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所有政策的最终目标”，1937年4月29日，希特勒在奥登斯堡—福格尔桑对在座的国社党现领导人阐释他的反犹计划，“我的准则是，我决不会采取将来也许会让我反悔的步骤，也不会采取损害我们自己的步骤。你们知道，我敢于冒最大的风险，但决不越界。一个人应该有能嗅出‘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鼻子，与对手战斗时也同样如此。”记录此次秘密讲话的录音表明此处有大声的欢笑和热烈的掌声。希特勒继续说：“我不会以武力向对方挑战，我不会因为我想战斗而对敌人说：‘来战斗吧！’而是对他说：‘来受死吧！我已经巧施妙计将你逼到死角，你已经无力进攻，你将被我一击毙命。’就是这样！”希特勒尽量提高了嗓音，“犹如达到性高潮般”爆发地喊出最后一句重点强调的话“就是这样！”，现场观众疯狂地表示赞同。
虽然这一刻希特勒貌似在掏心窝子地说话，其实他依旧拿捏着发言的分寸。可以说，他确切地描述了自己当上国家总理以来的做事方法。就像他在外交领域敢冒最大的风险却从不越界一样，他在对待犹太人的政策问题上也步步为营地逐步走向极端的解决方案。有时候，比如1935年春季，他暗示加紧对犹太人的迫害；有时候，比如召开奥运会的1936年，他下令暂时放宽政策。他的手下们为了邀宠也想出各种新举措，在“犹太问题”上竞相“为元首效劳”，说到底希特勒在这方面也具有掌控全局的决定性权威。他始终操纵着一切并定下行动的准则。虽然战术灵活多变，但是他从未放弃“消灭”犹太人的“最终目标”。但此时“消灭”还并不是指大屠杀，而是指驱逐。1937年11月底，戈培尔与希特勒围绕着“犹太问题”进行了一番长谈，过后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犹太人必须被驱逐出德国乃至整个欧洲。也许这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它终将实现而且必须实现。元首已经下定了决心。”
1937年上半年，政府与教会的争端成为国内政治的主题，1937年9月13日，希特勒在纽伦堡党代会闭幕上的讲话则开启了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激进阶段。就像去年一样，他在闭幕词中大谈“犹太布尔什维克”“对世界的威胁”，这次他的攻击中还夹杂着对被他“彻底打上劣等标签的犹太民族”的粗野谩骂。因为犹太人没有任何文化创造的能力，为了建立覆盖全球的统治，他们想尽早地“铲除其他民族的上流知识阶层”。因此“在目前无产阶级的苏俄，犹太人占据了百分之八十的领导岗位”。斯大林在1936年至1937年的公审中也剪除了卡尔·拉德克（Karl Radek）等犹太战友的事实——戈培尔曾经在日记中惊讶地对此发表过评论——似乎对希特勒没有什么长久的影响。他用几乎一成不变的语言重复着他在1920年8月的主题演讲《我们为什么是反犹主义者？》的内容——这是他一贯偏执地仇恨犹太人的有力证据。所以他也毫不出人意料地援引了所谓犹太人试图在1918年至1919年德国革命中夺权的事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是谁？谁是斯巴达克团的头目？德国共产党的金主和领导人究竟是谁？……都是犹太人！”
希特勒的诽谤言论产生了效果。在自由城市但泽，当地的国社党人在党区主席阿尔伯特·福斯特（Albert Forster）的领导下已经完成了政治上的一体化，1937年10月底，当地发生了严重的反犹骚乱。同时在德国境内其他很多地方出现了新一轮的抵制犹太商店的行动，其目的在于强迫店主放弃产业，迫使他们流亡海外。“对德国犹太人的经济歼灭战已经以最严酷的方式展开了，”10月26日布雷斯劳中学教师威利·科恩评论，“强迫犹太人出售商店的压力与日俱增。”1937年11月底，经济部长亚尔马·沙赫特被解职，阻挡对犹太人进行经济掠夺的最后一个障碍也被清除了。1938年1月底，《新苏黎世报》记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段时间以来，从各个经济领域清除犹太因素的行动愈演愈烈”，“雅利安化”的政策剥夺了犹太人的“生存基础”。国社党“攫取德国政权”之前，全德国共有50 000家犹太商店，1938年冬季只有9000家了，其中3600多家在柏林。
放弃产业的犹太人一般只能得到实际价值的一部分，如果犹太人决定流亡国外，他们还必须缴纳特别税，此外还要交“逃离帝国税”，因此最终他们的财产所剩无几了，这加剧了他们在异国他乡重新白手起家的难度。1938年4月，一个自称是国社党员和希特勒崇拜者的慕尼黑商人在致地方工商总会的信中表达了他对“残酷的行动和此类对犹太人的讹诈的反感”，他拒绝再继续充当“雅利安化”行动的顾问。“作为一个诚实正直的老商人”，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许多‘雅利安’商人和公司以极其无耻的手段尽可能地压低收购价劫夺犹太人的商店和工厂。”“在我的眼中，这些人就像秃鹫，睁大馋涎欲滴的眼睛，伸出舌头，扑向犹太人的腐尸。”但这类声音只是极少数。事实上，为了通过掠夺犹太人的家产发财，很多德国人肆无忌惮地利用被放逐和迫害的少数族裔的窘境。
伴随着劫掠行为而来的是变本加厉的反犹煽动宣传。1937年11月8日，尤里乌斯·施特赖歇尔和约瑟夫·戈培尔在慕尼黑德国博物馆主持“永远的犹太人”展览会的开幕式，如展览会主题所示，它的目的是让观众们亲眼看到“犹太人在全世界的危害作用”。“巨大的黄色海报醒目地出现在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见永远的犹太人的面孔”，社会民主党海外流亡组织在慕尼黑的线人报道。展览会对无知的观众起到了宣传的作用，由于真实与谎言“如此巧妙地相互结合”，“以至于谎言听上去像真话一样”。
1937年秋季以来“犹太政策”的强硬化与下一章将要介绍的纳粹政权外交政策的转向有着直接的联系。前几年由于顾及到国外的反应，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们不得不保持一定程度的克制，但现在顾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此前犹太人在德国的经济地位也已经下降了，不用再担心彻底把犹太人赶出经济领域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相反，对犹太资产彻底的“雅利安化”有助于缓解德国严峻的财政预算状况，非法掠夺的钱还能用于扩充军备和备战。
