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即使早就当上了帝国总理，希特勒还是不断追忆国社党在慕尼黑初创的时期。对于他来说那是国社党历史中的英雄时代，一个“斗争的年代”，那时他和战友们结成了秘密的社团，不惧怕任何艰难险阻。“我们的老国社党员们是好样的，那时一个党员可能失去一切，却得不到任何利益。”国社党在短短4年内就从一个小党派发展成慕尼黑政界举足轻重的力量——首先应该归功于希特勒本人。他走上政坛时是个“想征服整个民族”的“十足的无名之辈”，15年之后他达到了目的。这个独裁者没有忘记，慕尼黑这座大都市是他成就大业的跳板。为了表示谢意，1935年8月他授予慕尼黑“运动之都”的称号。
当然，没有希特勒的因素，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不可能崛起。如果没有希特勒，它只能是德国政坛上众多的民族主义右翼小党派之一。但是同样的，如果没有战后的特殊条件，无论在巴伐利亚还是全德国，如果没有德国战败后的经济困境、社会的不安定和集体性创伤，这个民粹主义的煽动者不可能从一个籍籍无名之辈摇身变为政界要人。时势对希特勒有利，同时希特勒也比他的所有民族主义右翼政党的竞争者们更巧妙和更无所顾忌地利用了时势。
1920年3月，在东普鲁士的农业长官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和驻柏林的国防军第一集团军司令瓦尔特·冯·吕特维兹男爵（Walther Freiherr von Lüttwitz）领导下，右翼的魏玛共和国反对者们进行了第一次企图推翻他们憎恶的魏玛共和国的尝试。虽然政变几日后旋即宣告失败，因为工人阶级通过大规模的罢工让公共生活陷于瘫痪，但是巴伐利亚的反革命力量看到迫使社会民主党人约翰纳斯·霍夫曼（Johannes Hoffmann）辞职的时机到来了。3月16日，邦议会选举现任上巴伐利亚政府总统古斯塔夫·里特尔·冯·卡尔（Gustav Ritter von Kahr）为巴伐利亚总理。
在卡尔的领导下，巴伐利亚走上严重右倾的政治路线。这位公开的君主制度拥护者立志将巴伐利亚变成德意志帝国的一个“正常细胞”。他首先采取的措施包括颁布新的“外国人条例”，主要目的是阻止“东部犹太人”继续移居和定居巴伐利亚。新政府通过这个举措迎合了右翼党派的愿望，并且使民间的反犹气氛继续升温。接下去慕尼黑成为全德国反魏玛共和国分子的乐园。于是被通缉的海军中尉赫尔曼·埃尔哈特（Hermann Ehrhardt）在这里找到了避难所，他的海军旅是卡普—吕特维兹叛乱中的军队中坚力量。在弗兰茨—约瑟夫大街的新司令部里，他和志同道合者组成了一个以刺杀共和国领导人为目标的秘密组织 “政务官团”。1921年6月9日，巴伐利亚邦议会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席卡尔·加赖斯（Karl Gareis）成为第一个牺牲品。1921年8月26日暗杀中央党政治家和财政部部长马蒂亚斯·艾茨贝格尔的事件使得一系列暗杀行动达到了可怕的高潮，1922年6月24日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也被暗杀。前面提到过的博吉斯拉夫·冯·泽尔肖（Bogislaw von Selchow）写道，他认为“拉特瑙难辞其咎”，因为德国的民族运动是最基本的也是新生的力量，“我们不能在一个群情激奋的时期让一个异族人作为德意志民族的外交代表，从而进一步挑起人民业已燃烧的怒火。”这不是极端的个别人的意见，而是德国民族主义者圈子里的普遍想法。
1920年夏季，曾经暗中操纵三月政变的埃里希·鲁登道夫上将也来到了慕尼黑。他在慕尼黑南部的新住所诺贝尔别墅成为巴伐利亚所有反革命行动的集结点。由于得到官方的纵容，众多准军事组织在巴伐利亚自由邦从事各种违法行动，其中主要是苏维埃政权失败之后建立起来的民间武装，其总人数迅速达到三十万。私人武装的存在对20年代初期慕尼黑的日常生活和政治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们是巴伐利亚人对《凡尔赛和约》的抵抗和对魏玛共和国的仇恨在社会机构中的体现。作为德国左派政治、巴比伦式的民族融合以及先锋派文化的中心，柏林尤其遭到鄙视。”
