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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快意恩仇录》寒武纪——刀光剑影,寒武袭人,软禁硬汉,恶客盈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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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四岁来台湾,台湾虽是亚热带,但对我说来,却一片寒气,像是漫漫长夜的冬天,原因是在国民党伪政府统治下,寒气袭人,活得非常不舒服。在中学的我,被寒尚轻,是“小寒纪”;大学以后,寒气渐浓,是“大寒纪”……到了文星结束,以至彭明敏偷渡,我被全天二十四小时“跟监”(跟踪监视)后,则是公然以武嘘寒了,一寒至此,我戏呼“寒武纪”,不亦宜乎?

在“寒武纪”来临之前,我认识了一个朋友,就是李翰祥。对李翰祥,我本无好感,原因是他的作品,间接使我大骂他妈的。我做预官八期排长的时候,正是他《江山美人》流行的日子。部队整天播的、老兵整天哼的,都是梅龙镇那一套,播呀哼的,烦人烦得要命;后来我总算退了伍,跑到台北,又碰到《梁山伯与祝英台》流行,我躲开现代梅龙镇,却又碰到台北狂人城,和萨孟武、徐复观之流对凌波的意淫风(徐复观写肉麻的诗,说要对凌波“诗以张之”!),乌烟瘴气,也烦人烦得要命。说李翰祥的作品间接使我大骂他妈的,因为直接永不可能,理由是:我从没看过这种他妈的国片。李翰祥后来听说我没看过他的《梁祝》,大吃一惊,开玩笑说:“李敖你这种朋友怎么能交!你不看朋友拍的电影!”我说:“现在你知道如何维持友谊了吧?最好你也别看我的书!”

我认识李翰祥是在他来台湾成立国联影业公司以后,时间是1966年4月16日,是康白(何伟康)介绍的。一个月后(5月17日),他约我在他的明星讲习班上讲一次演,然后请我在他家吃晚饭。他说他看出来李敖是最厉害的东北人,并且像绍兴师爷。那时文星已近尾声。国民党封杀文星后,我陷入谋生的困境。当时谋生,光靠偷偷摸摸帮出版社和杂志社的忙是不能维持的,因为这些文化商人抵抗不了官方的压力,所以所谓偷偷摸摸帮忙,只是一时的、按件计酬的,并且很怄气的。例如我编了《罗素选集》,水牛出版社彭诚晃却不敢挂我的名字,而是由他们的股东刘福增坐享其成的。所以我不得不另想其他生路,其中一个,就是卖洋人旧电器。主要来源是美军顾问团用过的二手货。有的外国朋友离台后,也愿把旧电器卖给我,包德甫(Fox Butterfield)也是其中之一。多年后为了《苦海余生》一书,国民党大捧特捧包德甫,国民党完全忘了:当年包德甫为了支持李敖抵抗极权与迫害人权,曾被国民党“留置”、“找麻烦”、“飞机场洗澡”,国民党对自己,可真既往不咎啊!

除了卖旧电器以外,我也不失掉靠学问一时谋生的路子。1968年12月8日,李翰祥打电话给我,说他要拍唐伯虎的戏,他知道古代有一部《唐伯虎千金花舫缘》的剧本,问我知不知道这剧本收在哪部书里,我说这剧本收在董康辑的《盛明杂剧》里。他对我的渊博大吃一惊,问我哪里有《盛明杂剧》,我说《盛明杂剧》是武进董氏诵芬室刊本,台湾很难找,我试试看。事实上,这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就有,我故意不说。第二天,我告诉李翰祥,可以找到《唐伯虎千金花舫缘》的影印本,要一百美元。李翰祥说,只有几页,太贵了吧?我说:“翰祥啊!知识很值钱啊!你拿这知识,可以编剧本卖大钱;别人提供知识,怎可以卖小钱啊?”李翰祥认为有理,就付了我一百美元。12月10日晚上,李翰祥和康白来我家,他说要请我在欣欣餐厅吃晚饭,他的国联公司陷入困境,现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六组总干事陈绥民负责,晚饭时候陈绥民也会来。在吃饭的时候,我对陈绥民说:你们国民党的统战手法,可得改一改了,这样子统战,不是争取朋友,而是制造敌人,这样会逼人逼出事来的。陈绥民说:我们逼了谁了?你说说看。我说你们日夜派特务在彭明敏家看管,不是逼人是什么?他说哪有这种事!我说我们现在就去查看如何?陈绥民无奈,就说好。于是四个人坐我的“计程车”(我的汽车虽是自用,但和计程车同型同价,所以无异于计程车),到了温州街彭家,彭明敏出来证实,陈绥民也就哑口无言。陈绥民走后,李翰祥很佩服我对朋友的照顾和对国民党的抗衡。那天晚上我发烧,我提议早点回家。12月12日,就住进了宏恩医院。全部医药费四千元,折合美元,正是一百。我笑着对小情人小蕾说:“傥来之财,来得容易去得快,不是好来也不是好走。等于唐伯虎先生代付了医药费!”12月13日下午,李翰祥到宏恩医院来看我,同来的有宋项如、郭韧各位。李翰祥进房就找电插座,我说干什么?他说:“我带来幻灯机,放一些幻灯片给你解闷。”于是就放映起来,内容全部是洋汉子和金发美人的春宫,有近景,也有大特写。最后他把机器等全部留给了我,让我看个够——这就是李翰祥的体贴和风趣。

