一软就瘫下来了；这人原以为自己是死刑，一听判他死缓反而站不住了。还有一个细节吓住了我：一个判死刑犯人的罪行是写“反革命小说”。
在公判大会的现场，妻子同昭站在我的前边，我望着她的背影，心想如果我被发现、被捕、被判死罪，她就会一生守寡，孤苦伶仃，受人歧视和欺侮，除非另嫁他人，那她也曾是反革命家属，我不是害了最爱我的人的一生？那我可就毁了她！我决不能这样做。我焦急地等待公判大会一散，立刻跑回家，悄悄把藏在各处的文稿找出来。可是要毁掉这些文稿又怎么心甘？它们本来就是把生命押上去的写作啊，最后被逼出来的一个办法是——
我用最小的字，将手稿中最重要的内容浓缩并集中抄写在一些薄纸上，毁掉原稿，再把这些薄纸一层层叠起，卷成卷儿，外边裹上油纸，用细线捆好，然后藏进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拔掉自行车的车鞍，把纸卷儿一个个塞进车管中去，然后将车鞍重新装上去。这样，心里便感觉牢靠得多了。
可是接下来，我开始担心丢车。
每天骑车上班，单位没地方放车，只能锁在门外街边。特别是后来单位搬到了贵阳路，地处十字路口，周围全是店铺，人多又杂，就多了丢车的可能。一旦车子没了，这批“秘密手稿”就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了。虽然别人很难发现车管里的秘密，但万一被发现、凑巧被发现，立刻灾难临头。这想法阻止我接着再写下去，写多了就会更难存放。上班时，我会常常到门外看看我的车。我的车是辆破旧的杂牌车，不起眼。由于我腿长，车鞍子管拔出来很长的一截，远远一眼就能看到。我曾经几次梦见车丢了，急醒过来之后头上冒汗，但是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一天在单位上班，有事要出门去办，出来一看车没了，停车的地方是空的，丢了？我害怕起来，马上去问周围的店铺，隔壁水果店的一位女店员小张笑嘻嘻说：“你的车我知道，请我吃冰棍就告你。”我说：“快告我，回头我请你吃一箱。”小张说：“瞧你急成这样，真没见过人能急成这样。刚才叫几个戴红箍儿的人推走了，你去派出所问问吧。”听说车被推进了派出所，我的两腿立时软了。且不管车管里的东西发现没发现，反正我的“秘密写作”进公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