这些颠覆者得到了慕尼黑警察局局长恩斯特·珀尔纳（Ernst Pöhner）和他的第六政治部负责人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的慷慨支持。他们对“政务官团”的秘密活动视而不见。希特勒和国社党也从一开始就受到两位高官的庇护。人们对“国家社会主义党和希特勒先生伸出支持的手，因为人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德国复兴的萌芽”，弗里克在1923年对叛乱者的庭审中说。希特勒知道他应该感激巴伐利亚国家机器中的支持者。他在《我的奋斗》中赞美珀尔纳和弗里克，他们不惧怕“先当一个德国人，然后再当一个官员”。1942年3月底他称赞弗里克，因为他“完美的应对”，以及“他所做的暗示，国社党才有可能开展那种规模的政党工作”。
国社党的活动在第一年里已经超出了慕尼黑其他民族主义党派。它没有一个星期不召开大会或者群众集会。自从1920年2月24日进入公众视线之后，它主要在大啤酒馆进行宣传活动——在霍夫布劳豪斯啤酒馆、比格尔布劳凯勒啤酒馆、金德尔凯勒啤酒馆或者哈克尔布劳凯勒啤酒馆。听众人数在800到2500人之间摇摆不定，1920年下半年有时达到3000人的峰值。1920年12月巴伐利亚国防军第七军区司令部满意地确认，“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频繁的聚会活动……在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1921年2月3日，国社党在当时最大的室内聚会场所——马尔斯大街的王冠马戏场第一次举办群众集会。超过6000人来听希特勒的演讲。“我面前的大厅看上去像个巨蚌……”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一个小时之后我的演说被越来越发自内心的掌声打断，两个小时之后会场渐渐沉寂下去，陷入到后来我在这个大厅里一再经历的神圣的静穆中……就这样，我们走出了往常的党内会议的模式。”
一周又一周，希特勒确实吸引住了听众。光是1920年他就以主演讲者的身份二十一次登台演讲，此外还在其他活动中充当辩论参与者。随着国社党的壮大，他的影响辐射到慕尼黑以外的整个巴伐利亚地区，1920年初秋他还在奥地利竞选中做了四次演说——加起来工作量很大。希特勒在这个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扩大当时仍算是小党派的国社党的知名度，并且在公众的视线中赢得牢固的一席之位。“随便他们嘲笑还是咒骂我们，不管他们把我们看成傻瓜还是暴徒。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提到我们，他们不断地谈论我们。”他在《我的奋斗》中描写他的意图。随着知名度的增加，党员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从1920年1月份的190人到5月份的675人，再到1921年1月份的2500人和8月份的3300人。这位慕尼黑宣传家不断传播着乐观主义思想：“虽然现在运动的规模还小，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它以后的崛起。”1921年10月他这样鼓励汉诺威地区领导人古斯塔夫·赛弗特（Gustav Seifert）。
与广为流传的说法相反，希特勒并不是一个即席发表演讲的人。他在登台演讲之前经过认真的准备。他的演讲一般有两三个小时长，在作为演讲主线的关键词和口号上，他画了不下于十二条横线（伯哈特·耶克尔和阿克塞尔·库恩在他们编辑的《希特勒档案大全》中披露）。当大会即将开始之前，他在屋里走来走去，将演讲稿的核心内容再复述一遍，其间一再被手下向他随时汇报会场中观众情绪的电话打断。一般来说，希特勒会故意迟到半个小时，以增加观众的期待度。他把备忘录放在右边口袋里，时而瞥上一眼，以便让自己心里有底。
整个演讲的过程严格地按照怎么产生最佳效果的模式来设计。开头希特勒总是说得很平静，几乎是犹疑的口气。开头10分钟他“以演员的灵敏性试图感受群众的情绪”。一旦他感觉到观众的赞同之后，他的态度就放松了。他在演讲时伴随着富有表现力的手势，头部朝后微仰着，右臂朝前伸出，用食指强调特殊的字句，或者右手握拳砸向桌子。同时他的语气和选用的词句越来越咄咄逼人。观众的掌声和欢呼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他们心中的烈焰已经腾起，希特勒的嗓门也越来越高，说话的速度也逐渐越来越快。他的激动情绪逐渐感染到观众，到最后他发出了狂热的最强音，整个会场沉迷在极度兴奋的状态中，演讲者本人也浑身大汗地走下台，接受同事们的祝贺。
