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弃蒋”内幕
春节，是中国传统的民间喜庆节日。
1950年的春节，这是蒋氏夫妇背井离乡、不情愿来到台湾岛后的第一个春节。
按照旧风俗，年三十要张灯结彩，贴对联放鞭炮，年三十午餐宴吃团圆饺子，除夕之夜要阖家守岁。新年之晨要早起，辞旧迎新，拜年祝福，恭喜发财。
这一年的春节，由于形势所限，蒋氏夫妇心情不好，蒋家既没有吃团圆饭，也没有贴对联放鞭炮，除夕之夜也没有守岁，早早关门休息了。
翌日凌晨，整个台北居民辞旧迎春的鞭炮声像炒豆子一样，“噼噼啪啪”响起时，宋美龄怎么也睡不着了。她心想：节日不光是大人的节日，更重要的是孩子的节日。大人的心情不好，不能有愧于孩子。未来是孩子的，孩子应该幸福，应该欢乐，我们过去的奋斗难道不正是为了孩子吗？于是她决定做丈夫的工作，应该把泪水咽在心里，强作笑脸，和孩子共度佳节，不能把压抑传染给孩子。孩子是无辜的。
弥漫的鞭炮声使蒋介石也似睡非睡，况且也睡不着啊。回想和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结婚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这么糟心过。他不但没有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反而成为了偏安一隅的南唐后主，甚至比南唐后主还不如，因为他毕竟还有半个中国，而他却只有一个小岛、一个仅有三万平方公里的小岛！他思绪万千，不能自已。
“醒醒，醒醒，今天是年节。”宋美龄推了推丈夫的肩头。然后，她把自己的想法，化成一阵温柔动听的枕头风，吹进了蒋介石的耳中。蒋介石也是人，也有人的情感。夫人心细情浓，这一点他是知道的，他理解了夫人的用意，答应夫人早起床，以补偿除夕夜做得过分之不足。
宋美龄先于丈夫起了床，然后她满面春风地叫醒了蔡妈、侍卫人员。继而又来到了官邸后院经国、纬国居室，殊不知她的几个孙子和孙女更早地起来了。他们中的两人手中正拿着昨天买来的鞭炮，不敢点燃，怕惊动了爷爷、奶奶。此时，他们见奶奶来了，便慌乱地把鞭炮藏了起来。小黑眼珠滴溜溜地转着，显得惊慌不安。因为爸爸妈妈昨夜已向他们进行了严厉的训话，今年过年是不能燃炮的，爷爷奶奶的心情不好。
女人，毕竟是女人。宋美龄见了，眼泪差点流出来。
“孩子们，你们有炮为什么不放？爷爷奶奶是愿意听响的！快放吧！让咱家的炮声变成台北市最响的炮声。”宋美龄笑容满面地道。
“爷爷奶奶叫点炮喽！”孩子们大吼起来，接着那“噼噼啪啪”的炮声，不时地夹着几个冲天雷、二踢脚在官邸空中爆响，把蒋家的沉闷空气打破。
宋美龄又见了纬国，告诉他：“亚伯已经起床了，今天早晨我们要吃团圆饭，一切都安排了，你们起床后，快给亚伯拜年去吧！”“好！”纬国先是一怔，然后顺口答应了。
宋美龄回到前院，后院的炮声也蔓延到前院，侍卫人员也燃起了炮。整个官邸大院笼罩在喜气洋洋的炮声中。
5点1刻，蒋介石正式起了床，穿戴洗漱完毕。今天的穿戴，他一改往日戎装束身。只见他穿了件青灰色长衫，脚穿素净的丝织白袜，一双合脚的黑色宽口布鞋。这是溪口地区太爷子一种盛行的打扮，少了点严肃，多了点慈祥。他的胡须新刮了一遍，头顶是秃的，可那脑壳和脸都很红润，油光光地发亮。显得干净利索、慈眉善目，俨然一位好老头，毕竟他也是63岁的人了。
穿衣打扮，各有所爱。宋美龄却是另一种装束，她不像蒋介石那样有点土，而是有点洋。她的洋洋在中式旗袍裙的花形上。这种深浅不一、花型不成规律的细布料，只有在美国的得州达拉斯城女人的身上才能看到。她是喝过洋墨水的，因此她的穿戴，正如她那开阔的视野，不受空间、时代约束一样，自己认为怎样美就怎样打扮。
应该说，她的打扮很入时漂亮，比她现有53岁的年龄要年轻十岁。
5点半，天还是灰的。宋美龄和蒋介石做完祈祷，已在正屋方桌两旁，按照男左女右的太师椅上就位了，等候儿媳和孙孙来拜年添寿。
院中起初先传来经国的那位黄头发的俄罗斯妻子的咯咯笑声，后来还夹杂着众人说话声和孩子们的放炮声……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一大帮全来了。经国和纬国带领夫人和孩子走在前面，向正屋走去。
像溪口的风俗一样，下辈给长辈拜年添寿，欢欢乐乐，喜气洋洋。全家人分别给爷爷奶奶磕了头。爷爷、奶奶又分别给了他们压岁钱，哄得孩子们高兴得直蹦高。
喜庆笼罩着蒋家官邸。
蒋家的子孙们，又在喜庆的气氛中吃了团圆饭。
为了使爷爷、奶奶更高兴，懂事的儿媳们，这个夹菜、那个敬酒，就连最小的孙孙也敢和爷爷、奶奶碰杯哩！
被蒋介石认为最惨痛的这一年春节，经宋美龄一安排，他们竟过得比大陆的二十几年的还要痛快！
蒋介石不再强作笑脸了，他的笑容从心底中流出。最高的享受，莫过于人间的天伦之乐。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爷爷奶奶何不领我们到日月潭去玩！”孙子孙女们提出，爷爷奶奶岂能让他们扫兴。
“好！”宋美龄道，“爷爷奶奶今天什么也不干啦，陪你们去玩，去荡舟！”
新春之日，蒋氏夫妇陪同儿孙荡舟在日月潭，借垂钓聊以解愁。老人孤舟，随波逐流。儿孙们望着两须斑白（蒋虽不蓄发，但也能辨出黑白）的老人，不禁悲从中来。
这时，蒋介石握着的鱼竿猛一颤，鱼线紧绷，蒋连忙收竿，一条约五斤重的大鱼，无可奈何地跃出水面。
儿孙们大喜！