1938年3月的奥地利“合并”明显推动了迫害犹太人的极端化进程。1933年，约有515 000名犹太人生活在德国，到1937年底，其中152 000人已经移民国外，363 000人还坚持留在德国。现在一下子增加了190 000名犹太人，德国当局推动犹太少数民族移民国外的努力一时之间似乎又倒退了。但事实上奥地利的并入为“去犹太化”的进程增添了新的活力，1938年11月9日至10日的暴乱达到了暂时性的高潮。德国军队开进维也纳的街道，没过几个小时，城里已经出现了针对犹太居民的过激行为，严重程度超过了1933年以来在“老帝国”（译者注：指纳粹德国）发生的所有骚乱。“这天晚上地狱暴动了！”戏剧家卡尔·楚格迈尔（Carl Zuckmayer）回忆，“地府敞开了大门，释放出最低贱、可怕、不洁的魑魅魍魉。城市变成了希罗尼穆斯·博斯噩梦般的画作，鬼魂和半兽人从肮脏的蛋中爬出来、从泥泞的地穴里升上来。空气中持续不断地充满着凄厉、疯狂、歇斯底里的尖叫。”
连续几日，奥地利的国社党员以及国社党的追随者们在维也纳犹太人身上发泄着他们积蓄已久的仇恨。当着目瞪口呆、幸灾乐祸的群众的面，他们用所有可以想象到的方式羞辱和凌虐犹太人。“大学教授被迫徒手清理街道，虔诚的白胡子犹太人被拖进神庙，年轻人狂呼乱喊着强迫他们屈膝下跪呼喊‘希特勒万岁’。”维也纳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如此描述公开凌辱的场面。“他们在大街上像猎兔子一样追捕无辜的人，将他们拖去打扫冲锋队军营的茅房；无数个夜晚恣意编织出的病态肮脏的仇恨幻想，在光天化日之下宣泄出来。”不受控制的恐怖程度之高甚至让海德里希在3月17日对被任命为德奥统一帝国专员的党区主席约瑟夫·布吕克尔（Josef Bürckel）提出警告，他将要逮捕所有继续参与“无法无天的袭击活动”的纳粹党人。在那之后暴力浪潮才慢慢平息下去。“在冲锋队员的嚎叫声中，大街上一群群犹太人被迫用手和膝盖支撑着趴在地上清理人行道上的支持许士尼格的口号，群众面带讥笑地围观着。”3月22日威廉·夏伊勒亲眼看到。意大利驻维也纳大使乌巴尔多·罗齐拉（Ubaldo Rochira）在4月底还报告说暴力事件再一次增加。在第二区的一条街道上，“上百个犹太人被迫在地上爬行或者匍匐而行”。大使表示，维也纳上至知识分子下至普通工人的各阶层老百姓对犹太人的刻毒仇视令他感到吃惊。
许多犹太人惊慌地逃离了这个国家，自杀人数陡然增加。在很短的时间内，“帝国东部地区”（译者注：指被吞并后的奥地利）也实行了反犹特别法。1938年5月之后，由维也纳“财产办公室”负责的“雅利安化”也在几个月之内实施了。为了加快驱逐奥地利犹太人的进程，8月份在从前的罗特希尔德宫成立了“犹太人海外移民中心”，党卫队二级突击中队长兼帝国保安部总部犹太事务部门（Ⅱ112部门）的成员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受命担任该机构的领导人。这个坚定的反犹分子和勤勉的官僚设计出一套高效的强迫犹太人移民国外的工作方法，它能够保证申请人在同一幢大楼里按照流水线原理迅速地办完所有的手续。它还规定没收犹太社区中富有成员的资产，充作支援贫困犹太人移民国外的资金。到1939年5月共有100 000名犹太人，约占奥地利犹太人的50%，离开了这个国家。“维也纳模式”被证明是成功的，它被视为“老帝国”的榜样。
“自奥地利合并以来犹太人的命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38年7月社会民主党流亡党委的报道总结。“国社党从奥地利的经验中得出结论，加快对犹太人的迫害不会对社会体系造成损害，放纵纳粹支持者的反犹本能、对公开的暴行熟视无睹，既不会带来经济上的困难，也不会在国际上明显地丧失声誉。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政府毫无顾忌地在老帝国推行维也纳工作方式。”1938年春季以来，歧视性法律一个接一个出台，目的都是为了破坏犹太人在“大德意志帝国”的经济基础，尽可能地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因此犹太家庭失去了所得税子女优惠待遇，经营工商业的犹太人无法得到政府采购项目，犹太社团失去了公法中的法人地位。4月26日颁布的法令影响尤为深刻，它规定所有犹太人必须在6月30日前申报5000元以上的资产。“填表的目的何在？”6月29日维克多·克伦佩雷尔填写表格时心中自问，“我们已经习惯了在这种被剥夺了权利、麻木地等待着进一步的无耻行径的处境中生活，几乎再没有什么事能让我们激动起来。”
7月6日颁布的《工商业管理条例修正案》禁止犹太人从事如地产代理、婚姻介绍或小商贩等各种职业。7月底犹太医生被剥夺了行医资格，9月份犹太律师失去了律师从业许可。8月17日的法令规定，今后犹太男人和女人只能从法令附表列出的名单中选取名字，或者在他们的名字中加上“以色列”或者“萨拉”。“假设名单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制订的，它们可以被看作如实暴露愚蠢官僚心态的证据。”索尔·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änder）对这一新的刁难发表评论。内政部官员、《纽伦堡种族法》的注释者汉斯·格洛普克（Hans Globke）是这份名单的制订者，1945年之后他像很多同事一样继续自己的仕途，1949年10月他升为部里的处长，后来又在康拉德·阿登纳的总理府里当上了国务秘书。