我与李翰祥来往最多是在1969年,我们经常一起吃饭、打牌(我打牌十打九赢,那时候也变成了我谋生收入的一部分)。那一年刘家昌自费拍《四男五女》,要找一位有汽车的大亨形式上来支持他,做制片人。可是找不到,1969年有私人汽车的人还很少。他看到我有汽车,就找我去冒充,我开出条件,他同意了,我就做了制片人(后来新闻局认为李敖介入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一定有问题,乃予查禁)。那年5月11日,我看刘家昌拍片回来,在刘维斌家吃晚饭,李翰祥、高阳等在座。李翰祥拿了高阳代拟的一篇启事给我看,是说联邦公司怎样欺负他的,害得他事业做垮。他请我表示意见。我说高阳有他文字上的功力,但这篇启事写得不好,没力量。李翰祥当场请我重写一篇,刘维斌、高阳等也赞成,我就答应了。第二天,我就写好了,李翰祥看了大喜,立刻送到各报社。5月13日的报上,就登了全文。发表后,李翰祥得到许多人的谅解与同情,他对我的交情,也自然加深,但我对和中国影剧圈的人做朋友,从不高估。因为中国影剧圈的人,出身的传统背景是戏子。俗话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戏子是很人情凉薄的,这种凉薄,也不能苛责他们,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权贵的弄臣,他们虽然被人喜欢,可是社会地位很畸形,在清朝时候,戏子见了婊子是要请安的,这些人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后来的影剧圈的人,虽然力争上游,但是传统背景的惯性还是不自觉的,他们的心态,还是可怜而畸形的,他们在自炫与竞争上,有职业性的敏感,这种敏感,使他们变得极度现实而虚诈,所谓“戏子无义”,也就因此而生。不过以前的戏子,比起今天影剧圈的人来,还规矩得多,知道天高地厚得多,至少他们绝对不敢在记者会上或法院里演出“大义灭亲”等恶心人的假戏,现在的这行人,可比以前的卑鄙得太多了!当然李翰祥是导演,并且比起台湾国民党导演来,私生活也严肃得多。但他究竟是这种影剧圈的人,所以职业性的敏感,一如同行,自然也就难免现实而虚诈了。正因为我深刻了解影剧圈的人,所以我对他们的交情,从不高估,他们同我的悲欢离合,我也不以为意。偶尔时候,我也蛮喜欢同这圈里的人扯着玩,至少这些人都口蜜会说、善解人意,也善于表演虚情假意,同他们一起扯着玩,你会常常大笑,并对人性有会心的实验。因此,如果我是皇帝,我想我恐怕无法不养他们做弄臣,让他们文化美容,让我美容文化。就凭这些认识,我同影剧圈的人交朋友,总是欢笑中保持着精明,一点都不含糊的。

1968年到1969年,李翰祥的国联公司已经走下坡路,靠他吃饭的一些国民党,为了政治原因和经济利益,开始用斗倒斗臭的方法,同他反目。这些国民党给他的罪名,根据他们1970年8月31日出版的《大盗演李翰祥专辑》,列出罪名有九,第一条就是“辱骂政府勾结文星李敖”!最精彩的,是他们在1970年7月公布了“五十八年8月3日”致治安机关的检举信,里头说:李翰祥的大罪是“推行‘文星’思想”!是“与李敖每晚见面餐叙,均以骂社会、骂党国、骂领袖为话题”!是“介绍北平女同学费太太(关驻台情报武官之华籍夫人)与李敖过从甚密,有替李敖设法偷渡出境之可能”!这些国民党又“微妙取得”李翰祥的亲笔字迹,公布于下:

1.艺术有价,政治无情。

2.“一”片禁映,冷眼看媚日奴颜。

3.接受李敖忠告,把国联向新的路线发展。

4.黎明之前,需要忍耐、等待、坚持。

5.在蒋家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

用为罗织的张本。最后,他们又造谣说李翰祥为李敖走私了秘密文件到海外,于是,这回生了效,警备总司令部保安处终于动手,在李翰祥家秘密装上窃听器,并把他约谈。李翰祥对这件事很怄,他在《三十年细说从头》回忆说:

他们的御用文人在报章杂志大写“李翰祥有才无德”的文章……一方面向有关当局写无名信,还告发我是“匪谍”,并且在《明报晚报》刊载李翰祥为李敖带信的消息,再把报纸剪下寄到台湾警总,作为他无名信里的“铁证”,真他妈的妈拉个巴子,李敖的办法多多,何必用我带信。不过警总还真请我去问了几次话,这一块钱台币的邮票,还的确给我惹来天大的麻烦。……