希特勒的演讲魅力取决于一系列因素，首先是洪亮的抑扬顿挫的声音——他的“秘密武器”，他懂得像演奏乐器一样使用它。他原本用颤抖的声音诉说着饱受折磨和背叛的民族不应有的命运，下一刻却宣告清洗的暴风雨来临，他用火山爆发般激情的语言让听众无可抗拒地陷入群体性的痴迷状态。直到1928年希特勒演讲时还不用麦克风和扩音器，因此早期他的男中音嗓子还没有因为技术手段而失真。
希特勒在词语的选择方面也懂得迎合听众。他掌握“战后的小人物语言”，他在演讲时有时爆几句丘八的粗口，有时又点缀些冷嘲热讽。他敏捷而俏皮地应对激烈的质问者，使得观众多半站在他的立场哄堂大笑。希特勒用他的演讲触及到了时代的神经。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将观众的所想所感表达出来，他利用他们的恐惧、偏见和抵触情绪，同时也利用他们的希望和渴求。早期慕尼黑时代的战友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称他是“在群众灵魂的键盘上演奏的大师”，“这个人似乎拥有一种神秘的天赋——远远超出他富有感染力的口才，他将时代对于领导人格的诺斯底主义（译者注：又称灵智神秘主义）式的渴望和自身的布道需求结合起来并且融为一体，使得每个人可以想到的希望和预期似乎都能得以实现。”
他不仅通过说话的内容，也通过说话的方式产生影响。那个了解观众困苦和希望的人通过一个籍籍无名的“一战”老兵之口在说话。他的身边环绕着真诚和真实的气息：“首先是指——人们感觉到——说话的人认为自己说的是真的，他并没有想说服听众相信他自己都不太信的东西……”1920年1月，19岁的汉斯·弗兰克第一次听希特勒演讲时注意到，“他说的内容都发自于灵魂，他告诉我们的内容都发自于灵魂。”康拉德·海登已经发现，“人和语言的统一”是希特勒作为宣传者的成功秘诀。当演讲达到高潮时，“他被他自己诱骗了”，他和他说的话完全合二为一，“即使是谎言也能通过诚实的流体传导给观众”。
早期演讲时希特勒就喜欢拿宗教的形象和主题作比喻。有时他抄袭圣经到了自比耶稣的程度：“我们虽然渺小，但是在加利利也曾经出现过一个人，他的思想征服了全世界。”许多因为战争和战后的岁月而失去安全感的人们将他们对政治救世主的渴求和希望寄托在以传教的热情宣传民族主义福音书的希特勒身上。商人库尔特·吕德克（Kurt Lüdecke）有一段时间和这位宣传家走得很近，在他眼里希特勒是“第二个路德”。“我的经历只能和宗教上的皈依相提并论”。许多参加过希特勒集会的人都有过类似的觉悟经历，包括那些原先与国社党保持着距离的人，无意之间他们成为被感动的群体中的一员。
希特勒登台演说的吸引力还包括日臻完美的导演技巧。他把“马戏团、大剧院的喧闹元素和教堂做礼拜的仪式感结合在一起”。升旗和进行曲能够调动观众的情绪。观众等待即将到来的主讲人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心情就越激动。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描述过啤酒馆斗士的入场：“忽然之间，在后面的大门入口处，骚动，口令声。台上说话的人停住了话头。所有人都跳起身高呼‘万岁’，在呼喊的人群中间和呼啦啦招展的旗帜中间，被等待的人出现了，身后跟着随从们，他右手僵直地向前平举着，快步走向高台。”没有被狂热气氛感染到的人则会觉得这类集会很有娱乐性，“有乐子”，他们灌下的大量啤酒也有助于他们产生这种想法。
希特勒对政治象征符号也具有特别敏锐的眼光。1921年之后，卐字旗成为国社党的正式标志。它将黑白红的帝国旗帜颜色与卐字相结合，长久以来在民族主义者的圈子里已经将卐字作为政治标志使用了，例如在卡普—吕特维兹叛乱中，埃尔哈特海军旅的成员就在钢盔上佩戴卐字符号。后来小四方旗成为冲锋队（SA）的标志，1926年之后呼喊“万岁”的口号成为希特勒运动中必须的仪式。国社党人毫无顾忌地复制左派政党的宣传手段。他们在鲜红色的纸张上印刷大会通知，从卡车上向群众散发传单。他们的目标是把工人阶级从左派政党手里争取过来，但是最初来参加希特勒大会的听众主要是吓坏了的小市民、无家可归的老兵和失去社会地位的大学生。
