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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呼吸》疯狂的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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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靠着山躺着,只是有一点儿晕乎乎的。我应该是失去过知觉。马克斯和伊夫将他们的伞放在我的伞旁边,这是我玩滑翔伞的两位同伴。马克斯博士着手处理这一切——他在我脸前方的地上挖了个坑,保证我能呼吸,接着向无线电台报警。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碰我。我和他们说话,我的呼吸平静,可为什么他们不停地问我是否可以呼吸呢?一根草在我的鼻腔里挠着我,我打了个喷嚏,笑出了声。马克斯突然对着无线电发起火来。他坚决要求从格勒诺布尔派来一架直升机,而不是从尚贝里;可尚贝里离这里更近。伊夫像对孩子般地和我说话,他的样子看上去在发抖。我觉得我再也动不了了!

我又陷入了意识丧失的状态。一阵嘈杂声将我惊醒。这是直升机在迎着风的阻力尽力停稳。一位医生和一个救险人员从飞机上跳下来,而飞机重新升起,保持着悬空的姿势。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他们很熟练地将我转移到一个吊篮担架里,使我仰面躺着;我看到了天空和飞机。他们要把我带走,而朋友和其他人留在后面。我叫来伊夫,我明白这样有问题。我请他马上给贝阿特莉丝打电话,对她说情况不严重,说我爱她,我拥有的从来都只是她,她是我的光。“打电话给我父母,对他们说要体贴她,别让她一个人赶路。”十年里,他们一直都阻止我玩滑翔伞;他们有天甚至说要是出了事,他们是不会照看孩子的。贝阿特莉丝哭了,我本该有所收敛,但我成了个罪人。我在伊夫的身边哭了,我想让他对我的父母复述这句话:“请照看我的妻小。”伊夫让我平静下来,我给了他我秘书的电话号码,以便她能取消掉所有约定的会面,不论是当天晚上在意大利的,还是第二天在瑞士的、第三天在德国的。

直升机放下一条缆绳。在被吊上去之前,我请求伊夫原谅我糟蹋了他一天的时间。我在空气里摇摆,副驾驶俯身抓住我,将我拉上飞机。到了机舱里,再听不到有人说话。他们给我戴上了一个氧气护罩。

到了格勒诺贝尔,我们降落在医院楼顶的平台上。我被跑步送到麻醉室大厅,很多张面孔簇拥到我的面前,我们交谈着。一个男人,应该是位外科医生,将我们的客套话打断,说了句“别光说这些,情况紧急”。这是我长时间不省人事之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后来我才知道手术进行得多么艰难。贝阿特莉丝和我父母用了几个小时终于赶到了医院;他们受到了那位外科医生的接待。“他度过危险的机会是五分之一。”

手术后,我的身体拒绝呼吸。他们使我陷入一种人工昏迷的状态达一个月之久,以便呼吸机能强行工作,而不会被机体所排斥。

在这整整一个月里,贝阿特莉丝都守在我的床头,对我说一些故事,这使那些外科医生们非常光火,他们认为这一切毫无意义。贝阿特莉丝毫不松劲地继续着。为了让我好起来,她展开了她的攻势。她联系了我的大老板弗莱德•尚东,和我以前的老板、现在的朋友安德烈•加西亚。他们将我转进巴黎的萨伯特慈善医院。我在那里待了两个多月。

又是几天的昏迷,维亚尔教授选择了一种“间歇疗法”。也就是尽快把开的药全部停用,包括那些使我保持昏迷的无数唑比酮胶囊。

症状加剧。一个星期里我一直在高烧四十度到四十一度之间徘徊。肝炎的症状也开始发作,但是慢慢地,我“恢复了意识”。

贝阿特莉丝倾身靠在我的玻璃床上看着我,在她的注视下,我又回到了大地上;我想不起来她说的话,只记得她的眼神。在几个星期内,我都游离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