“自上而下”的行政措施和“自下而上”的暴力行动再次互相配合，加快了极端化的进程。维也纳暴乱之后，1938年春季，在“老帝国”的许多地方发生了排犹骚乱。像在1935年一样，戈培尔在柏林又发起了攻势。4月底，他和柏林警察局局长沃尔夫-海因里希·格拉夫·冯·赫尔道夫讨论怎么继续加紧对犹太人的迫害：“犹太人的酒馆餐厅将被清理掉。犹太人只能分配到一个游泳馆、几家电影院和餐厅。禁止他们进入其他地方。柏林将不再是犹太人的天堂。所有的犹太商店必须有特殊标识。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必须采取激进行动。”希特勒表示同意，但是他提出等1938年5月初他出访意大利之后再具体实施。根据赫尔道夫的命令，5月17日柏林警察厅拟定了《帝国首都公共生活各个领域犹太人待遇备忘录》，它规定了一系列歧视性的措施：从犹太人必须佩戴特殊的标志、取消犹太儿童的义务教育到设立犹太人的专用车厢。
虽然帝国保安部犹太事务部门表示出忧虑：“柏林犹太人问题的处理与整个帝国脱节是不妥当的。”但是戈培尔坚持己见：帝国首都必须先行一步。5月24日，他又一次和赫尔道夫谈到“柏林犹太人问题”：“我们要把犹太人从经济领域和文化生活中或者说从整个公共生活中驱逐出去。不管在哪里，我们需要有一个开端。”5天之后，他又一次得到了希特勒的首肯，5月30日，他对警察局局长下令，“柏林反犹计划正式开始”。5月31日，柏林警察对选帝侯大街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逮捕了300个犹太人，大部分第二天被释放了。戈培尔大为生气，“我前所未有地大喊大叫”——6月10日，他在柏林警官面前发表讲话，试图为他的激进路线做宣传：“我真正在做宣传鼓动。我们无需多愁善感。我们的口号不是法律，而是刁难。犹太人必须离开柏林。警方应该协助我。”
6月11日之后，柏林各区都传来了发生排犹行动的消息。“从星期六傍晚开始，人们可以看到一群群便装打扮的人，多半两三人一组，在犹太人商店的橱窗上用红笔写上巨大的单词‘犹太人’，涂画大卫王之星和犹太人讽刺画。”美国驻柏林大使雨果·R.威尔逊（Hugh R. Wilson）报道。画画的人身后跟着一大群看热闹的人，显然他们很乐于看到发生的事情。这个行动是为了尝试“有组织地标识出犹太商店”，在彻底性方面超过了1933年初以来所有的排犹事件。6月20日和21日的骚乱达到了运动的顶峰。几个星期之后移民美国的女记者贝拉·弗洛姆惊恐地在日记中写道：“整条选帝侯大街满是涂鸦和海报。冲锋队在犹太小商铺集中的区域（亚历山大广场后面）更是大肆破坏。到处可以看到恶心血腥的描绘犹太人被斩首、被吊死、被断肢的图画和令人作呕的题词。橱窗被砸碎了，从寒酸小店里抢劫来的‘战利品’散落在人行道上和排水沟里。”帝国保安部的报告简洁地写道：“经柏林地方警察局的许可，（我们）实施了行动。”但柏林警方不光是无所作为，在所谓针对“反社会者”的大规模行动中，1938年6月中旬，他们逮捕了1500名犹太人，其中大多数被送到了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戈培尔表示满意：“现在赫尔道夫在犹太人问题上采取激进行动了。党协助了他。逮捕了很多人……警方理解了我的命令。我们要把柏林变成没有犹太人的城市。从现在起我寸步不让。”
图62：“6月行动”，柏林犹太人商店被涂抹的橱窗，1938年6月
但是，6月22日希特勒从上萨尔茨贝格发出了立即停止行动的命令，当天晚上在奥林匹克体育馆的冬至庆祝活动中再次发表激烈的反犹演说的戈培尔也不得不屈服。希特勒下命令的理由显而易见：柏林的反犹行动引来了国外报纸的恶评，在国际形势因纳粹政府挑起“苏台德危机”而日趋紧张的当口，出于战术方面的考虑，这个独裁者想暂时抑制“犹太政策”中的激进行为。但他的目的仍然不变，希特勒和他的宣传部部长在1938年7月24日拜罗伊特音乐节上再次达成了共识：“重要的是将犹太人赶出去，十年内我们必须把他们清除出德国。但暂时我们还要把富人们当作筹码保留着。”
7月底，柏林警察局局长向所有的警察分局发出《犹太人和犹太事务管理方针》，该文件反映出他从6月行动中得出的结论。它的目的是“迫使犹太人移民国外，而非没有成功希望的随意骚扰”。所有的警官都必须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清除柏林的犹太人，尤其犹太无产阶级”。内容全面的列表总共列出76条，详细说明了如何在现有的歧视性法规的范围内骚扰被排斥的少数族裔的日常生活。“赫尔道夫向我递交了列举对柏林犹太人采取的措施的文件。它确实是严格而全面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犹太人赶出柏林。”戈培尔表扬了警察局局长的工作。
然而强行驱逐的政策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因为纳粹政权不惜一切代价剥夺犹太人谋生的经济基础，同时这也限制了犹太人移民海外的机会。“当犹太人迅速沦为很快将要依赖社会慈善事业生存的无产者群体时，从经济角度说，他们移民海外的难度增加了。”1938年8月，阿根廷驻柏林的爱德华多·拉博格勒（Eduardo Labougle）汇报。帝国保安部也意识到了这个困境：1938年4月和5月的报告说，不容忽视，“移民海外的机会与强迫移民压力的增长呈反比减少”。随着犹太人在经济领域受到的排斥日渐增长，犹太社团和慈善机构的收入也在减少，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帮助贫穷犹太人移民海外的经济资助者。
除此之外，西方国家接收犹太人的意愿并没有随着德国迫害犹太人力度的增加而变强。1938年7月，在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倡议下，在法国疗养胜地埃维昂召开了一次会议，与会的32个国家没有一个愿意明显增加犹太移民的限额。于是他们为国社党提供了宣传的口实。“没人要他们”，《人民观察家报》嘲弄地写道。在1938年纽伦堡党代会闭幕式上，希特勒嘲讽了西方民主的表里不一，一方面他们谴责“第三帝国清除犹太分子的无比残酷”，另一方面却害怕承担接收大量犹太移民所带来的麻烦：“没有实质帮助，只是奢谈道德！”