希特勒在演讲的内容上也迎合小市民的、民族保守主义的、反犹种族主义的口味。因此他演说的主题非常有限。一开始他先回顾“战前美好的繁荣的德国”，这里存在着“秩序、清洁和精确”，官员们廉洁奉公地履行公务。他又将目光转向“1914年伟大的英雄时代”，德意志民族以少见的万众一心被迫投入到被协约国强加的战争中。在理想化的背景衬托下，他用更加黑暗的色彩描绘当今的现实。到处他只看到衰落和崩溃的迹象。“为什么我们站在俾斯麦以天才方式统一起来的德意志帝国的废墟上？”1921年1月他在纪念德意志帝国建国50周年的演讲中提问。答案立刻出来了：由于导致德意志帝国被毁灭和奴役的1918年到1919年的革命。他认为责任在于犹太人和左派政党——他为他们量身定做了“革命罪人”的头衔，1922年1月后又称他们“11月罪人”。由于他们的颠覆活动，军队失去了本应得到的胜利，德意志无助地落入敌人手中。“被犹太人贿赂的‘犹太社会民主党’从背后对‘疲惫不堪的’军队捅刀子”，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一家报纸这样总结希特勒1920年4月在霍夫布劳恩豪斯啤酒馆大会上的发言。“捅刀论”是第三任最高统帅部的指挥官兴登堡和鲁登道夫1919年11月在国会调查委员会面前颇有戏剧效果的登场后出现的论调，从此成为民族主义右派在宣传时反复重弹的老调。
反对《凡尔赛和约》在希特勒的宣传运动中占据重要地位，他在此利用了大众对“可耻和羞辱的和平”的愤怒。他告知听众们，条约里的条款是 “无法履行”的，因为它将把德国掠夺到赤贫的程度，并且使德国永远受到奴役。德意志民族被强加了一个“在六千年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和平条约”。与《凡尔赛和约》相比，德意志帝国1918年3月与苏俄签署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简直是“小孩子的游戏”。这是厚颜无耻的颠倒事实，因为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的“强迫和平”相比，《凡尔赛和约》还算得上温和了。
希特勒在进行极端的反对《凡尔赛和约》的宣传时，不忘攻击他仇视的魏玛共和国及其领导人。他将新的民主制度咒骂为“破布共和国”“柏林的犹太政府”和“投机商共和国”。在他的眼睛里，所有民主政治家都是无能的、腐败的。他对共和国总统弗雷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照样不敬。他将德国比喻成“旧床垫”，以暗讽艾伯特以前从事过的皮革匠职业：“破烂老旧，满是破洞和残缺，弹簧暴露在外面，绳子断开，又短又小，亟须修理，我们尤其注意到这张床垫上有虱子，弗雷德里希·艾伯特先生，虱子之多世上少有。”希特勒还能不受惩罚地诋毁财政部部长艾茨贝格尔是“新德意志的国家罪人”，1922年春季他的仇恨主要对准了外交部长拉特瑙，他在德国民族主义者针对“履行政治家”的诽谤活动中指责拉特瑙，由于他对协约国胜利者的让步而“背叛和出卖了整个德意志民族”。希特勒的宣传对刺杀两位著名政治家起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
希特勒把魏玛共和国民主选举出来的代表视作“为国际股份资本和借贷资本服务” 的人，他们试图扼住德国的颈项，吸榨出德国的血。因此一个曾经经济昌盛的国家沦落为“国际资本及其帮凶的殖民地”，“无望地处于被奴役的境地”。
图8：国社党的传单，上面印有1922年1月11日希特勒在王冠马戏场召开群众大会的通知
这个煽动家没有忘记接受和加强听众们的恐惧和抵触心理，同时通过国社党的25点党纲，他为他们许诺了一个看似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的党纲是最高形式的批评。他们的短处，我们的意愿。”1920年8月他记下演讲的关键词。在早期的演说中，希特勒已经宣布要取消《凡尔赛和约》：“我们一旦掌握权力，立刻把它撕成碎片。”他也毫不隐瞒，为了“复苏经济必须粉碎金钱利息奴役制度”。他认为“民族获得新生”的目标是：对外建立一个“大德意志国家”，对内建立一个消除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隔阂的“民族共同体”——“我们必须成为一个诚实的劳动者组成的民族，而一切的前提条件是，我们不再讲究阶级之分，不再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分，而是成为一个兄弟般团结的民族，我们准备为民族做出牺牲。在民族问题上，不再有阶级的自大和一部分人的傲慢。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必须明白，他们属于一个共同体，只有团结一致才能重建我们的民族”。这个演说者再次强调，这是“通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而非犹太领导者所提倡的阶级斗争形式的社会主义”。