李翰祥对国民党心怀不满则有之,但说他想怎么样、敢怎么样、能怎么样,却是冤枉他。李翰祥是中国影剧圈内的人,这些人的政治立场可足道的实在凤毛麟角。李翰祥来台湾之初,当选十大杰出青年,领奖时候,突然自动朗诵起“蒋院长的新诗”,这种动作,又怎么解释呢?不过,国民党疑神疑鬼引发出来,这件事后果倒非常严重,李翰祥因我被国民党诬陷,以致一再进出警备总司令部,使他在精神上,产生极大的反感、愤懑与恐惧,使他自台湾一脱身而出,就再也不要回来了。愚笨的国民党再也没有想到:他们为了整李敖而诬陷李翰祥、约谈李翰祥,竟造成这么深远的损失——他们失掉了这么一位得力的艺术工作者。在台湾的李翰祥,替官方拍《扬子江风云》、替军方拍《缇萦》,他是相当投合国民党的趣味的。他走了以后,国民党“闻鼓鼙而思良将”,也千方百计拉他回来。党方拍《英烈千秋》的时候,中影的梅长龄保证李翰祥在台湾的安全,李翰祥回梅大人的话说:“可是,梅先生,谁保证你的安全呢?”就这样的,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四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李翰祥在香港、李翰祥在澳门、李翰祥在日本、李翰祥在美国……李翰祥无所不在,就是不在台湾了。国民党再拉李翰祥,可是李翰祥怕警总,他要国民党军方的最高层人士给他保证安全的信,国民党是从来不会对人认错的、抱歉的,并且还不知自己是老几地向它势力所不及的地方摆高姿势、摆大架子。最后,李翰祥终于用行动去表示了他的反感、愤懑与恐惧——他回到了大陆,那使他逃离又回归的大陆,从遥远的承德——没有警备总部的承德——向长程的台北做了抗议:“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投八路。”这样一个才华照人的艺术工作者,就这样变到与共产党合作了。——李翰祥的故事,说明了国民党为整李敖而整到李翰祥,是多么腐败。当然,国民党是很腐败的,他们不腐败,也不会给打到台湾来了。

三十年后,1996年,李翰祥在海外报上发表《戏言戏语》,有《我与李敖初相识》等三篇文章写他和我的交往,读了以后,恍然如昨。他提到李敖“伶牙俐齿,风趣幽默,逻辑性强,所以言之有物,令人听之动容”等,皆写实也。

在李翰祥家做客时,见到他太太张翠英女士,美人儿也,虽岁华老去,余颜犹见当年。有一次在席中谈及李丽华的年龄,我们客人所记得的岁数,都被张翠英否决,而她所说的岁数,都比我们说的小了许多。我们知道张翠英对李丽华素无好感,如今对“影敌”的年龄,竟力加维护,宁非可怪?后来才悟出道理:原来当年张翠英和李丽华固同台演少女戏者也,两人固然争“雌”,但却同庚,替李丽华瞒岁数,就是替自己瞒岁数;把李丽华年纪瞒住,别人就难以类推出自己的年纪,可见为人者己亦有、瞒人者人亦瞒之,年龄互保,人同此心,大家有所保留,亦大好事也。

我卖旧电器找买主,因为演艺圈内购买力强,所以结交此道中人甚多,这些人多好赌,我也因缘随之,以我一表人才,遇赌甚精,所以赢多输少,对生活亦有大补。赌友中有李翰祥的经理外号“刘必跟”者,此人不信邪,每张梭哈之牌,必然跟进,认为可有奇迹出现,这样打法,当然把把过瘾,可是十打九输。有次输火了,开的支票不认账,反倒告我和蒋光超联手诈赌。法官开庭调查,我说:“凡诈赌者,必然联手者交情很深,方有可能。可是我当天晚上才认识蒋光超,难道是我们上辈子串通好的?”被告蒋光超也在旁证实当晚才认识我无误。法官乃问“刘必跟”:“你告李敖、蒋光超诈赌,有何证据?”“刘必跟”说:“我那天记了日记,有我自己的日记为证。”我说:“这叫什么证据!如果他日记里记我是匪谍,难道我就是匪谍?这种日记太可怕了!”法官点头,最后问我:“你会不会做假牌?”我说:“假牌实在不会做,但真牌打得极好。”说着朝“刘必跟”一指,大声道:“这种人牌打得这么糟,凭真牌就可赢他,何须做假牌!”后来我被警总抓去,办案人员告诉我,本来他们想趁机用诈赌罪整我的,因为整我就连带整到蒋光超,并且扣李敖以诈赌之罪,无人会信,乃放弃此议,不了了之。但这一凭真牌可以赢人、谁还要做假牌的赌钱观,却成了我的人生观。虽然是被诬告一场,但名誉受损,也在意中。蒋光超打电话来,问《联合报》登他和我豪赌之事何不解释,我说:“人家说我是‘匪谍’我都不解释,何况是‘赌徒’?”他听了一笑开悟,也不解释了。

我在被诬告诈赌时,已日夜在软禁状况下。1970年1月软禁一开始,是由警察以假计程车跟踪的,到了7月18日,有了新状况——多了一部车。我决定展开报复,我跟他们来一次“捉迷藏”。这次“捉迷藏”捉到日月潭,全部过程,那时刚从铭传毕业的小蕾留下详细的日记,这是难得的一篇完整记录,我全部附在后面:

好好的一次毕业旅行,却被自己的一句话Cancel掉了,正后悔着,没想到四天后因他们去了趟日月潭。

18日早上十点多胖来,告诉我说:“从清晨5点起增了部车,刚才我去找罗警员叫他转话给李分局长,如在三个钟头内不撤走这部车,我定给他们好看。”“罗警员怎么说呢?”“他说:‘我转,我转。’由今天起移给警总了,他们需要两天时间见习。”“你怎么对付他们呢?”“开车子兜着他们乱转,我已叫小八保养车去了,且把油加满,大家斗着看好了。”我不喜欢胖跟他们斗,这事已延续了四个多月了,多一部车固然很令人不快,再斗也不可能将车全部撤走,四个月都过来了,又何在乎这两天呢?可是胖这种人已决定这么做了再说也是白说,只能拼命往好的方面想,2点时他们一定会撤走一部车的,如那时还是两部车再想办法也不迟,就跟胖走小路到菜市,买了些菜回家补喂胖。到了2点,他们一动都不动,胖就决定不让他们知道去一趟台中,后来也把我算了进去,就计划着,怎么样的方式最好,“我先回家提点钱,理好了箱子,等6点钟在侨联宾馆与胖碰头,车子由小八直接开去侨联宾馆,而胖丢开他们去侨联等我。”这就是我们丢了他们离开台北的法子,其中胖花了七十元的出租车钱,包括五十元奖励司机摆脱他们,胖的确是个想得周到的小心人,除了带双使脚舒服的布鞋外,还带了金丝边的眼镜,一箱可口可乐(怕他们在旅馆的水内放毒)。到了三重我多次转身看后面都没看见他们的车子,谁又晓得我们已在往台中的道上了。