对于帝国保安部的专家们来说，向巴勒斯坦移民是犹太人海外移民问题的关键所在。但纳粹领导人在这一点上也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促进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将会制造一个新的“世界犹太人的中心”，而他们正想打破所谓犹太人的权利。1937年6月，外交部长诺伊拉特对驻伦敦大使下达指示：“建立一个犹太国或者英国人统治下的以犹太人为主导的国家不符合德国的利益。”一年之后，当国际会议在埃维昂召开时，纳粹首席思想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在《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了题为《犹太人往何处去？》的社论，他在文中总结了目前讨论的结果。首先，巴勒斯坦不能作为大规模移民的中心。其次，看来世界各国无法接收欧洲的犹太人。再次，“必须寻找一个封闭的、欧洲人尚未定居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1938年春季，希特勒的脑子里头第一次出现了非洲东海岸一个法属岛屿的名字：马达加斯加。4月11日戈培尔记录：“在早餐桌边谈了很久，讨论犹太人问题。元首想把犹太人全部赶出德国。赶到马达加斯加或者类似的地方。这是对的！他认为，他们本身来自于从前的罪犯流放地。很有可能。一个被上帝击垮的民族。”
这个想法本身并不新鲜。早在19世纪80年代，反犹种族主义的鼻祖东方学家保罗·德·拉加德（Paul de Lagarde）就曾经建议过，将犹太人移民马达加斯加的计划作为德国征服东欧政策的一部分，20世纪20年代以来，各个国家的反犹主义者一直在宣传这个“解决犹太问题的方法”。1926年6月在《民族观察家报》的头版上刊登了亨利·汉密尔顿·比米什（Henry Hamilton Beamish）的文章，它直截了当地呼吁：“哪里是犹太人能和平幸福生活的恩赐之地？在哪里他们能保持种族的纯粹并坚持自己的理想？马达加斯加。”但这个呼吁几乎等同于挖苦，因为比米什和其他马达加斯加方案的赞同者都深知，岛上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大部分被驱逐到那里的犹太人都会死去。施特赖歇尔的煽动性报刊《先锋报》在30年代已经公开地以此类种族灭绝的方案为题。1938年报纸的新年版刊登出大字标题“马达加斯加”并配上了漫画，一个满脸惊恐的犹太人被仰面压倒在地球仪上，图画的注解是“他看到了末日”。
希特勒还没有打定主意——戈培尔所记叙的“赶到马达加斯加或者类似的地方”的言论证明了他还保留其他选择——但是他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将犹太人全部赶出德国的计划。1938年8月中旬，他在小圈子里透露，《纽伦堡法案》“其实过于宽仁了”。“现在他考虑通过补充性法规进一步限制犹太人在德国的生活，使得整个犹太群体无法再在德国生存下去。这是摆脱他们的最佳途径。”1938年9月底，签订了《慕尼黑协定》之后，欧洲围绕“苏台德问题”爆发重大冲突的危险似乎暂时消失了，反犹骚乱再度爆发。初秋时大部分德国人心中对于战争的恐惧现在化作对犹太人变本加厉的讨伐。在很多地方，尤其在德国南部和中部，出现了对犹太教堂和犹太产业的袭击。骚乱“具有了局部性的大屠杀性质”，1938年10月帝国保安部的报告称。许多国社党积极分子认为，“现在到了最后解决犹太问题的时刻”。11月4日，威利·科恩有预感地在日记中写道：“我认为，留在德国的犹太人将进入非常艰难的时期。”几天之后，全国范围的暴乱猝不及防地到来，反犹暴力行动达到了高潮，在1938年变得越来越极端。又是希特勒给出了决定性的信号，任凭仇恨和破坏恣意横行。
1938年11月7日，一个在德国长大的17岁波兰籍犹太人赫舍·格林斯潘（Herschel Grynszpan）开枪刺杀了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秘书恩斯特·冯·拉特（Ernst vom Rath），拉特身负重伤。这次刺杀是一次报复行动：10月底，德国警察和冲锋队将17 000名生活在“第三帝国”的波兰犹太人集中起来，驱赶到波兰边境。格林斯潘的双亲和兄弟姐妹也属于被驱逐的犹太人，多日来他们在波兰和德国之间无人区的恶劣条件下生活。“当我想到我们的悲剧……我的心在滴血”，刺杀者在给他住在巴黎的叔叔发去的消息中坦承，“我必须用某种方式来抗议，让全世界听到我的抗议”。
格林斯潘的绝望之举给了纳粹领导人期待已久的协同打击犹太人并剥夺其财产的借口。尤其戈培尔立即看到了此事提供的机会，让他能通过卖力的工作挽回希特勒对他的好感，由于前几个月他和捷克女演员丽达·巴洛娃（Lida Baarova）闹绯闻，他和希特勒的私人关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11月7日晚上，宣传部部长就下令让新闻界“大张旗鼓”地报道此事，并且在评论中指出它将“在德国犹太人身上导致最严重的后果”。11月8日，《人民观察家报》刊登了社论《暴徒们》，公然挑动大屠杀：“很明显，德国人民能从这一新的事实中得出结论。几十万犹太人在国境之内还占据着整条商业街、充斥着娱乐场所、作为‘外国房东’赚取德国房客的钱，而他们的同胞却在国外呼吁对德国作战并枪击德国官员，这是不可容忍的。”11月9日上午，新闻社报道拉特只能再活几个小时了。年轻的女记者露特·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Ruth Andreas-Friedrich）记录，柏林处于“暴风雨来临之前压抑的焦虑不安”之中。
11月7日至9日的两个晚上，作为刺杀事件的回应，在卡塞尔以及库尔黑森地区的许多地方发生了第一轮的反犹骚乱。骚乱是由国社党地方干部策划的，采取行动时他们完全以政府领导人的身份自居。犹太教堂是主要的攻击目标。“黑森州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犹集会”，戈培尔写道，“犹太教堂被烧毁。如果现在我们能让群众释放愤怒情绪该有多好！”但这样做需要有希特勒明确的表态，而宣传部部长还没有征得他的同意。11月8日晚上，希特勒在慕尼黑比格尔布劳啤酒馆发表纪念失败的1923年啤酒馆政变的传统演讲，他压根没有提到巴黎的刺杀事件。不同寻常的沉默并不代表他想息事宁人；相反，这是表明他想搞阴谋的一个明白无误的迹象。与1936年2月初威廉·古斯特洛夫遇刺事件不同，那次他顾及冬奥会而禁止了反犹太人的过激行动，而这次他决意对犹太人动手了。但他还需继续等待，等他听到拉特的死讯。11月7日至8日的晚上，他派私人医生卡尔·勃兰特和慕尼黑外科医院主治医生格奥尔格·马格努斯（Georg Magnus）一起前往巴黎。两位医生替身负重伤的使馆秘书检查了身体，并在多份病情报告书指出他的伤势严重。