希特勒明白无疑地表示他要推翻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他在1920年4月喊出：“损害我们民族的结党营私。”在此他也利用了反对民主制度和反对议会制度的广泛民意。他不厌其烦地宣传“对议会的一帮人，对整个制度展开坚决的斗争”。它应该被一个“有力量和权威的”“无情地动用一切力量清扫猪圈”的政府取而代之。希特勒说出了很多德国人的心声：盼望一个天才的独裁者，一个“代表日耳曼精神的铁腕人物”。他在1921年5月解释说：“只有用铁扫帚清扫犹太式的腐败、民主的伪善和社会主义的欺骗的猪圈，德国才有可能生存下去。这把铁扫帚注定要在巴伐利亚捆扎制作。”
希特勒丝毫不隐瞒他对1918年到1919年革命的看法。“如果我们要求建立一个德意志的民族法庭，1918 年和1919年的所有人都应该站在法庭前承担罪责。”1922年9月的演讲记录中他第一次要求“清算11月罪人”，下面标注听众的反应：“长达几分钟的雷鸣般的掌声。”
阅读过希特勒在1920年到1922年的演讲记录的人会感到惊奇，他像转经筒一样翻来覆去重复同样的内容，却能吸引大量的人数不断增长的听众。但是在千篇一律的控诉、复仇的宣言和对未来的许诺中隐藏着他另外一个成功的秘诀。希特勒本人在《我的奋斗》有关宣传工作的章节中提出：“大众的接受能力十分有限，他们的理解力不强，忘性却很大。从上述事实出发，一个有效的演说只能着重强调几点，用口号的形式不断重复它们，让每个人都能通过一个单词联想到内容。”这种演讲方式也不是什么原创性的，它其实可以追溯到法国人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战前出版的书《大众的心理》（1919年出版了第三版）。在那本书里大众也被描述成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形容的样子：愚蠢、自私、女性化、反复无常、无法接受批评、受制于无法自控的冲动情绪。1919年慕尼黑神经病学专家J.R.罗斯巴赫（J. R. Rossbach）出版了《大众灵魂》一书，书中多处援引法国人的原著，希特勒可能通过阅读罗斯巴赫的书接受了勒庞的论点。
啤酒馆宣传家乐于让自己具有大众化的外表，可是在骨子里他轻视大众，他只是把大众当成实现政治抱负的可操纵的工具。他也并非一个特殊现象，而是广泛的文化悲观主义思潮的传声筒，其代表主要是魏玛共和国“保守革命”的作者们（译者注：保守革命指称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出现的意识形态潮流，总体说有强烈的反自由、反民主与反平等的意识形态特征）。但是和他们不同，希特勒懂得怎么吸引群众，这使得民族保守主义的资产阶级对他发生了兴趣。像许多慕尼黑大学教授一样，医生和种族卫生学家马克斯·冯·格鲁伯尔（Max von Gruber）从早期就对国家社会主义抱着同情的态度，他在回首往事时说：“资产阶级圈子里的人只是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失败的事情，希特勒却做成功了，他获得了小人物的赞同，挖了社会民主党的墙角，可是我们忽略了他成功的煽动带来的危险。真是赶走了小鬼，又招来了恶魔。”
贯穿了几乎全部演讲的中心主题是宣告和犹太人做斗争。希特勒从一开始就使用了最极端的调门。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20年8月20日他在霍夫布劳豪斯啤酒馆两千名观众面前做的主题演讲：“我们为什么是反犹主义者？”——这是希特勒早年的演讲中唯一一次声嘶力竭的演讲。他的演讲内容囊括了他在自学中看到的五花八门的反犹思想——从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中的犹太民族》（1850年），阿瑟·德·戈平瑙伯爵（Graf Arthur de Gobineaus）的著作，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的《十九世纪的基础》（1899年），西奥多·弗里奇（Theodor Fritsch）的《犹太问题手册》（1907年），阿道夫·瓦尔蒙特（Adolf Warmund）的《游牧民族的法律》（1887年）以及其他的一些书。整体来说是一个伪科学的、粗俗的反犹主义陈词滥调的大杂烩。
