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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回忆录》第六十三章 民主的高潮与逆流当选副总统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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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3月22日下午3时我们乘飞机到达上海龙华机场,下榻励志社。亲朋故旧来访的络绎不绝。翌日招待中外新闻记者,报告我决定竞选副总统的经过,以及将来辅翊中枢、促进民主政治的诚挚愿望。

这次招待会规模很大,与会者不下数百人。这原是我竞选团同人在北平时便已拟订的。他们认为上海是中国新闻业的中心,对国内外宣传的开山炮都应在上海发动。果然这计划十分成功,我的竞选一开始便声势浩大,不同凡响。会后,中外新闻界均有赞扬之词,足使国人耳目一新,对民主政治在中国实现的远景增加了信心。

在沪住宿一宵,次晚11时便乘京沪快车驶南京。翌晨到达下关车站。各界欢迎极为热烈。国大代表们听说我到了南京,结队来我大方巷住宅访问,日夜不绝,真有户限为穿之势。当时东北籍代表对我的欢迎尤为热烈,因为东北局势至此已有不可收拾之势,他们由于政府在东北处置失当而引起的不满心理,很快就化为对我这个欲挽颓局而力与愿违的人的同情心。他们都希望我能当选副总统,拿出气魄来辅佐中枢,挽狂澜于既倒。

其他方面的代表对我也寄予无限期望,对我的当选也均有最乐观的预测,使我深深感到,此次副总统的选举如真能恪守宪法,遵循民主方法,我将必然当选无疑。但我也深知蒋先生将因此而感不快。

3月25日,我请见蒋先生,当蒙于官邸接见。寒暄既毕,我便向他报告我已决心竞选,事先并曾请吴、白两位报告过,承蒙俯允,现在希望更有所指示。蒋先生说,选举正、副总统是民主政治的开端,党内外人士都可以自由竞选,他本人将一视同仁,没有成见。得到蒋先生这项保证,乃兴辞而出。

不久我在另外一个场合碰见了孙科。我说:“这次竞选副总统,哲生兄为何不参加,大家热闹热闹?”

孙科摇摇头说:“我绝无意思,绝无意思……”接着,他便向我解释他不参加的原因。他认为根据宪法,副总统是个“吃闲饭”的位置。他既是现任立法院院长,行宪后竞选立法院院长是轻而易举的事。立法院院长既比副总统有实权,又何必去竞选副总统呢?

3月29日国民大会如期开幕了。蒋先生当选总统当然是不必讨论的了。但是几位副总统候选人便展开了激烈的竞选宣传,真正呈现出民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政治的气氛。虽然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但是一般预测都认为我当选的可能性最大。在此紧要的关头,蒋先生开始忧虑了。

其实按照宪法,副总统真如孙科所说,是“吃闲饭”的。我如当选于蒋先生究竟有何不便,蒋先生可能也说不出。但他就是这样褊狭的人,断不能看一位他不喜欢的人担任副总统。他尤其讨厌对党国立有功勋,或作风开明、在全国负有清望的人。记得以前当台儿庄捷报传出之时,举国若狂,爆竹震天,蒋先生在武昌官邸听到街上人民欢闹,便问何事。左右告诉他说,人民在庆祝台儿庄大捷。蒋先生闻报,面露不愉之色,说:“有什么可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里胡闹。”蒋先生并不是不喜欢听捷报,他所不喜欢的只是这个胜仗是我打的罢了。战后我在北平,因为作风比较开明,颇为全国清议所重,又触蒋先生的大忌。他所喜欢的常是“国人皆曰可杀”的人。其人声名愈狼藉,愈得蒋先生的欢心,因为他愈不敢脱离蒋先生的左右,而蒋先生也愈可向其市私恩。例如抗战期间在河南征调民工、征发粮秣、视民命如草芥、搞得声名狼藉的汤恩伯,便是蒋先生的心腹爱将。后来汤在河南吃败仗,在重庆的豫籍参政员恨不得杀之而后快。闹得不得开交之时,蒋先生不惜亲自出马,到参政会解释说,汤是听他的命令行事,一切责任由他来负。参政员固然无可奈何,汤恩伯则感激涕零,愈要向他个人效忠了。所以此次副总统的选举,蒋先生在意气上非把我压下去不可。