贝阿特莉丝安排了亲友们持续不断的探望。于是,在萦绕着我的各种噩梦之间,穿插着他们的来访。

*

我的这些幻境具有如此强烈的真实感,以至于一切都被混进了一个虚拟的世界。

我在一艘小的马达船上。到我行程结束的时候却用的是桨。船停靠的地方正是我医院病房的另一侧。然后,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我被转移到一架幻影40飞机的座舱里,飞机的驾驶员是个西班牙人。我后来才明白,公共医疗求助机构为了节省开支,雇用了一个西班牙人。驾驶员该是带着我越过了隔音墙,俯冲着飞出了法国国境。每天,我都登上这架飞机。回来的时候筋疲力尽,但是精神焕发。最后,飞机载着我去了埃及,停在亚历山大港的东部。
医院里的推车工带我参观城市的郊区。他带我进了一家咖啡馆,这里完全像是个中世纪的酒肆。这是一间木制的大厅,布置得像个有几层楼的商业中心。人们聚到这里,吃着中餐,洗着土耳其浴。其余的人则像我这样,在一个狭小的地方躺着。有人给我们递过来水烟。
推车工带我走进铺满白瓷砖的浴室。喷出的蒸汽从我的头上飘过。我试着用双肘支撑着向上爬,却滑向浴室当中的排水口。推车工撇下我不管。我叫喊着,想从闷得透不出气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但无济于事。

幻影,谵语。当我睁开眼时,我的身体却不再有了!

*

我看到我的妹妹亚历山德拉,她正因为什么事惊惶不安。她的谈话中夹着抽噎。她面色惨白地消失而去。就在此时,她的朋友莱奥和一帮吸毒的人将这里围了起来。他们操着白刃杀了女护士,冲向药房的药柜,抢走注射器和其他的物品。在一阵类似指甲刮墙的声音中,所有人都消失了。我应该是做了个梦。但是第二天,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警察包围住一伙危险的流氓分子,这些人围在一个年轻女人身旁,一边大声叫骂一边跳舞;女人的背上插着一把刀。他们还没能接近受害人。这个女人是亚历山德拉。我失声叫了出来。

*

表弟努恩斯来了;在我被隔离的这段日子里,他每天都来。就像他惯常的那样,他对我说些令人捧腹大笑的故事。我笑得都要把身上的那些管子绷断了。我的孪生兄弟阿兰紧接着他过来;鞋跟噔噔作响,他上身朝玻璃床微倾,军人式地打招呼:“保重,我的兄——兄弟!”轻轻地将身体重新挺直后,他又开始沉默无语,保持着立正的姿势。贝阿特莉丝也在旁边。“解散!”通过她温暖的眼神,我知道我还活着。她轻触着我。她是唯一会俯下身体从她够得着的地方亲吻我的人。

*

我们在我们香槟地区的风景区里。我儿子的教父、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高材生埃马纽埃尔,还有他迷人的中国妻子玛丽,也在这里。夜幕降临,寒意袭人。突然,从玛丽的耳朵里跳出来一群小矮人。玛丽将他们重新聚到一起。埃马纽埃尔带着一丝尴尬的微笑。他解释说他在电脑上进行了一个错误的操作。他使我明白一场世界大战已经通过电脑的媒介爆发了。一些贪婪的芯片[4]逸出电脑的显示器,攻击着敌人的机器。埃马纽埃尔通报了前线的最新战事。实际上,是站在高高的山岭、拿着薄酬的藏人发起了战争。我们决定,埃马纽埃尔、玛丽、她的那群人,还有我,我们一起去前线。原来,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在他妻子和母亲的帮助下,以革命的方式开了一家芯片公司。军人将他们关起来,这些可怜的人日夜工作,来为他们的看守提供日用品。经历了一些不为人知的险阻后,我们逃离了那里,全部在纽约安顿下来。战争似乎进展缓慢,因为缺少芯片。突然,库尔格公司的总裁艾比带着一群猩猩侵占了我们的办公室。他态度极度温和。他对埃马纽埃尔和我们的朋友的工作很感兴趣。在他身后,一个矮小的带着强烈西班牙口音的女人凶神恶煞地冲他吼着。艾比要求控股我们的公司,被礼貌地拒绝。他们割断了老母亲的喉咙。我们的朋友(名字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在用传统的方式剖腹自杀后,带着同情的微笑升天了。幸存者都被关了起来。战争重新开始。
在艾比的情人伊莎贝尔•迪安奇的卧室里,我被吊在天花板上的一个笼子里。一群年轻的吸毒者围着她;在由艾比庇护的一位音乐家谱写的曼妙乐曲声中,他们玩着些精巧的游戏。时不时地,在一种滑轮系统的带动下,我的笼子径直落到了迪安奇床的正上方,她正夸张地张开四肢等着我。我就在笼子里进入了她的身体。天啊,我怎么能这么干?有时,他们扔给我一些花生米。她爱着他们当中的另一个人,一个无敌的歌手。艾比怒火中烧,尤其他又破了产。
突然,一场巨大的爆炸。接着是一片令人压抑的安静。艾比的破产应该引爆了一颗特殊的原子弹。尸横遍野。它们泛着蓝色,没有明显的伤痕,只是脸部恐怖地变形了。他们死于寒冷,而这寒冷现在正侵袭着幸存者。我与贝阿特莉丝和孩子们重逢;我们乘着火车跑了,去寻找温暖。艾比面对我们坐着,他穿着件厚重的皮大衣,显得没那么蓝。车窗外所有的风景都因为冰冻而荒芜。
人们将死者从窗户抛出去。很快,贝阿特莉丝就再也不能给她的家人带来温暖;她的眼圈和嘴唇都变成了紫色。我拎起警报信号灯,抱着她走入凛冽的雪中;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跟着我。我发现了一个用赤土陶砖砌成的小屋,屋旁烧着一大堆劈开的木头。我们就这样围着火过了几年。尽管寒冷依旧,天气却在转好。一天,在那之后已经开始发育的我们的儿子,透过窗户发现了一朵小白花。一朵雪花莲。我们得再等上三年,大地上才覆盖了黄水仙,黄色是贝阿特莉丝喜爱的颜色。我们回到了巴黎。