划船的人献媚地说：“总统（下层的侍从一直称蒋为总统，这些人不大考究党国要人官称上的经常变化，并认准了一条，往大称呼没毛病），这样的大鱼，几十年来我第一次见到。”
“好！好！”蒋介石微微露出笑容。蒋氏夫妇一生迷信，新春之日得大鱼，岂不正应“年年有余”好兆头，1950年会是否极泰来、时来运转的。
他们盼望着……可是命运之神好像在捉弄他们。
新年伊始，台湾便笼罩着很浓的失败空气。
实事求是地说，老蒋兵败大陆龟缩台岛后，给该岛人口增加了巨大压力。1947年前，台湾省的人口仅有628万，可到1950年后急增为846万，多出了222万。应该说这两百多万是国民党的“残兵败将”。由于人口的增加，使本来就稠密的台岛雪上加霜，物资奇缺，物价飞涨，经济濒临绝境，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就连过年过节人们也买不到像样的水果。
过年后，更使蒋介石不愉快的心病是美国发表的白皮书。想一想，他真想骂娘。原来他最“忠实”的外交盟国——美利坚合众国，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竟落井下石，完全采取了“弃蒋”政策。谁都知晓，蒋介石是中国亲美派的首领。蒋当年为什么娶宋美龄为妻，就是因为宋家是亲美派。得美国得天下，这是蒋介石的想法。抗战期间，美、蒋合作，共同抗击世界法西斯势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国公开宣称在中国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帮助蒋介石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统治，使中国成为能够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亚洲大国。正是在美国人出钱出枪的全力支持下，蒋介石悍然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内战，使蒋介石成为了美国的一条咬人的狗。然而由于蒋的内战政策违反了民意，招致了全国民众的反对，加之政治腐败，经济无方与战略指导上的错误，他的反共内战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当国共双方强弱局势愈趋明朗的情况下，美国对蒋已失去了耐心，开始实施“弃蒋政策”，施加压力迫蒋下野，由李宗仁取而代之。在南京失守、国民党在大陆败局已定的形势下，美国国务院公然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
且说这白皮书用了相当的篇幅直指蒋介石的软肋——国民党堕落、腐败与无能。宣称美国即使采取新的对华政策或额外的援助也无法挽回蒋介石行动所造成的损失。同时白皮书中也充满了颠倒是非、隐瞒和捏造事实之处，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发表上述文件时称：“从日本投降到1948年底，美国共向中国提供了10亿美元军事援助和相同数目的经济援助。”“不幸的但也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战不幸结果，为美国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国在它能力的合理限度以内，所曾经做的或能够做到的种种措施，都不改变这种结果。”
一枪打两鸟。
白皮书一发表，立即遭到蒋介石和毛泽东两人反对和谴责。
先说蒋介石看到白皮书，如遭五雷轰顶。
他叹说：“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彻底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随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其领导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此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
蒋介石的愤愤之情跃然纸上，可以理解。当时有人劝蒋对美国此举发一抗议声明，蒋介石沉默许久，考虑到国民党兵败大陆退台后还要仰仗美国，故未敢发表个人抗议电。只是令“外交部长”叶公超发一声明，不痛不痒地抗议美国政府对国民党的诬陷。
而毛泽东呢，可不像“闷葫芦”的蒋介石，哑巴吃黄连有苦无处诉，他欣然命笔，接连为新华社撰写了五篇抨击白皮书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文章，言辞激烈，诙谐幽默，句句点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软肋上。
对于蒋、毛二人的抗议，杜鲁门并没有放在心里，相反，在蒋氏父子退守台湾后，数度集会，密谋对华政策。时传白宫议会有三种密案：
一为以塔夫托、诺兰为代表的共和党，力主出兵武力保台助蒋。密案联合日军，挽救即将陷落的台湾。