在一批策士密议之下,他们便想以由党提名的方式,把我的名字自候选人中剔出,因而召开第六届中央执监委临时联席会议。表面上是为将来行宪交换意见,事实上是想使我接受“由党提名”这一主张。一日,正在开会休息的时候,洪兰友忽然走到我跟前细声地说请我到某休息室去,有事相商。我乃起立前往,内心猜测必有枝节发生。到了休息室门口,推门一望,见于右任、居正、吴稚晖、程潜、吴忠信、张群、陈果夫、孙科、丁维汾各人已在里面。他们见我进来便一齐起立,请我坐下。这谈话会的重心似乎就在我身上,此时已见端倪了。大家坐下后都默不作声,气氛非常沉重。有顷,张群站起来,说是奉总裁之嘱,特请诸位先生来此谈话的。他推吴稚晖说明其中原委,吴先生亦未谦辞,略谓,本党一向是以党治国,目前虽准备实行宪政,不过国民党本身需要意志统一,才能团结。这是本党内部的事,与实行宪政还政于民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故蒋先生认为本党同志参加正副总统的竞选应尊重本党意旨,由党提名。这办法确极公允,应该照办的。他又根据这原则,手舞足蹈,口沫横飞地说了一套似是而非的大道理。记得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吴稚晖原和冯玉祥颇有交情的,至此为维护蒋先生的独裁政权,不惜破口大骂冯氏为军阀。冯复吴一电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又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颇能道出此老的作风。时谈话会中同人早已不耐烦听他胡说八道,张群乃起立将他的话头打断,而以非常亲切的口吻解释蒋先生的苦衷说,总裁深恐由于副总统竞选引起党内的摩擦,为防患于未然,总裁有意使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由党提名。如果大家同意,我即去另一间休息室报告总裁。于是,吴忠信即征询孙科的意见。孙说,他绝对服从总裁的意旨。吴氏乃问我的意见如何。我听了他们一大堆的话,心中极不以为然,乃申明不赞成这项办法。选举正副总统既是实施宪政的开端,则任何国民都可按法定程序参加竞选,如果仍由党来包办,则我们的党将何以向人民交代?我更强调说,以前在北平时,我便向总裁建议从缓行宪,先将国内政局稳定再说,总裁当时并没有考虑我的建议,只说,解决今日问题一定要行宪。现在既已行宪,本人主张一切应遵循宪法常规办理,任何其他办法,本人将反对到底。程潜也自动发言,表示与我的意见一致。

他们见我词意坚决,立论又无懈可击,遂不再多言。最后居正站起来打圆场,说:“我看德邻先生既不赞成这项办法,那就请岳军兄去回复蒋先生吧。”这才结束这一尴尬场面而相率离去。

后来在大会中,尚有人轻描淡写,有意无意地提及党提名方式,但无人附议。我本想起立发言,后见大家未讨论此问题,也就算了。会后,白崇禧对我说:“你这次幸好未上台说话,此事既已不了了之,又何必再提呢?”

然而蒋先生并未因此罢休。不久他又单独召见我,还是希望我放弃竞选,以免党内分裂。我说:“委员长(我有时仍称呼他委员长),我以前曾请礼卿、健生两兄来向你请示过,你说是自由竞选。那时你如果不赞成我参加,我是可以不发动竞选的。可是现在就很难从命了。”

蒋先生说:“为什么呢?你说给我听。”

我说:“正像个唱戏的,在我上台面前要我不唱是很容易的。如今已经粉墨登场,打锣鼓的、拉弦子的都已丁丁东东打了起来,马上就要开口而唱,台下观众正准备喝彩。你叫我如何能在锣鼓热闹声中忽而掉头逃到后台去呢?我在华北、南京都已组织了竞选事务所,何能无故撤销呢?我看你还是让我竞选吧!”

蒋先生说:“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

我沉默片刻说道:“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

蒋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这话使我恼火了,便说:“这倒很难说!”

“你一定选不到。”蒋先生似乎也动气了。

“你看吧!”我又不客气地反驳他说:“我可能选得到!”

蒋先生满面不悦,半天未说话。我便解释给他听,我一定选得到的理由。我说:“我李某人在此,‘天时’、‘地利’都对我不太有利。但是我有一项长处,便是我是个诚实人,我又很易与人相处,所以我得一‘人和’。我数十年来走遍中国,各界人士对我都很好,所以纵使委员长不支持我,我还是有希望当选的。”

蒋先生原和我并坐在沙发上促膝而谈。他听完我这话,满面怒容,一下便站起来走开,口中连说:“你一定选不到,一定选不到!”

我也跟着站起来,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得到!”