什么也没有改变,我又回到了我医院的病床上。一天,我想我看到了雷尼埃哭着走进大厅。他是为我哭,为他自己哭,还是因为这些可怕的事情?我不知道,他从此再不曾回来过。

我对我发生了事故的状况又重新有了意识。
这个在一间木屋里将贝阿特莉丝从我身边抢走的男人是谁?
我的表妹卡特琳娜向我介绍了两位学者。两个人都很瘦,身上似乎都带着一种浓郁的忧愁。
他们调试着一个复杂的电子系统,这个系统可以重建髓组织[5]。他们只带来了这个奇妙机器的一部分,这一部分能再生脚跟和脚掌。
我想马上试用这个机器。他们将我的左脚跟套入一个白塑料的模具;很多根线从模具里穿出来,我们这两位科学家迅速将线连接到一个接线盒上,盒子的外观让人联想到蓄电池的充电器。当一切就绪时,他们等待我的示意。我再也没什么可失去的了。“来吧。”一开始,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接着突然出现了一种轻微的蚁走感。随之又加强为针扎的感觉,然后转换成一种轻微爆裂的噼啪声。当我闻到传来的皮肉焦味时,他们切断了开关。他们把模具放回到盒子里。其中的年轻女人用一只浅绿色的软膏按摩着我的脚跟。一言不发。表妹卡特琳娜目瞪口呆。我的脚趾一阵颤抖;片刻之后,我就可以弯起五个脚趾,带动脚掌绕着脚跟运动。
真是奇迹啊!
“为什么会没人知道你们的技术?”
“我们是在实验阶段,”年轻的女学者说道,“我们还没有结束对四肢瘫痪患者的完全取样,但是六到八个星期后,我们会把成果提交给巴黎医院委员会。”

*

时间过得很快;两位学者的杳无音信给我带来不安,我于是告诉了贝阿特莉丝。贝阿特莉丝凭着耐心,听懂了通过卡特琳娜的介绍我见过两个人。她第二天再来时,对我说卡特琳娜不知道我说的人是谁。