恩斯特·冯·拉特死于11月9日下午16:30。副官尼古拉斯·冯·比洛证实，希特勒在摄政王街的家中通过电话得知了他的死讯。晚上18点之后，他前往慕尼黑老市政厅，和“老战友们”共聚，参加在老市政厅宴会大厅中举办的每年一度的纪念活动，因此这个独裁者有足够的时间思考下一步行动。11月9日，在此地发生的事情是由希特勒和戈培尔共同精心策划的具有戏剧性欺骗效果的行动。晚上9点左右，当大家还在用餐时，希特勒接到了报告使馆秘书死讯的电报。他又一次展示了自己的表演天赋，他装出吃惊的样子，在众目睽睽之下面露震惊之色，与邻座的戈培尔激动地说着话。虽然谈话内容在戈培尔日记中只有寥寥几行记载，但是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独裁者对计划中的反犹暴乱开了绿灯：“他决定让抗议继续进行；撤回警察。应该让犹太人感受民众的愤怒。这是正确的。我立刻对警方和党干部下了命令。”
和戈培尔说完话之后，希特勒立刻离开了会场，没有再发表其他言论，他回到摄政王街的家中。显然他避免与接下去发生的事情发生直接的联系。戈培尔代替他发了言。虽然他的讲话没有留下原文，但是从几个月之后国社党最高法院呈交的调查报告中能看出他想达到的效果：该报告称，“党的全体领导人领会了”宣传部部长的命令，“国社党对外没有以示威游行发起人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它是策划者和实施者”。戈培尔本人这样描述听众对他的讲话的反应：“雷鸣般的掌声。大家都立刻冲向电话机。人民开始行动了。”他确定了有欺骗性的官方口径：暴乱必须显得像是“民众愤怒”的自然爆发，而真正的主谋，尤其希特勒和戈培尔，必须隐藏在暗处。秉承这一精神，在慕尼黑开会的党区主席和冲锋队分队长分头对下属下达命令。命令一直顺利地向下传达到区领导人和地方小组组长。
在比格尔布劳啤酒馆参加政变周年纪念活动的“老战士”中也包括作为嘉宾出席的阿道夫·希特勒突击队的39名成员，1924年，国社党被查禁，突击队被当作传统联谊会保留下来。听完戈培尔的煽动言论之后，他们横冲直撞地行走在慕尼黑的街道上，一路上破坏了许多商店，并纵火烧毁了赫尔佐格-鲁道夫大街上的雅各布犹太教堂（赫尔佐格-鲁道夫大街上的犹太大教堂已经于1938年6月被拆除）。戈培尔和慕尼黑-上巴伐利亚党区主席阿道夫·瓦格纳一起来到普兰纳大街的党部所在地，他亲眼看到了破坏的现场。“与此同时突击队干成了一桩大事，而且他们是独立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希特勒的私人副官尤里乌斯·绍布也是作案者之一。“绍布奋力出击”，戈培尔评论，“他过去的突击队之魂又复活了”。
在午夜时分主持传统的党卫队新兵宣誓仪式之前，希特勒已经和希姆莱商量妥了，党卫队将不会参与暴乱。莱因哈特·海因里希给柏林的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米勒（Heinrich Müller）打了电话，随后米勒于23:55发电报通知盖世太保各指挥部，“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全国各地的犹太人采取行动，尤其将目标对准犹太教堂”。行动绝对不可“受到任何干扰”，禁止“趁火打劫和其他特殊的骚扰行为”。除此之外盖世太保还准备在全国范围内逮捕20 000到30 000名犹太人。根据戈培尔的日记记录，是希特勒本人提出了这个要求。在半夜1:20发出的特急电报中，海因里希更加详细地阐释了米勒的命令：“不可采取可能危及德国人生命和财产的行动”，“只可捣毁而不许洗劫”犹太人的店铺和私人住宅。犹太教堂和社区办事处的文件档案必须被全部没收，并把它们上交帝国保安部办公室。警察和帝国保安部还接到命令，“在各城区尽可能多逮捕一些犹太人——尤其富裕的犹太人，人数视现有监狱能容纳多少而定”，“执行逮捕之后，为了尽快安置这些犹太人，请立即与辖区的集中营取得联系”。
图63：围观着火的埃森老犹太教堂的路人，1938年11月9日
此时在全国广大地区已经开始了暴乱。各地的冲锋队队员和国社党积极分子向离他们最近的犹太教堂进军，他们大多穿着便装，手中提着汽油桶，他们捣毁物品，纵火焚烧教堂。地方警察根据上面的命令束手旁观，而消防队只有在火势蔓延到附近房屋时才会来救火。与此同时，其他队伍袭击犹太人的店铺，他们砸碎橱窗，将货物扔到大街上，第二天早上人行道上铺满了碎玻璃——因此流传开了柏林人口中的淡化事件严重性质的名词“帝国水晶之夜”。还有一些人冲进犹太人的私宅，捣毁家具，对房主人施虐。中世纪以来德国从未爆发过如此大规模的肆无忌惮的反犹暴行。
11月10日上午，戈培尔和希特勒商议下一步的计划：“继续打击还是暂时停止？现在这是一个问题。”他们达成了一致意见，暂时中止行动。“如果我们继续下去，就有出现暴民的危险”，戈培尔总结他们思考的结论。在希特勒的授意下，戈培尔起草了一份呼吁书，它“严厉地敦促民众立即停止任何一种形式的针对犹太人的示威活动和报复行为”，“针对犹太人在巴黎刺杀德国官员的事件，我们将通过立法和颁布法令的途径对犹太人做出最终的答复。”中午在“巴伐利亚小酒店”，戈培尔的文章获得了希特勒的首肯。下午呼吁书在电台播出，第二天上午刊登在各大报纸的头版上。同时宣传部部长下令新闻界尽可能低调地报道这次反犹暴乱，不要公布破坏的整体严重程度。“在报纸头版上不要出现任何相关的标题，暂时也不要发表任何照片”。11月10日晚上，希特勒在国王广场的新“元首行馆”对新闻界代表发表了演讲，他只字未提昨夜的事件。虽然他参加了11月17日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拉特葬礼，但是与两年半之前参加古斯特洛夫葬礼时不同，这次他没有发表讲话。他想借此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他与暴乱毫无牵连。
帝国保安部总部犹太部门1938年11月7日的报告称，共有36个犹太人被杀害；后来官方又把数据纠正为91个。如果算上当晚自杀的人数、在集中营被囚禁期间死亡的人数和因其引起的后果而死亡的人数，则实际的死亡人数远远高于这个数字。1000多个犹太教堂和祈祷室被焚烧，7000~ 7500家犹太商店被捣毁或者劫掠。骚乱造成的财产损失高达五千万马克。