我站在那儿只见他来回走个不停,气得嘴里直吐气。我们的谈话便在这不和谐的气氛中结束。

蒋先生是有名的威仪棣棣的大独裁者,一般部下和他说话,为其气势所慑,真可说是不敢仰视,哪里还敢和他吵嘴。但是我则不然,他有时说我几句,我如认为他没有道理,就顶还他几句。所以蒋先生误以为我对他不服从,因而对我时存戒心。

蒋先生逼我退出竞选之事当然不久就传出去了。许多支持我的国大代表颇为此愤愤不平。有一次,蒋先生往国民大会堂出席会议,只见会场内十分嘈杂,他有点不惯,招呼左右要代表们“肃静点,肃静点”!代表们不但未静下来,楼上代表席中竟有人大声反唇相讥,颇使蒋先生难堪。他气愤极了,认为这大概又是拥李的人干的。回官邸后不久,他就召集一个极机密的心腹股肱会议。出席的全是黄埔系和CC系的重要干部。在会中,蒋先生竟声称,我李某参加竞选副总统直如一把匕首插在他心中,各位如真能效忠领袖,就应该将领袖心中这把刀子拔去云云。

这故事是一位参与机密的“天子门生”刘诚之后来告诉我的。诚之是黄埔四期毕业生,由蒋先生资送日本入警官学校。抗战期间,被派为警官学校西安第四分校教育长。抗战胜利之后,驻于北平。他在北平的附带任务便是侦察我和孙连仲的行动和言论,向蒋先生打小报告。所以他在行辕出入很勤,和我也很熟。日子久了,他发现我原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没有什么可报告的。相反,他且为我的忠厚无欺所感动,不但同情我的处境,而且认为蒋先生那套作风不对,常在他的朋友面前为我抱不平说:“领袖对李先生那样忠厚长者都不能用,也实在不对。”所以他时时把他们黄埔系中许多机密说给我听。竞选期中,类如以上所说的许多秘密,刘君都毫无隐瞒地告诉了我。我当然只有一笑置之。

蒋先生既知勉强我自动退出已不可能,他就只有用支助他人竞选来击败我的一途了。因此他便发动CC系和黄埔系来支持孙科和我竞选。

孙科本无意竞选,现在何以忽然变成蒋先生的“黑马”呢?据孙科左右和蒋先生的亲信所传出的内幕消息,其中有一段煞费苦心的故事。

当蒋先生认定我绝不自动撤退之时,他便想请孙科出马来击败我。在他想来,孙科是唯一可以击败我的人选。第一,孙科是总理的哲嗣,在党内国内的潜势力很大。再者,孙科是广东人,可以分取我在西南方面的选票。

蒋先生作此决定后,便派蒋夫人去劝请孙科参加竞选。孙科推托说,他宁愿做有实权的立法院院长,不愿做空头的副总统。再者,竞选需要竞选费,他也筹不出这一笔费用。

蒋夫人一次无结果,乃衔蒋先生之命再访孙科,说,当选副总统之后仍可兼任立法院院长,孙科如没有钱竞选,则全部费用由蒋先生拨付。但是孙科仍旧吞吞吐吐,不愿立刻允诺,并推托说,有人说按宪法副总统不能兼立法院院长呀!

蒋先生不得已,乃亲自出马劝驾。孙科便不再坚持了。他的左右且怂恿说,纵使按宪法副总统不能兼掌立法院,但是如果蒋先生要你兼,谁还敢说不能兼。蒋先生此次亲访,当然就作下了此项保证,于是孙科便正式登场了。

孙科正式宣布参加竞选以后,果然声势浩大。CC系所控制的各级党部以及蒋先生所直接领导的黄埔系,利用党部、黄埔同学会以及其他党政军各机关为基础,向国大代表们威胁利诱一时俱来。派人直接或间接向各国大代表分头接洽,凡投孙科票的,要钱有钱,要官有官,其不愿合作的,对将来前途必有不利影响。

CC系报纸和新闻机构此时更对我个人造谣中伤,其中最无稽的,便是说某省当局为支持我竞选,曾接济我法币有数卡车之多云云。其他无稽毁谤更不胜枚举。所幸公道自在人心,我所遭受的影响并不如他们所希望的大。

4月19日蒋先生正式当选总统。20日国民大会公告副总统候选人六名。23日遂开始选举副总统的投票。这一次副总统选举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第一次民主选举,何人当选,无人敢作决定性的预测。因此全国各界,乃至外国新闻人员对此都密切注视。南京、上海一带尤其议论纷纷。