我脸红了,就像小时候被人撞见撒谎一样。我激动得一时语塞。贝阿特莉丝努力地安慰我,对我说她会向卡特琳娜细问这件事。

*

晚上,护士小姐向我解释说,我的治疗方法变更了,增加了抗抑郁的药物百忧解。
第二天,我很艰难地醒过来;我昏昏沉沉。甚至我的左脚也不再有反应。

*

贝阿特莉丝试着唤醒我的兴致,对我说一些家里的故事,读报纸,打开电视调到医院的频道,但是无济于事。

*

一天晚上,当我在电视里看到那两位学者在激烈地表达看法时,我从昏昏沉沉的状态中醒了过来。我很快就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话题;我感觉这不是直播,而是一档节目里夹着录播带的内容。
他们更瘦了。他们对拒绝让他们发言的巴黎医院委员会领导层表示抗议。我试着想从女总监那里得到播放带的一份拷贝。她装着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可没有做梦。推车工向我确认了这一点——他本人刚刚在电视上看到了他们。
晚上,我的药量又被增加了。我清醒时段的间隔越来越长。
他们可以治愈我们,治愈我们所有这些被切开气管在呼吸机里呻吟的人。所有这些在医院里待上几个月的人都将重获自由。
一天夜里,我呼吸困难;呼吸机的空气不再进入气管;我用头压在按钮上,按着铃叫护士。没有人过来。我坚持着。无济于事。我就要窒息死去。
我应当是失去了意识。当我睁开眼睛,太阳已经升起;一个小时后才会换班。我要坚持下去,直到推车工进来。当他走进房间,他便急奔过来,他看清情况后便重新使空气流通。
我整个白天都在睡觉。夜里,在旁边那张玻璃床里,人们放进了一个黑色长发的年轻女人。她痛苦地嚎叫着。从我所能看得到的角度,她没有了双腿。打了几针后她便闭上了嘴。在公共大厅的深处,一盏灯灭了,然后又是一盏。第一盏灯又被重新打开。
灯光在我的周围忽明忽灭。
等我灯灭的时候,游戏就停了。
我用眼神来确认——呼吸机始终在工作;机器应该是连接在一个独立的插座上。黑头发的年轻女人和另两个病人死了。
所有这一切一点也不会透露到医护室之外的地方。被一个阴谋盯上的感觉从此没有离开过我。医疗团队每次当着我的面保持最大的沉默时,我都有种负罪感。我感觉不由自主地威胁了他们。他们解决了那两位学者,我成为他们大胆妄为的唯一证人。

*

我用电脑向贝阿特莉丝转达了一条信息。花了两个小时,我筋疲力尽,终于完成了我的紧急求救。我进入梦乡。醒来时我惊讶地发现度过了一个如此平静的夜晚。

贝阿特莉丝来了,我向她示意拿上软盘,到了这些围墙之外再看内容——有人会撞见她的。这一天过去了。我开始怀疑我的不安是否合情合理。我昏昏睡去。

*

在晚饭后,我被一种震耳欲聋的喧哗声惊醒。我听到很多脚步声。一些喊声,一些命令声,一些家具被撞翻的声音,我甚至觉得还听出了机关枪的射击声。我的门被猛地撞开,一队人进入我的房间,围着床站好位置。他们穿着共和国保安警队的制服。所有人都足足有六十多岁了。
最后进来了我的岳父。作为前省长,他能很快地做出安排,保护好我,并向领土监护局[6]的同志们求助。

*

贝阿特莉丝在这儿。她向我说着孩子们。

*

我的岳父将他的部队布置在走道里,以及我病房下面。一场战役打响了,他的人表现得不错。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把我转移到花园里的栎树顶上。我被挂在一张吊床里。一些候在医院顶台上的狙击手开枪击倒了我的一个护卫,随后他们就被一颗手榴弹给消灭了。媒体记者连串地赶来。他们围住了校兵场。我通过一只麦克风说明情况并要求总理的干预;他来了,好多人簇拥着。他命令战斗结束。我要求那两位学者可以在我身上尝试做次手术。一个国际长途拨打起来。几天后,那位年轻的女学者出现了,墨镜和染过的头发使她变了模样。她和她的装备被拉到栎树上。她弱不禁风。在她确认医院里为她专门预留了一个电插座的同时,一些小的冲突重新开始了。夜色降临,她浑身发抖地完成了接线。一些照明弹将现场照得通明。在她还没有推下控制杆前,我亲吻了我的岳父,感谢他,请他保护贝阿特莉丝和孩子们。
年轻的女人推下了控制杆,我闭上眼睛。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发生。随后突然之间,一团电光般的火球迸出。我昏了过去。

*

我在医院的病床上,不能动弹。贝阿特莉丝在对我说着孩子们。我无语凝噎。贝阿特莉丝问我是不是不舒服。

“我没回复你的信息,因为操作失误,我把软盘上的东西全删掉了。”

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沉默。最终,一天夜里,既充满着负罪感,又不能接受自己的状态,同时对占据着自己的那种疯狂感到恐惧,我决定自行了断。但一个四肢瘫痪的人自杀得很费工夫。

我成功地将氧气管绕在我的脖子上。我将头向后拉。我失去了意识。一道鲜活的光芒将我唤醒。听到机器警报声后赶来的护士们重新给我接上管子,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从此开始了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