在那个可怕的夜晚，全德国的犹太人经受的屈辱和折磨更甚于财产的损失。就像维也纳的犹太人在1938年3月和4月间“施虐欲的大爆发”中经历过的，他们被迫跪在犹太教堂前唱宗教歌曲，被迫跳舞和下跪，被迫亲吻土地，被冲锋队员殴打和践踏。在很多地方，被捕的犹太人在送往集中营之前于光天化日之下被驱赶着游街，一路上伴随着当地办事人员、冲锋队和党卫队警卫以及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的诅咒和辱骂。通常情况下总有一大帮群众围观着这些侮辱人格的场面。“人们肩并肩站着，看着我们从他们的面前走过”，一个哈瑙的犹太商店店主回忆说，“几乎没有人说话，少数人在笑，很多人脸上流露出同情和愤慨。”
共有30 000名犹太人被逮捕并被送往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在那里他们受到党卫队看守残酷的虐待。押解到集中营之后，他们被人拳打脚踢，被驱赶着在营地里奔跑，直到筋疲力尽，他们被迫连续几个小时在11月的严寒中站立集合，一动都不能动。“一连串无休止的身心痛苦”，一个不幸的人描述布痕瓦尔德的情形，“头几天最糟糕。他们不让我们喝水。水本身就稀缺，他们根本不给我们水。嘴巴干到了极点，喉咙像火烧，舌头名副其实地贴着上颚。第三天分发面包，但我根本吞咽不下去，嘴里分泌不出唾液。夜晚是恐怖的。有人歇斯底里大发作。一个人叫喊着别人要杀死他，另一个人似乎在布道，还有的人在胡扯着什么电波。其间夹杂着尖叫、哭泣、祈祷、诅咒、咳嗽，到处是灰尘、污垢、恶臭，人们犹如身处地狱之中。”大部分被捕的人几个星期之后被释放了，但前提条件是，他们将力争尽快离开德国。此外他们必须做出保证，不向任何人透露集中营里的经历。尽管如此，一部分消息还是泄露出去了。“从布痕瓦尔德流传出来的令人惊恐的暗示和零碎的叙述——保密的义务以及下一次人们不会再从那里生还，每天都有10～20个人死去——令人毛骨悚然。”1938年12月初，维克多·克伦佩雷尔在日记中写道。
1938年11月9日至10日的事件令留在德国的犹太人感到震惊。“在此之前当代的种种痛苦、困窘、屈辱和可怕的事情都无法与这个夜晚的一切相提并论”，奥本海默银行前职员胡戈·摩西斯（Hugo Moses）后来回忆说。反犹暴乱让犹太人猛然意识到，他们已处于彻底的无权和无助的状态。他们可能被殴打、掠夺和屠杀，而警察不会干涉，凶手不用担心遭到惩罚。德国已经脱离了文明民族之列，他们业已跨越了界限。“一旦我们活着离开这个国家，决不会再回来。”恐怖事件发生一个星期之后，柏林女医生赫塔·纳托尔夫（Hertha Nathorff）在日记中写道。
虽然国社党的报纸不遗余力地宣传，破坏活动是民众自发的宣泄愤怒的形式，但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这是混淆视听。鉴于“行动是由上而下发动的事实”，媒体不断重复的宣传“令人好笑”，1938年11月底，比勒费尔德盖世太保指挥部指出。帝国保安部总部犹太事务部门在11月的报告中也得出结论：“行动的执行者主要是政治领导人、冲锋队和党卫队的成员，在个别情况下也有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外国观察家把青年们的参与视为最糟糕的预兆。人们从中可以觉察到“德国青年一代的道德沦丧”，“在党的命令下，他们能参与一切攻击和暴力行为”，波兰驻莱比锡总领事评论说。在某些地区，普通市民也参加了冲锋队的队伍，他们为肇事者加油鼓劲，自己也动手帮忙。但总体而言帝国保安部的观察是正确的：“只有极少数平民参与了行动。”
但是德国人民对十一月暴乱持什么态度？支持率有多高？反对率又有多高？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当时不存在能公开表达意见和情绪的自由媒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弄清楚，什么人赞成，什么人反对？”第二天，面对那群沉默地凝望着柏林法萨嫩街尚在冒烟的犹太教堂废墟的路人，露特·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在心中问自己。11月14日，阿根廷驻柏林大使报道了民众的态度：“我们无法探究他们对事件的内心感受，因为众所周知，当局不容许和不容忍人们对国社党员及其帮手们干的事情提出任何批评意见。”对于老百姓来说，公开表示反感是有风险的，因为在坚定的政府拥护者中间有着足够多的愿意为盖世太保效劳的告密者。11月12日，驻因斯布鲁克的意大利总领事报告说，民众对帝国水晶之夜发生的事感到“极其愤怒”，“但是他们只能小心翼翼地表达个人意见，因为据说已经有三个雅利安人因为公开表达不满被送进了达豪集中营。”
根据从德国各地传来的消息，社会民主党流亡党委的报告确认，大部分德国民众强烈谴责这次骚乱活动。但是我们可以反驳说，社会民主党线人的消息主要来自于他们以前熟悉的社会环境，因此不能代表整个德国社会。但外国观察家如美国驻斯图加特总领事塞缪尔·W.霍纳克（Samuel W. Honacker）也得出类似的结论：约占80%的多数民众不赞成此类暴力行径，只有20%的人表示满意。连州议会、市长和盖世太保各指挥部的报道也提到，“民众在很大程度上不理解”9日至10日的“行动”，“总体而言对社会情绪造成不良的影响”。连党员们也表示反对，但是“他们表达批评意见时非常小心，因为怕被戴上同情犹太人的帽子”。
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确定，德国民众大体上不赞成反犹暴乱。但是反对意见一般不是以同情犹太人的形式体现出来，而是表现为批评“破坏有形资产”。“在路的一边堆积着牙膏管和铁罐子，在另一边是被捣毁的房屋和窗玻璃。”杜伊斯堡的一位国社党员曾经抱怨说。值得注意的是，始作俑者希特勒又一次被摘出去了。反映立场和态度的形形色色的报告中都有诸如此类的话：“这不是元首愿意看到的。”独裁者把自己伪装成中立的远离日常事务的政治家并放权给下属的策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依旧对元首怀着近乎童真的信仰，坚信他与暴乱无涉，但是可以听到对党的其他领导人尤其是戈培尔、希姆莱、戈林和冯·席拉赫的批评。”11月26日，英国代理总领事从慕尼黑发来报告。