第一次投票结果,我以七五四票领先;孙科以五五九票居第二位;第三为程潜,得五二二票;第四于右任,得四百余票;莫德惠第五,徐傅霖殿后,各得二百余票。

初选因无人达到法定票数,故24日再投票。我的票数增至一一六三票,孙科、程潜亦递增至九四五及六一六票。竞选至此已达最高潮,各地人民对之均感莫大的兴趣。电台不断广播投票消息,报纸则发行号外,俨然是胜利以后最热闹的一件大事。其中也有不少滑稽场面,例如《救国日报》被捣毁便是一例。

南京救国日报社社长兼主笔向有“大炮”之称的龚德柏,与我素昧平生,然自竞选开始就支持我。他攻击孙科的措辞有时也未免过火,因此激怒了支持孙科的粤籍代表。在一次激烈的讨论之后,他们乃决定捣毁《救国日报》。由张发奎、薛岳、香翰屏、李扬敬、余汉谋等几位上将亲自率领大批代表,涌向救国日报社,乒乒乓乓地把救国日报社捣毁。幸好该社编辑部在楼上,龚德柏拔出自卫手枪,在楼上守住楼梯口,声称如有人胆敢上楼,他必与一拼。张向华等不敢上楼,便和“龚大炮”隔梯对骂一阵,愤愤离去。这也是竞选期中一幕滑稽剧。但是不管怎样,孙科的助选团终究挽回不了孙科在竞选中的颓势。

孙科的幕后人至此已觉得不用非法手段抢救,孙科必落选无疑。因此凡可动员活动的机关,如党部、同学会、政府机关、宪兵、警察、中统、军统等一齐出动,威胁、利诱、劝告更变本加厉。甚至半夜三更还到各代表住处去敲门访问,申明总裁之意,从者有官有钱,违者则自毁前途。国大代表不堪其扰,怨声四起。

24日晚我的助选团也开会讨论此事。大家认为蒋先生和他的股肱们这种作风迹近下流,是可忍而孰不可忍。我自己却认为反正当选已无问题,就让他们去胡闹好了。黄绍竑说,事情恐不那么简单,我们如不加阻止,说不定要闹出血案来。我们讨论到深更半夜,黄绍竑最后乃提出一项他叫作“以退为进”的战略。由我本人声明所受幕后压力太大,选举殊难有民主结果,因此自愿退出竞选。

照黄的看法,我如退出,孙科和程潜为表示清白,亦必相继退出。我三人一齐退出,选举便流产了。蒋先生既不能坐视选举流产,只好减轻压力恢复竞选常规,则我就必然当选。

25日我便以选举不民主、幕后压力太大为辞,声明退出竞选。消息一出,果然全国舆论大哗,支持我的国大代表,尤其是东北代表们,无不气愤填膺,认为最高当局幕后操纵,破坏民主,孙科如当选亦无面目见人。孙科为表白计,亦于翌日退出竞选,程潜亦同时退出,国民大会乃宣告休会,延期再选。

蒋先生不得已,只好将白崇禧找去,要他劝我恢复竞选。蒋说:“你去劝劝德邻,我一定支持他。”

最高当局既已软化,底下的人也就不敢过分胡闹。4月28日国大恢复投票。我的票数仍然领先,孙科遥落我后,程潜票数太少,依法退出。原投程潜票的乃转投我的票。29日四度投票,我终以一四三八票压倒孙科的一二九五票,当选副总统。

当第四次投票达最高潮时,蒋先生在官邸内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情形,并随时以电话听取报告。当广播员报告我的票数已超过半数依法当选时,蒋先生盛怒之下,竟一脚把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之后,侍卫忙问:“委员长,开到哪里去?”蒋仍一言不发,司机因蒋先生烦闷时总喜欢到陵园去,乃向中山陵开去。刚刚驶进陵园道上,蒋先生忽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乃开回官邸。蒋先生才下车,立刻又上车,再度吩咐开车出去。随从侍卫见蒋先生如发疯一般,恐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蒋先生的座车刚进入陵园,他又吩咐掉转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开向汤山去。真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何去何从,却苦了侍从人员。此消息后由总统府扈从卫士透漏出来,我亦为之怏怏不乐,早知蒋先生如此痛苦,我真就不干算了。

当选翌日,我偕内子德洁至蒋先生黄埔路官邸拜候,并谢他向白崇禧所说支持我的盛意。内子和我在客室中枯坐了三十分钟,蒋先生夫妇才姗姗而出。相见之下,彼此都感十分尴尬。我表示谢意之后,遂辞出。