二为以美国决策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为核心的反对派则反对武力保台助蒋。他们认为，台湾战略地位重要，但美国防守的重点在欧洲，如果将台湾与冰岛相比，显然后者更重要。加之战后美国总兵力不足120万人，且分散在世界各地。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出兵保台实属力不从心，也不必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拯救”台湾？他们建议派几艘军舰游弋、停泊在台湾港口，以示声威，或给蒋介石少量的军事援助，以保台湾地位。
三是以国务卿艾奇逊为代表的密案，他个人认为国民党已不可救药，主张援助就此停止。艾奇逊告诫军方，应当承认“中共”事实上已经控制了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完全是由于蒋介石自身腐败无能。他还认为：蒋介石政权消失是早晚之事。“中共”才是中国的代表。援助蒋介石丝毫不能挽救它的灭亡，反而会促使中国仇美亲苏的心理。艾奇逊还进一步说：在防务上，台湾对美国来说已显得不那么真正需要。他主张在中国问题上，美国眼光要放远一点，要汲取苏联1927年被逐出中国，过了22年才恢复对中国的影响的教训。
上述三种密案意见争论不休，互不让步，最后交总统杜鲁门裁决。杜鲁门毫不犹豫地支持国务卿艾奇逊的意见。
对此，私下有人议论说：杜鲁门支持艾奇逊是因他记恨当年美国两党竞选时，蒋介石曾暗派陈立夫去美以金钱支持杜威竞选，现在他仍是私愤不已。此话不无道理，但也不尽然。杜鲁门之所以不敢出兵保台是慑于美国及世界人民的反对，因为此时找不到任何出兵保台的借口。
于是，1949年岁末年初，美国国务院发出对台湾政策的内部指示，这便是：
一是台湾历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其责任应由中国政府承担。
二是台湾的国民党统治和在大陆时期一样，很容易被攻破。
三是美国对台湾并没有承担责任和义务，因此，美国不应该在台取得基地或派兵前往，也不应供给武器等，否则，美国可能卷入公开的战争，并且遭到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反对。
此指示，一周之后，美国国务院方正式通知台湾国民党当局驻美“大使”顾维钧。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将美国对台政策公之于众，大白天下。他宣称：
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力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
与杜鲁门发表上述讲话的同时，美国政府还宣布自台撤走侨胞。难怪蒋介石流眼泪了。就在美国“弃蒋”政策公布后，美国主要盟国之一的英国，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后是瑞典、丹麦、瑞士、荷兰、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国，与新中国建交。而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以及蒙古、越南、朝鲜也于美国白皮书之前，相继与新中国建交。
应该说，台湾外交，四面楚歌。美国外交人员蓝钦幽默地说：“随着对岸炮火轰隆，美国官员自大陆抵台后，总是坐在他们的旅行箱子上，等候随时奉命回国。”
蒋史专家吴一舟哀叹道：在台湾“所有外国使馆人员及侨民均已离开台湾，认为台湾沦陷的命运，已无可挽救”。也如《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先生所说：那时“很多过来人，甚至30年后，回首前瞻，生不寒而栗的感觉。台湾前途，一片黑暗”。
此时台湾出路向何去？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蒋氏父子将如何对策，成了人们关注的重点。
重登“大宝”的秘闻
1950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涵碧楼前的垂柳枝条上的毛毛狗隐露鹅黄，孩子们还在湖旁用手撩水，春风里多少还有些寒峭。应该说，这一年春天前的寒冬对于蒋介石个人来说，是度日如年的。因为兵败大陆的霉气像阴云一样，在台岛，在心头驱之不散。面对现实，承认失败，又不是蒋的性格。因此，东山再起，“光复大陆”，几度在他心头起誓。然而这一切，抓紧眼前的复职则是当务之急。因为你要干事，名正言才顺。这是蒋的想法。
说起蒋介石的复职，主要是总统复职。
说起总统复职，不能不提起蒋介石的第三次下野。究其原因，旁观者清，原因有三：一是美国人换马；二是桂系逼宫；三是共产党又推了一把。
话为什么这样说呢？