近七点半到了新竹,吃了晚饭,买了两本杂志,四卷彩色照片、三块话梅(真亏买了)及一罐糖。胖把车子玻璃擦干净,换了布鞋,前后花了大约一个钟头,我们又南下了,一路上真舒服,也许这天是十五吧!月色好得没命,又有凉快的风吹着,并且没有人盯着我们,每次我都说:“有什么关系,他们要跟,就让他们跟吧!”这不是真心话,如果真有个车子跟着我们,就不会有这种说不出的愉快了!一路上,胖告诉我,有车迎面来最好将远光灯换为近光灯,这是种礼貌,且不会刺着对方的眼睛。我就一路留心着看,果然如此,有的车不这样,我就会说句“这车不懂礼貌”。有一次,胖将灯换错了,对方的车立即又换成远光灯,且经过我们时长按了声喇叭,吓了我一跳,原来是那人司机报复,人常常都会将别人不经心犯的错,视为有意那么做的,胖就是这种人,我随口说出的话,他一定要解释成我故意气他才这么说的。到了头份,要进入尖丰公路了,可是转了又转就是找不着路,在公路局车站停下,上个厕所,休息一下,又开始找路。最后还是花了八块钱买本大学杂志才问出来,入了尖丰公路,就像走进了山堆,前啊后的、左啊右的都是山,但在这前面没有一点阻挡,路面又平,以一百里的速度前进真过瘾,也看到些骑摩托车跑单帮的,真服他们,这么暗的路上,也不似我们有层铁壳子罩住,万一跳出个坏人,躲都没地方躲,不记得是哪里了,有个好大好大的叫“将军山”的酒家,这行业可真吃得开,在这么偏的地方,都有人花这么大的本钱投资,没多久就看到个在山上的三山国王庙,“胖,我们回来时到这停停”。“好。”喝着可口可乐,吃着糖及酸梅,老远就闻到阵阵的木头香味,胖告诉我三义到了,在这路两旁都是雕刻店。说着说着,就看到台中的路标了,胖说晓波家在这附近有块地,老太新搬的屋子也在这段路上,“就是前面最靠边的一幢”,我们将车停下,看见老太在楼上窗口,不知在写些什么,胖也没进去打个招呼,就把车开走了。“我们去看看丁颍。”在个小巷里左转右转才到,可是家里没人,我们就进市区了,胖说住在意文,那是个较西式的地方,他以前住过,带了三瓶可口可乐,提了箱子,柜台上的人还对胖说:“你好久没来了。”究竟台中是他的地盘,我累得想倒在床上就睡,放了热水,胖出去买牙膏,还带了套套回来,当天晚上就用了一个,那个鬼床,一翻身就会叽嘛鬼叫的,害得我没睡好。早上睁开眼时,胖已洗好澡穿好衣了,他叫我再睡,此时才只有五点多,他去看看老太,没一会儿,胖回来了,他已吃饱,可是没去看老太,因为怕有人已到她那边了。我起来洗澡、化妆、理东西,而胖去擦车,七点多一点就已结好账离开了,胖带我到个小摊上吃碗豆浆打个蛋,就开始逛台中了,也许太早,好多店都还没开门,在个书店买了《希区柯克怪诞小说选》(水牛)、一份游览地图和些文具,还听到收音机里播出刘家昌和五花瓣唱的《咪咪小黑猫》,好玩死了,家昌怎会跟他们配歌,胖跟我笑了好大一段路才停住。到一福堂买了好些太阳饼、早点,把车停在它们门口,就逛一福堂的百货公司,不管什么店一定要有其特点才能站得住脚,同是面包店,它们能因太阳饼在旁边起个十一层的大楼,而我们却做倒了,这时才想起市场学老师说的“Don’t sell the steak,sell the sizzle”,是有大道理在内的。我买了顶黑色的帽子,小姐们竟视我们为财神爷,捧这拿那的给我们看,我最禁不起行诱,花三十块买三条手帕、一百八买了个腕链,还拼命告诉我三楼有女装,到二楼,买了二双厚袜子配胖新买的凉鞋,三百八买了件运动衫,他们店内的东西好像特别贵,拿了四张免费券上九楼享受去,谁知一个人都没有,半天出来个尚有困意的小妹说:“你们怎么来这么早,我们11点才开始。”又拿了那四张券上顶楼凉台,换了一杯冰咖啡、三杯冰柠檬,因为胖替小妹着想,要是我就会叫四杯不同的东西,我们照了些相,胖换袜子,近11点才出一福堂。台中的远东百货公司好大,简直大得没道理。看了台中的书市场,竟有胖的书,时间的变迁简直不可预料,那时红极了的作家,现在流通在市面上的书竟少得可怜,知道他的人也逐渐减少。我也许受不了这种冷热的起伏。两碗可口的排骨面、两个菜肉大包、一盘明虾,就解决了我们的午饭,可不便宜,一百二。一点钟左右就往日月潭了,在路上加满了油,问好了路,就直驶,一路风景真好,马路又平,虽然没有夜间开车舒服,但在晚上绝看不到这么这么多漂亮的景色,一串串鲜红的荔枝挂在翠绿的枝头,怎不叫人垂涎。一路上弯路太多,也许是刚吃过午饭的关系,我竟晕车了,一直想吐,幸好买了酸梅,就一个接着一个地吃才止住吐。两点半看到日月潭三个字,在远处有幢白房子,胖说我们住那好了,整整绕了湖一周,就是到不了那房子,掉头重找才到了“日月潭饭店”,一天房钱四百四,我们俩都问了件傻事,胖说:“我们的房间要面对湖。”“每间房间都朝湖。”我问小姐要冷气。“我们这没冷气,只要门开了就很凉快。”它们到傍晚才有热水,洗了个凉水澡,倒在床上休息,可是睡不着,眯了一下眼,三点半我们准备一下就打算出去走走,这时天气转阴,最前有个破庙、孔雀园,再往前没有路了,掉头往教师会馆走,照了些相,在游泳池边走了走,看到个女孩穿着件中空装似的衣服,胖叫我别盯着人家看。这一带也没什么好玩的,就朝回走,看见一个警察跟一百姓面对着走来,但当我们车子过了,他们二人就掉头,胖就说:“被他们找到了。”我以为胖敏感,经过警察局时,有两个警察,其中一人伸手拦我们车,又不正视我们,朝另外一人讲话,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这时天已下雨,“请问贵姓?”“我姓李叫李敖,你们就是找我。”胖把车子停好,与他们一起进局里,没一会儿就出来了,我们在附近店里逛逛,走进一家土产店,我选了条大理石项链和牛角梳子,老板说:“看见你们进警察局,知道你们是警察的朋友,特别算你便宜。”“不是,朋友是通缉犯。”到一家小店喝了瓶芭乐汁,好奇怪,每家店都在叫我们进去吃饭,这种冷清清的生意真不知如何维持。而此时只有我们两个游人,也许吃饭对他们而言利润较大,我们不太饿,每家店门口都经过两遍以上,我想在一家大点的饭店里吃饭,胖说那店离警局太近了他们会下毒,结果在家小店叫了两个蛋包饭和榨菜肉丝汤,服务很周到,还替我们送了两盒蚊香来。那饭简直恐怖得吃不下,喝了大半碗汤,我心里有点嘀咕,要到这种小地方来吃,还好我们有太阳饼和汽水,否则我晚上会饿死,回到旅馆,账台小姐要我身份证,给了她就进房,希区柯克跑到哪去了(前天6月30日把我写的从头看了一遍,使自己失望得简直写不完了,也不想写了)。拿了车钥匙,想到车里再找找看,柜台上的小姐在传看我的身份证,我突然出现,使她们慌了手脚。拿着手电筒前后都找遍了,就是看不见那本希区柯克,回房跟胖无聊的一人捧本陈之藩的书,他的书写得不错,可是《在春风里》《旅美小简》内的每篇都看过两遍以上,吃了两个太阳饼,实在待着没事,就想出去走走,胖懒得动,但禁不起我左缠右说的,终于穿上衣服。进门处坐了好些人,胖说那些人都是的。数数竟有四个之多,地方小,戒心也高些,沿着湖边走了一小段路,又回去找书,这次终于被我找着了,撕成两半,一人看一份,等我上过厕所回来,胖已睡着了,我看了会儿书,熄了灯,睁着眼发半天呆,才睡着,又是一天过去了。这一天的前大半,一定够他们急的了,等找到我们才放下心,明天又要开始有人跟了。