按政府公布,总统与副总统就职日期是5月20日。我照例遣随员请侍从室转向蒋先生请示关于就职典礼时的服装问题。蒋先生说应穿西装大礼服。我听了颇为怀疑,因为西式大礼服在我国民政府庆典中并不常用,蒋先生尤其是喜欢提倡民族精神的人,何以这次决定用西服呢?但他既已决定了,我也只有照办。乃夤夜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孰知就职前夕,侍从室又传出蒋先生的手谕说,用军常服。我当然只有遵照。

5月20日是南京市一个隆重的节日,各机关、学校一律放假,各通衢大道上悬灯结彩,爆竹喧天。总统府内尤其金碧辉煌。参加典礼的文武官员数百人皆着礼服,鲜明整齐。各国使节及其眷属也均着最华贵庄严的大礼服,钗光鬓影与燕尾高冠相互辉映。这是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任正副总统的就职典礼,也确是全民欢庆,气象万千。在这种气氛中,我深感到穿军便服与环境有欠调和。

孰知当礼炮二十一响,赞礼官恭请正副总统就位时,我忽然发现蒋先生并未穿军常服,而是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我穿一身军便服伫立其后,相形之下,颇欠庄严。我当时心头一怔,感觉到蒋先生是有意使我难堪。但再一思索,我立刻挺胸昂视,豁然若释。因为蒋先生以一国元首之尊,在这种小地方,他的度量都不能放宽,其为人如何也可想见了。观礼人员中,谁不清楚蒋先生的作风?大家既然明了,这尴尬的场面与其说使我难堪,毋宁说使他自己难堪罢了。将来史家秉笔直书,势将使蒋先生本人在历史上多其难堪的一笔而已。

我就任副总统后,即向蒋先生签辞北平行辕主任一职。这个有空衔无实权的中间机关原是为安插我而设的,我既辞职,蒋先生便索性把这机构裁撤了。从此我便长住南京。从北平行辕主任改任副总统,对我说来不过是由一个吃闲饭的位置换到另一个吃闲饭的位置罢了。不过从地理上说,却是从华北迁到了华东。

政府在行宪以后,中枢人事并无多大变动。孙科与陈立夫于5月中旬分别当选为正、副立法院院长;6月初于右任、刘哲分别当选正、副监察院院长;王宠惠、石志泉分掌司法院;张伯苓、贾景德分掌考试院。前行政院院长张群辞职,蒋先生改提翁文灏、顾孟余(后改张厉生)分任行政院正、副院长,也于5月24日经立法院同意就职。

我在副总统任内几个月,真是平生难得的清闲日子。有关军国大事的重要会议,蒋先生照例不要我参加。招待国际友人的重要宴会,蒋先生也向不邀请我陪客。只有几次总统招待国内元老的餐会,我偶尔被邀作陪罢了。我平生原不喜酬酢,蒋先生既不来邀我,我也落得清闲。

在京闲住日长无事,就在宁、沪、杭一带游山玩水。农历中秋曾赴海宁观潮,备受蒋先生故乡各界的盛大欢迎。为结束北平行辕事务,我也曾飞北平小住。此时华北军政大事已由傅作义全权筹划。作义虽是不羁之才,可惜为时已晚,他和我一样,也只有坐困愁城,默待局势的恶化。傅君是个硬汉子,既不愿投降,又不愿逃亡,也不甘心自杀。处此艰难环境,终日深思苦虑,忧心忡忡,无以自解。他的左右告诉我说,总司令常常彻夜不睡,在阶前廊下徘徊不定。他们知道傅君的个性,深怕他觉得事不可为而自杀,要我得机劝劝他。我得闲便向他提及此事。傅君和我开诚相见,无话不谈,他此时心境的痛苦和思想的矛盾,与我在北平时如出一辙!他屡屡问我:“到那时,怎么办?”他显然预料到北平必有被合围的一日。傅将军是以守涿州而一举成名的,他可以拿出守涿州的精神来死守北平。无奈时移势异。第一,内战非其所愿;第二,守涿州是待援,守北平是待毙。傅君连连问我在此情况下何以自处,希望能以我一言为依归。但是我自己此时幸能摆脱此恶劣环境,傅君不幸为我之继,我一不能劝他逃亡,二不能劝他投降,三不能劝他自杀,则我又计将安出?最后我只好说:“宜生兄,万一局势发展到那地步,那只有听凭你自择了。你要想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久,我便乘机南旋,傅作义送我至机场,彼此执手踟蹰,欷歔而别。想不到几个月后北平被围,他为使故都精华免于炮火,便向共产党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