虽然有时邻居或者熟人会向受害者表达关心并向他们提供帮助，但这只是极少数的情况。通常来说，人们只有在私下里才会表达对受害者的同情和对肇事者的愤怒。11月24日，弗赖堡的历史学家格尔哈德·里特尔（Gerhard Ritter）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他在近几个星期经历的事情是“多年来最可耻最可怕的”。但这位民族主义保守派历史学家依旧寄希望于“主使者内心的悔过和反思”。“他依旧无法从犹太人遭受卑鄙的迫害给他造成的震撼中恢复过来”，希特勒当权后不久辞去驻罗马大使职务的乌尔里希·冯·哈塞尔在11月25日写道。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官方组织的行动，同一个晚上在德国各地同时爆发的反犹风潮——真正的耻辱！”像里特尔和哈塞尔一样，很多德国人也感觉到，在一个“文化民族”中出现11月9日至10日的野蛮行径是一大耻辱。瑞士驻科隆的领事报道，反犹暴乱发生后的几天，很多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和他谈起过“您怎么看待这些可怕的行为？”接着每个人都补充说：“身为德国人，我们应该感到羞耻！”
这些负面反应并不会让纳粹领导层感到不安，因为人们都只是在私下里说说。任何一个地方都听不到响亮的公开的抗议，连被寄予最大希望的教会也没有出声。如此看来希特勒和他的亲信可以把水晶之夜看作彻头彻尾的胜利。他们对犹太少数民族采取了规模空前的暴力行动，却没有遇到来自任何一个方面的阻力。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多数德国人已经接受了犹太人不属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虽然他们对粗暴迫害犹太人的方式心存疑虑。“现在国社党人知道，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付犹太人，没有人会加以阻止。”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 Evans）准确地断言。
下一步如何解决“犹太人问题”，11月10日中午，希特勒和戈培尔在“巴伐利亚小酒店”谈话时已经指明了方向。“他的观点非常激进、富有攻击性……”后来戈培尔评论。“元首想对犹太人采取非常激烈的措施。犹太人必须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店铺，他们得不到保险赔偿。元首计划逐步地没收犹太人的店铺，给店主开一些我们可以随时宣布无效的票据。”11月11日，希特勒在电话里对四年计划负责人戈林下命令，让他召开一个“集中讨论关键性步骤”的会议。
次日11:00 - 14:30，会议在航空部举行。上百名高级官员、部长和国务秘书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内政部长弗里克、他的国务秘书威廉·施图卡尔特、内政部“种族事务部门主任”伯恩哈德·吕泽纳（Bernhard Lösener）、外交部政治部门主任恩斯特·韦尔曼（Ernst Woermann）和“犹太事务部门主任”埃米尔·舒姆伯格（Emil Schumburg）、财政部部长施韦伯林·冯·克罗西克、司法部部长居特纳、经济部长芬克和作为他下属的经济组织和犹太事务部门领导人鲁道夫·施米尔（Rudolf Schmeer）、帝国保安部和警察的代表莱因哈特·海德里希、库尔特·达吕格和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经济、劳动和财政部部长汉斯·菲施伯克（Hans Fischböck）和帝国专员约瑟夫·布吕克尔也从“帝国东部地区”飞抵会场。
本次会议的综合报告几乎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鉴于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所造成的残酷无情的后果，也由于与会者肆无忌惮、罔顾道德的发言，它是一份令人震惊的文件。“我宁愿看到你们诛戮200个犹太人，也不愿意看到你们摧毁那么多的财富。”听完特邀参加会议的保险业代表爱德华·希尔加德（Eduard Hilgard）详细罗列骚乱造成的财产损失后，戈林扬言。当柏林警察局局长汇报了7月份制定的措施列表之后，戈林建议继续采取一系列刁难犹太人的措施，“迫使他们彻底退出”所谓“犹太人以挑衅面目出现的各种公众场合”。禁止他们参加所有的文化活动；他们只能乘坐特殊的火车车厢；不允许犹太人进入德国的浴室和其他休闲场所，不允许他们进入“德国的森林”，“如今犹太人成群结队地在格吕内瓦尔（译者注：柏林的城市森林区）游逛”，宣传部部长说，随即戈林提出一条建议，给犹太人划出一个特定的“林区”，他的总林务官弗里德里希·阿尔佩斯（Friedrich Alpers）“将会负责把各种与犹太人有相貌共同点的动物——例如驼鹿也有一个弯曲的鼻子——赶到那个林区，让它们在那里繁衍生息”。海因里希还提出建议，让犹太人在留居德国期间佩带“某种特殊的标志”——这条建议直到1941年9月犹太人被迫佩带“黄色大卫之星”之后才正式实行。而戈林则主张，为了让犹太人与社会彻底隔绝，应该建立俗称Ghetto的犹太聚居区，海因里希表示反对，他认为Ghetto 是“罪犯永恒的避难所”，“警方难以监控”。到会议结束时，保守派部长和政府部门官员们既没有表示不赞成，也没有任何试图缓和局面的想法，戈林做总结发言：“工作留待以后完成。那帮犹太猪猡不会在短时间内搞第二次谋杀。此外我必须再次声明：我不想看到德国有任何犹太人。”
作为会议的一个直接结果，犹太人当天就必须为巴黎刺杀事件支付总金额高达10亿马克的“赎罪金”。此外从1939年1月1日开始，禁止犹太人开商店和手工业作坊，同时命令他们自行承担店铺和私人住宅在暴乱中的所有损失，保险索赔金被国家没收。“无论如何，现在完成了彻底的大清理……”戈培尔高兴地说，“激进的观点取得了胜利。”按照帝国财政部1938年11月21日颁布的实施条例，所有犹太人到1939年8月为止，必须分四期献出他们在春季登记的财产的20%。根据帝国经济部12月3日的另外一个条例，现存的犹太商店必须通过信贷手段强行“雅利安化”，并且通过强制保管的方式没收犹太人的证券、珠宝和艺术品。这样就能保证纳粹近乎无孔不入地侵吞犹太人的资产。仅仅“赎罪金”一项就使德国政府的收入一举增加了6%，明显缓解了由于大力扩充军备造成的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12月6日，戈林在党区主席、州长和国家督察员们面前强调，“雅利安化的所有收益都必须而且只能归帝国财政部部长，而不属于国内的任何其他人”，唯其如此，“方能保证元首的军备计划顺利进行”。