6月20日

一大早太阳还没出来,月亮尚未下去时,胖就起来了。我睁开眼时,只是一个橘红透黄的月亮留在天上,湖面静静的,有层薄得透明的雾,真美,难怪到过日月潭的川端康成会说月是中国的好。胖在外面坐了好半天,这是他最喜欢、印象最深的一刻了。昨晚他又重告诉我一遍,他初一时,班上旅行,他提议到日月潭。回家时,他爸说没钱,结果提议的人没去,以后就一直没来过,这还是他第一次到日月潭,一人吃了两个太阳饼,一瓶可口可乐,胖去擦车,我化妆,昨晚就问清了,如在12点以前check out,则以一天计算,五点前以休息(半天价)论,我们不愿再让他们赚二百二,在饭店左右照了一卷照片,整理一下,准备去逛湖,先到孔雀园,他们用个中型的车,三个人来跟我们。胖买了支驯妻椎,立刻做出那状照了张相。孔雀是很多,可是保养不够好,许多孔雀的屏都不够好,有许多都折断了,但其颜色之美丽,简直无法模仿,我想就是最好的画家也不能用现有的色彩画出如此艳丽的孔雀屏。可惜其所在处太暗了,不能照相。逛完了孔雀园,又绕到前面去了。胖还跟警察打招呼,“我们中午就走。”我们坐上了游湖的船,先到了番社,那开船的小孩带我们到他的家去,他家开了个规模不算小的店,我买了副耳环和一个手摇的鼓,上了船,他告诉我们其他的地方没什么好玩了,如我们随便意思一下,他带我们到月潭去玩。胖一定要问清楚随便意思是多少,“普通都给三十。”沿途看到了玄奘塔,还没盖完,因太高了,普通材料都用钢索吊上去的,多费时间和工钱。胖说那是李善培的老子化缘来的钱,他带我们到了湖的尽头,由石阶上去,看到一个在山之间的村子,不像是真的,倒像是画出来的,胖问他这边的地卖不卖,向谁买,好像想在此定居似的,说是说,真想在这住下来,还有许多困难。胖告诉那小孩说我们是通缉犯,他不信。我们坐船回去时,发现后面有船跟,真周到,这么一个小湖都怕我们会逃掉。当我跟胖在回住的地方时,看见一个便衣警察跟那小孩一同往警局的方向走,那船夫还向我招手。回到旅馆,柜台小姐拿了本胖盗印本的书,请胖替她签字,匆忙中理好了行李,竟忘了胖摆在柜子里的衣服,幸好让旅馆内的小姐发现了,一路上就以大赛车的速度赶回了台中。路上胖叫我自己坐车回台北,他跟他们兜兜,我不愿意,如我先走,胖会愈斗愈气,并且会不停地想鬼主意。到了台中在老太处喝了杯水,胖喝六杯,而他们则忙着打电话、交班。我们在街上走了好久,打电话给小八,他不在,我肚子饿了(因回到台中差不多快一点半了),胖怕他们下毒,说最好能找到个可以看见现做的小摊,又开始走,在一个沟上的摊子吃了片西瓜,又走。我实在走不动了,但还拖着走,最后决定在个双美室内吃午饭,我叫菜,胖到远东公司买件衣服换着穿(因身上那件已湿透)。后来他们竟然也进来跟我们面对面地坐下,叫了些冷饮,在里面等起我们来了。我们决定饭后去看场电影,在电影院内耗了两个多钟头,电影还可以,椅子却坐得奇难受,幸好如此,否则我会在戏院内睡着。胖喝的六杯茶起作用了,一共上了三次厕所,他们坐在外面看着我们,也许这电影他们看过了。出了戏院,我实在走不动了,买了些荔枝,就上车,本打算由南下的路,再转至海线,使他们暂时摸不住我们究竟往哪,在路上将油加满,轮胎打足了气,在进入员林时,看见界牌下有部车子,我回过头,后面车上的人不停地跟那车子打着手势,是他们的人,也许每个站都有部随时跟我们的车子在准备着。想既然到了员林,就去看看玫瑰花园(此时只剩一部车子了,另一部在加油时丢了)。胖找不着路就把车子乱开,一路上的路标因速度太快而看不清,地图我又看不懂,只有乱闯了,居然走到乡间的小路上,我就心里怨着,“这下不知要走到哪了,跟他们兜什么,如以正规的走法,现在也许都走了一半了,而现在却在这不知名的乡下乱兜,也不知走不走得出,我当初为什么不坐火车走呢?”为了向他们显示我们有汽水,就拼命喝,现在我要自食后果了,到处找着哪可上厕所,而胖左一次错过,右一次说我们找火车站。车都快到彰化了,他都没找到。既然忍了那么久,就等到台中吧!回到台中了,老太不在家,胖刚从家里走出来,就远远看见老太走来,这么凑巧,他们一定会以为是我们预先约好的。此时已七点多了,我们乱开了两个多钟头的车,浪费了两个多钟头的汽油,减少了车两个钟头的寿命,此两钟头竟用在斗气上,多划不来。呆胖胖,不知如何想此事。洗了个澡,将车小保养一下,休息了会儿,到“南夜”去吃快餐,胖真令我烦死了,为什么以这么小的度量来看他们?他觉得在我们吃饭时,他们会弄坏车子,把你车弄坏了,你回不了台北,待在台中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他们还真巴不得你快点离开台中,让他们恢复平静呢!叫菜时,老太进来喝杯咖啡,他就站在门口守着他的车,真像是个……(找不到好形容词),等快餐来了,他回来,叫老太坐在车上,做得未免太过分了些,可怜的胖胖,这么一个天才,竟花这么多心智和精神,用在这批小喽啰身上。吃完饭,我怕路上会冷,去买件毛衣,此时已无长袖厚点的衣服,随便买了件上衣。把老太送回家,我们正式上路,已9点45分了,胖跟我说好一出台中,我就睡,他保证不再跟他们兜了。我也实在太累,倒下没多久就睡着了。走到尖丰公路时我醒了,开了瓶汽水。突然他们的一部红车超过了我们,胖一气就把车停下,我们下车走走、跳跳,有部警察局的吉普车也来凑热闹,要看驾驶执照,抄了我们二人的身份证。胖告诉他在交通上挑不出我的错,我们是政治问题,那警官看了身份证说二十四年生的人还有什么问题,也问后面的车子要身份证等,他们两三个人将警官拉到一边,咕咕地说着小声话,胖说要公平,既然要登记身份证,就大家一起登,那胖警官说当然当然,一会儿就说他们的已登记好了,胖不服说我们两个人的身份证比他们几个人登记得还久。“路不好走,不要开太快,快点走吧!”我们就又走了,没一会儿又看见将军小酒家,一路几乎以一百的速度前进,我又躺下睡觉。再醒时已到了桃园,胖想在桃园街上丢掉他们,路不熟,他们没丢成,倒险些回不到大路上。开着开着,台北愈来愈近了,我们由民权路的桥进台北,没想到,一进台北就又多了部车,他们早就在等我们了。胖还打算将车停在车站,坐部计程车,花二三百块兜他们玩,他在车内睡觉。我不希望这样,已经这么累了,回家洗个澡,睡觉多好,何必花这笔冤枉钱?我到家已一点半多了,妈妈在吃夜点,我也跟着一道吃,她说我们走的第二天,管区警察就来了,以前的任警官调走了,他问妈我到哪去,妈说不知道,也许去毕业旅行,“到哪去了?”“不知道。”“是不是跟个姓李的一起去?”“不晓得,他们好像不少人。”“是不是到台中去了?”“也许。”那警察走到门口,又有一个穿便衣的来了,那警察跟他眨眨眼说知道了,那人还拿出一名片,说他认得爸爸,又说:“那姓李的是老油条,叫他弟弟把车停在外头,他再把车开走。”我们已经回来了,也不用着急了,我洗了澡,就睡觉。我实在好累、好累,以后要玩,一定要坐火车去。