1947年蒋介石在战场上的失败，使美国人失去信心，杜鲁门总统想在中国换主，以李宗仁取代蒋介石。1948年10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国务卿马歇尔建议：“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蒋介石要求美国增加军事援助，被杜鲁门总统婉言拒绝。宋美龄赴美国求援，亦一无所获。这年底，淮海战役胜负已成定局，蒋介石嫡系军队几乎丧失殆尽。白崇禧统领40万大军于武汉与两广相呼应，大有操纵整个中南之势。桂系以武力逼蒋下野。河南省主席张珍和湖南省主席程潜也随声附和。在内外夹攻下，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发出求和声明，企图做缓兵之计。毛泽东发表对时局的声明，揭穿其“假和平”的阴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1949年元月21日蒋介石被迫以“因故不能视事”的名义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政府覆灭了，代总统李宗仁逃到美国。台湾也就没有了总统，国一日不能没主，所以他决定复职总统。
为了复职总统，蒋介石从下台那天起就没有停止过与李宗仁的斗争。有人做过统计，说是他们斗过六回法，有的说他们斗过三回法。笔者翻阅尘封，查明资料，应该说是四回法为佳。
哪四回法呢？
其第一个回合是，关于与中共和谈之争。
应该说蒋、李二人都主张和谈，但在和谈的目的上，二人却有着质的区别。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发表的和谈文告，是被中共的过江炮火逼迫所致。在蒋氏字典中，从来就没有“和谈”二字，他是想利用和谈争取时间，最终与中共决一死战。在他引退之后，仍对和谈进行幕后操纵，千方百计拆李宗仁的台，拖李宗仁的和谈后腿。他当时为李宗仁定下的和谈基调是：“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使双方在未来政府中保持同等发言地位”。
李宗仁与蒋介石不同。他的上台与美国的支持分不开，因此他能按着美国的意图办事，“并不一定要同中共血战到底”。李宗仁之所以主和，主要意图是避免大的伤亡，乘机同中共讨价还价，以达到“划江而治”的格局，保住国民党的半壁江山。
由此可以看出，蒋的和谈是真事假做，而李宗仁则不然，而是假事真做。
为了假事真做，李宗仁上台之初，就表现出对和谈的积极性。上台当日，在他就任代总统的文告中宣称：“决定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表示愿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并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人共同协助，亲自草拟电稿。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称：“南京政府业已承认，以贵方所提‘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急望中共决定谈判地点为盼。”
李宗仁这一举动并未提交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委员联席会议讨论，他之所以绕过蒋总裁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是试图以自己的“法统”地位来对抗蒋介石幕后操纵以口实。然而就在李宗仁致电发出不久，溪口就有长途电话与行政院长孙科通报。几天后，孙科借故南京已在解放军大炮射程之内、办公不安全为由，将行政院迁往广州。至此国民党政府形成一国三公的局面：幕后操纵的蒋介石、受蒋介石指挥的孙科、有名无权的代总统李宗仁。与此同时，蒋还攻击李宗仁“以毛之八条件为和谈基础，直等于投降”。致使李宗仁在此关键时刻，棋错一步，拒绝在中共和平协定上签字，终于导致了国共和谈的最后破裂。对蒋介石而言，他有台湾做退路，可以不要和平。但对李宗仁而言，他如果不与中共和平相处，共同建国，就必然在蒋介石的种种掣肘中宣告失败，而无立足之地。后来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个回合是围绕蒋介石出国之争。应该说李宗仁在上次与中共和谈的失败中，得出了一条教训：只要“克星”蒋介石一日不走，他李氏就不能有所作为。为了摆脱困境，并从蒋手中夺回应属于他的权力，李氏决定要不惜一切办法逼蒋出国。于是李宗仁求到了上次力主和谈的张治中先生，且说李氏的这一想法正好与张治中不谋而合，二人一拍即合。
再说张治中先生是桂系首领白崇禧的同学，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又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他虽在和谈问题上得罪了主子蒋介石，但他毕竟是蒋的嫡系，与蒋介石有着很深的关系。起初，李宗仁上台后，张治中深感李的力量虚弱，和谈前途诸多险阻，对李的处境有同情之感。同时也对蒋介石身在溪口，遥控南京，实为和谈的一大障碍。于是，张治中找到司徒雷登，建议他作为美国人对蒋施加影响，劝蒋出国。司徒雷登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为由，反劝张以其个人同蒋的特殊关系，何不当面劝蒋出国？张只是笑笑说：“和谈第一吗，你不是也主张和谈是唯一出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