此后一系列歧视性的法律和法令接踵而来。11月15日，帝国教育部下令，所有仍在德国中小学读书的犹太学生必须立即离开学校，因为“卑鄙的巴黎刺杀案发生之后”，德国学生“无法再容忍和犹太人坐在一个教室里”。按照11月28日内政部的法规，总统有权让犹太人居住在封闭的城区，限制其出入公共场所的自由——这是向建立犹太聚居区发展的第一个步骤。12月3日，党卫队帝国领袖兼警察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下令吊销犹太人的驾驶执照，五天之后，犹太科学家被禁止进入大学图书馆。两项禁令给德累斯顿的罗马语族语言学家维克多·克伦佩雷尔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直到那之前，他和他的夫人还能开着车子在德累斯顿附近做短途旅行——“还有少许的自由和生活”——他被大学解除教职之后，还能继续为了研究工作使用学校的图书馆，现在他被剥夺了资格。
“就这样一条法令接着一条法令。我们决不放松，直到他们离开德国。”戈培尔申明，他和希特勒在这一点上意见完全一致。12月20日，帝国劳工局颁布法令，促使“失业的、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参加强制劳动。1939年2月23日，帝国交通部长下令禁止犹太人使用餐车和卧铺车厢，4月30日宣布尽可能地限制犹太人的租户权益保障。
早在1938年11月12日的会议上，海德里希就已经提出建议，在强行驱逐犹太人的过程中效仿维也纳模式，维也纳方面在短时间内成功地“驱逐”了50 000名犹太人。戈林表示同意，1939年1月24日，他在柏林建立了“犹太人海外移民中心”，让海德里希担任领导人，后者由此成为“第三帝国”“犹太政策”的关键人物。该机构一方面强迫犹太人移民，另一方面又用各种官僚主义的手续和种种刁难给他们增添麻烦，“不仅要缴纳重税，让我们实际上变得一文不名”，1939年4月，移民国外的一位哈瑙犹太店主回忆说，“还有无休止的奔波和劳累，只为了获得必要的证明材料。护照办理处、警察局、海关缉私部门、外汇局、市财政局、移民咨询中心、户口登记处，每一处都必须拜访。即使办理最简单的证件，起码也要往返三次以上。”虽然障碍重重，但是从1938年11月10日到1939年9月初战争爆发，依旧有115 000名犹太人成功地移民国外；自从国家社会主义者攫取权力之后，共有400 000犹太人离开了“老帝国”。
而留在德国的犹太人被彻底边缘化和贫困化了。“犹太人已经没有生活可言。只有一群被吓坏了的、被迫害的人，他们不能做礼拜，不能进入饭馆酒店、不能出入公共场合、不能进医院、不能去娱乐场所，他们所有的财富被掠夺和摧毁了”，柏林戏剧顾问弗里茨·戈德堡（Fritz Goldberg）写道，他在1939年夏季幸运地在最后关头赶上了最后一波移民潮。留在德国的“崩溃的剩余的犹太人”将要面临什么事情，纳粹领导人在1938年末至1939年年初已经给出了不祥的暗示。1938年11月12日，戈林在一次会议上宣布，“在可预见的未来任何时刻”，一旦德国卷入“外交冲突”，他们就要“和犹太人算总账”。11月24日，希特勒在贝格霍夫接见了南非国防和经济部长奥斯瓦尔德·皮洛（Oswald Pirow），他在会谈中表示，“在不久的将来解决犹太人问题”是他“不可动摇的意志”。它“不仅是德国的问题，也是欧洲的问题”。他用混合着挖苦和威胁的语气补充道：“皮洛先生，一旦我撤销对犹太人的保护，您认为德国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整个世界都想不到。”
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纪念纳粹夺权胜利六周年讲话，电台进行了转播，希特勒在讲话中首次公开表示“驱逐犹太人”的决心。“不解决犹太人问题，欧洲永无宁日。”世界上有足够多的“可移民的地区”，独裁者解释说，在此他暗示的是“马达加斯加方案”。人们必须“彻底摆脱这样的想法”：上帝安排犹太民族按照一定的比例作为食利者生活在其他民族的肌体上、依靠其他民族的劳动生存。以上这些话还是希特勒1938年一再重复的老调子，但下面的段落明显有了新意：他在一生中经常“扮演着预言家的角色”，人们因此而“常常笑话”他。现在他要“再次做出预言”：“如果欧洲内部和欧洲以外的犹太国际金融寡头再次把各民族推入世界大战，其后果不会是布尔什维克在全球的胜利以及犹太人的胜利，而是犹太民族在欧洲的灭亡。”
这次讲话可以被看作一个证据，希特勒此时已经想到了日后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但最初希特勒主要想用威胁来施加压力：一方面促使德国犹太人移民国外，另一方面让西方国家放松严格的移民政策。本着这一精神，1938年11月15日，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向瑞士驻巴黎大使宣布，“留在德国的犹太人无论如何要被驱逐，因为他们无法留在德国”，“如果像目前这样，没有国家愿意接收他们，他们迟早面临灭顶之灾”。
但希特勒发出的灭绝威胁不仅有战术的意图，更是着眼于未来的远景构想。1938年至1939年冬季，人们已经可以预见到，纳粹政府富有侵略性的扩张政策迟早将导致欧洲的军事冲突。如果冲突像1914—1918年一样升级为世界大战并导致美国参战的话，他们将把罪责推卸到“犹太国际金融寡头”身上。在这个前提下，希特勒邪恶的报复威胁包含着一个真正的核心：只要在希姆莱手下魔爪所及之处，欧洲的犹太人将遭遇最可怕的命运——被屠杀。在1939年1月30日的声明中，独裁者已经从思想上试探着接近极端的解决方案，1941年至1942年间，当种族屠杀全面展开之际，希特勒再次提及当年的预言，当然这绝非巧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