在被软禁时代,我跟小蕾不但去了日月潭,还最后去了一次荣星花园。这个花园,后来与我还有一段故事。荣星花园的继承权,本落在辜家老六即辜伟甫手中,辜伟甫比他哥哥辜振甫、弟弟辜宽敏上路得多,他感于他汉奸爸爸辜显荣一生受益于乡梓,亟思有以回馈社会,以代父亲报德,故在所属事业中,力谋发展与公益有关部分。不幸时运不济,且以不善理财,最后形成“地阔钱穷”(Land rich,cash poor)局面,对外负债达二亿三千万元,其中尤以鹿港乡亲居多。但因全部财产足以偿债而有余,故亦不改素志。不料1982年间,他的健康急速恶化,乃预立遗嘱,内容业经辜振甫签字同意在案。不期辜伟甫尸骨一寒,辜振甫就以人所难知的原因,不守承诺。债权人中,鹿港乡亲两百多人债额一亿八千万元,辜振甫先则拖延不予解决,继则宣称他弟弟的遗产不足偿债。债权人走投无路,乃由在辜伟甫事业中服务二十年的一位义人林永智出面,投诉于李敖。我建议的妙计是:由辜伟甫的生前总管周永嘉拟将其拥有的“荣星公司”百分之五的股权出让给李敖,以借用李敖的力量对抗辜振甫。这个妙计在稍后几天的一次会议中,向辜振甫提出,当辜振甫得知可恶的李敖即将介入时,“脸色苍白,呆若木鸡”,最后说了一句话:“假如周永嘉如此做的话,六爷(辜伟甫)的债务事,我从此不管了。”但在场的辜宽敏察言观色,立刻演白脸,向其五兄辜振甫表示不得不管,说让他再次地处理处理看。于是,受各阶层尊重的蔡金涂(人称“阿城哥”)登场了,辜宽敏请来蔡金涂向周永嘉疏通,最后同意将辜伟甫之债务全部解决。事后,“阿城哥”拉着周永嘉问说:“这个什么李敖,到底是谁啊!好像‘老五’(辜振甫)很怕他似的。”周永嘉答说:“李敖嘛!只是个‘后生小子’,会写一点文章,但很会骂人。”事后,林永智以金钱相谢,我退回了。1986年4月14日我回信说:“虽然你的‘感谢李大哥’的好意,我一律心领,但钱绝对不能收。《战国策》记鲁仲连的话,说:‘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我这次为辜家被害人给辜振甫压力、逼辜振甫还债,纯为‘排患、释难、解纷乱’,不涉其他。虽然送钱是你‘出自诚意的略表谢意’,但我纵‘受之无愧’,也要把钱退给你,并多谢你的好意。”“我总觉得,债务的付诸解决,你老弟锲而不舍地奔走,积功最多,辜伟甫能有你这样一位青年朋友为他料理后事以全令名,真是他的幸运。我觉得辜家债权人全体应该感谢的是你,虽然他们如今惊魂甫定,来不及感谢任何功臣了。”整个的摆平辜振甫事件,使我对义人林永智十分佩服,他具有最好的台湾人的美德传统,这样好的台湾人,我在外省人身上都看不到。

荣星花园盛时,是台北市最漂亮的一座花园,我和可爱的小情人小蕾徜徉于斯,对它一直有深情的怀念。也在那里认识了辜伟甫。没想到物非人非以后,我差点做了它百分之五的股东,经辜振甫力事抢救,方免李狼入室。我高兴我有那么大的威信去唱“空城计”,最后智胜了他。当然辜振甫心中绝不承认。他在信义社区自建大舞台,登台自演诸葛亮,他是当亮不让的,不让也没关系,做司马懿又怎样?最后的胜利又属谁呢?