演讲开头时希特勒表示，犹太人与北方的雅利安民族不同，他们没有从事生产性劳动的能力，也就没有进行创造性文化活动的能力。他们从来没有显示出“建立国家”的本领，只能“像游牧民族一样”“寄生于其他民族身上”。他们最突出的种族特性是“拜金主义和物质主义”，由于这种特性的驱使，他们无须“像其他人一样辛苦劳作”就敛取了大量的财富。于是希特勒说到了他最喜欢的话题：“今天实际统治全世界” 的国际“借贷和股份资本”，“在数额上无限地……秘密地增长——最糟糕的是——它腐蚀了所有诚实的劳动”。国家社会主义者与这股摧毁性的力量进行斗争，目的是“唤醒、刺激和煽动我们民族中反对犹太人的本能意识”。正如他在1919年9月写给阿道夫·格姆里希的信中说的，希特勒将“把犹太人从我们的民族中清除出去”看成最后的“不可动摇的目标”。
记录中在此处写着：“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欢呼和掌声。”在两个小时的演讲过程中，希特勒的话五十六次被听众赞同的反应打断，显然他触及到了苏维埃共和国被推翻之后像流行性热病一样在自由邦的首府蔓延的反犹情绪。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慕尼黑邮报》的观察员评论他的演说：“我们必须承认，希特勒至少有一点长处：目前在慕尼黑干坏事的煽动者里，他是最诡计多端的一个。”
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国际“股份和信贷资本”造成的威胁牢牢扼住了德国的命脉，而它只是犹太人策划的“世界阴谋”的一小步。自从《锡安长老会纪要》德文版1919年出版之后，阴谋论就在民族主义和右翼保守主义的媒体中盛行起来。这本迅速卖到100 000册的小册子是有关1897年在巴塞尔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秘密会议的一份伪造文件，其中讨论了所谓犹太人夺取世界统治权的战略。在1921年8月12日大会的发言纲要中，希特勒首次提到了《锡安长老会纪要》。1921年8月21日，希特勒在罗森海姆——国社党在慕尼黑之外建立的第一个分部——发表的演讲的记录报告中写道：“希特勒用《锡安长老会纪要》举证说明，夺取世界的统治权——不管通过什么方式，一向是犹太人努力的目标，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
从1920年之后，所谓犹太人企图夺取世界统治权成为反犹狂热分子的老生常谈。“犹太人唯一的目标是——世界的统治权”，他在1920年1月初写道，1921年9月他又说：“首要问题，犹太人夺取世界统治权——是新的犯罪。”希特勒从这种妄想中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他始终明白无误地告诉观众的结论：“只有当德意志民族从犹太匪帮手里获得解放的时候，她才会得到自由和健康。”对于国家社会主义者来说，“解决犹太人问题”是核心问题。早在20年代初期，没有一个参加过希特勒大会或者在报纸上读过相关报道的慕尼黑人不清楚希特勒对犹太人想做的事情。但是似乎没有人觉得困扰，相反，如雷的掌声证明，这一点还有助于提高演说者的吸引力。要求将犹太人从德国清除出去——不管采取什么手段，是希特勒和他的听众们的共识。建立同一种族的“民族共同体”的幻想已经初步得到实现。
希特勒仇恨犹太人的长篇独白不仅具有宣传的功效，同时它也源自于希特勒政治信仰最核心的部分，这方面还有尚不为人了解的一个证据：1920年8月，慕尼黑的法律专业学生海因里希·海姆（Heinrich Heim）拜访了这位宣传家——在“二战”中海因里希·海姆是马丁·鲍曼的秘书助理和副官，曾经记录下希特勒在元首总部的独白。他“非常喜欢希特勒”，他在写给柏林的弗里茨·特吕施纳男爵（Baron Fritz von Trützschner）的信中说，他是一个“友好和严肃的人，思想深刻，品格高贵，有最坚强的意志力”。谈到“犹太问题”时，他的观点是：“我们必须灭绝病菌，因为我们的肌体失去了抵抗力；只要犹太人还在活动，我们就无法让群众变成清醒的个体……犹太人的有害影响不应该持续下去。他完全不想考虑把犹太人德国化。如果有害的犹太人继续存在，德国无法恢复健康。这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纵然以被蒙蔽的德意志同胞的生命为代价我们也不能手软，更不用说敌对的危险的外族人了。”