在被软禁时代,我的报复,不止于“捉迷藏”,还有更狠的。1970年9月3日雷震坐牢十年期满出狱,我得知国民党新闻局调虎离山,届时请外国记者们去中部旅游,暗中放出雷震,我乃约来《纽约时报》兼《时代·生活杂志》的特派员夏皮罗(Donald H.Shapiro)和美联社的特派员普拉特(Leonard Pratt),一大早跑到新店安坑监狱,在我个人被国特“护驾”中,接雷震出狱,使国民党伪政府无法封锁这一消息。后来雷震在日记和回忆里也盛道此事。又如我被跟监快一年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奥森柏格(Michel Oksenberg)教授请我在中泰宾馆吃饭,看到我被国特“护驾”而来,极其反感。跟我密谈甚久后,他后来与卡特搭上线。卡特当总统时中国政策全部信任他,遂有提早承认中共之举。——老K使我受明害,我使老K受暗伤,山人自有道理,山人自有山人的反老K方式。你在台湾困扰我,我在海外困扰你。大家走着瞧吧!一些人不明白我的方式,他们以为我是“思想巨人,行动侏儒”,殊不知我其实是个黑天鹅,优游在水面上,表面悠闲,下面却划个不停呢!我被捕后,警备总部的办案人员就说李敖阴险、说李敖足智多谋:“他把你卖掉,带你去数钱,你都不知道呢!”——真的李敖,正如是也。

我在1971年3月19日晚上被捕,结束了十四个月的“寒武纪”。多少年来,国民党处心积虑给我李敖戴帽子,可是就是难以戴上红帽子。原因无他,我来台湾时,只有十四岁,说我是共产党,殊嫌不伦;后来虽有了红卫兵,且我的年龄虽与红卫兵相当,但究竟人在台湾,如此罪名,仍嫌荒谬。国民党这回很宽大,他们抓我,的确免了红帽子,但给我“台独”的帽子。我这根本反“台独”的人,居然戴着“台独”之帽入狱,真荒谬绝伦,我宁愿“匪谍”呢!

我被捕后五十六天,1971年5月13日,《纽约时报》登出我的照片报道如下:

台湾特务机构上个月逮捕了一位著名的年轻作家。他的日记日前已送达其美国友人的手中。

这位作家——李敖——知道自己迟早要被抓,在去年就把一些手稿,包括他的日记送出国外。这位现年三十七岁的作家,以讽刺文章闻名于世。他修理个人、团体以及种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他的日记写得轻松幽默,描述那些监视他的特务形状。他们在他被捕之前,全天候盯了他整整一年。日记里也谈到有关的情治单位,以及他一些朋友被约谈尔后逮捕的事。目前这本日记只在私下流传,但也经过编译,随时可以出版。

李敖朋友不愿意马上公开他的日记,因为怕害了他。但是如果李敖短期内不能获释,他们就会出版。

截至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李敖的“罪名”。

官方的特务不但到处盯着他,还在他家装了窃听器。去年12月,李敖向一位来访的美国人表示,他在家里搜出过一具窃听器,并且寄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了。

这位美国人和李敖一道吃午饭,他说有两个人跟着,一直站在餐厅外面。

另一些李敖的朋友表示,他之所以受到监视,是因为政府怕他逃出国去。他们指出,在彭明敏教授偷渡之后,对李敖的监视立即全面加强起来。

彭明敏教授,目前在密歇根大学担任讲座。1964年,他和两个学生魏廷朝、谢聪敏,因为企图散发《台湾人民自救宣言》,被军事法庭以叛乱罪名判刑。

这三位“台湾人”数年后才被蒋介石的“大陆政权”释放。

去年2月,魏廷朝和谢聪敏——两人都是李敖的朋友——再度被捕。当时就传说李敖和孟祥柯两位外省作家,恐怕也难逃一劫了。

但是,加州的一名中国留学生表示,虽然李敖有很多朋友涉及台独运动,但是他本人却不可能。“外省人不可能进入这个(台独)组织,”他说,“就像白人不可能加入黑豹党一样。”

此间学术界和中国学生之间盛传,李敖和其他知识分子都是目前政治高气压下的牺牲者。这是因为美国和中共之间紧张关系逐渐和缓,使得国民党感到前途无亮,而大起恐慌的缘故。

由于支持国民党在联合国席位的力量日渐衰微,导致国民党对任何它视为“动摇国本”的言论,都十分敏感。他们一向宣称自己是统治全中国的合法政府。

李敖被捕已引起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和中国留学生相当的关切。有些人已打算写信给国务院和国民党官员。

其中,已表达其关切的,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奥森柏格教授(Michel C.Oksenberg)和斯坦福大学的曼考尔教授(Mark Mancall)。奥森柏格教授说,他希望国民党政府不要过度反应,以镇压合法反对者而导致可能的内部不安。(郑南榕译)

这一报道,就是对国民党伪政府的最狠报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