直到1945年4月底在总理府自杀前，希特勒始终坚信与犹太人的斗争牵涉“生死存亡”的问题。他在维也纳时期已经接触到仇恨犹太人的陈腐观点和偏见，虽然那时他还没有接受。民族主义者们试图把犹太人当作德意志帝国战败的“替罪羊”，这个“一战”二等兵因此也加深了对犹太人的仇恨心理。然而主要由于1918年至1919年间的慕尼黑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影响，慕尼黑这座大都市出现了极端的强烈的排犹情绪，并且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希特勒也就此变成了他后来的样子，一个将驱逐“危险的异族”视作他最重要的政治使命的狂热的反犹分子，至死不变。
即使希特勒1920年3月从军队退伍之后，迈耶上尉依然在关心支持他的门徒。1920年9月他在写给逃亡瑞典的叛乱领袖卡普的信中说，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应该成为“培养我们需要的强有力的突击队的基地”，国社党的党章“也许还有不足之处，令人不甚满意”，但是我们可以补充完善它。他“召集了一批能干的年轻人”，其中希特勒先生特别具有鼓动才能，是个“一流的演说家”。“在慕尼黑分部我们已经有了2000个成员，而在1919年夏天还不足100人。”
1920年3月，迈耶让希特勒和民族主义政治评论家迪特里希·艾卡特（Dietrich Eckart）同机飞往柏林，目的是支持叛乱政府。但是他们去得太晚了，政变旋即被粉碎了。“您的外表和谈吐让人觉得好笑。”1919年1月杀害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的主要幕后策划者和1920年政变的组织者之一瓦尔德玛·帕布斯特（Waldemar Pabst）上尉曾经斥责这位慕尼黑的宣传家。帕布斯特不是唯一错看希特勒的人，保守精英阶层对希特勒的影响力和行动力的严重低估是他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
迪特里希·艾卡特绝不仅仅是希特勒的追随者，在其进入政坛的最初两年间，他是希特勒最重要的老师。他比希特勒年长20岁，在汉夫施丹格尔的回忆中他是“老派巴伐利亚人的典范，模样看上去像头老海象”，1914年之前他是个不太成功的剧作家，仅仅因为翻译了易卜生的《比尔金特》而为广大观众所知。1919年他移居慕尼黑，进入到此地的泛日耳曼民族主义圈子里。1918年12月他出版了支持图勒会的周刊《开诚布公》，为反犹作者们提供了平台。1919年8月他为德国工人党的党员们做了第一个演讲，后来他又加入了这个党以及其后的国社党。他在1919年至1920年冬季认识了希特勒，他很明显喜欢希特勒。但是所谓他在两人初次见面时说过——“他是德国的未来之星，全世界都将谈论他”——也只是一个流传已久的神话而已。但他肯定以敏锐的感觉发现了希特勒不凡的口才和他对群众的巨大吸引力。1923年11月15日，他在慕尼黑警察局受审时的口供中说，他早就看出了“希特勒是整个运动的正确人选”。
在两个人之间发展出一种紧密的、几乎具有象征意义的关系。正如约阿希姆·费斯特准确的评价，“艾卡特是第一个希特勒能够忍受的与之相处不会产生内心纠结的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人”。他帮助这个好学且具有可塑性的30岁的男人撰写了最早的几篇文章——“我那时在文体风格方面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稚子”。这位后来的独裁者承认——加强了他的反犹思想，并且为他打开了通向慕尼黑上流社会的大门。他还给予希特勒和国社党经济上的资助。1920年12月，他用房子和地产作抵押，得到国防军基金调拨的60000马克，从而收购了《民族观察家报》，为希特勒提供了有决定意义的帮助。希特勒热情洋溢地对他表示感谢：“没有您的鼎力帮助也许事情就不会发生，我以为，我们几个月以来拥有自己的报社的美好前景要破灭了。我全身心地投身于运动中，您可以想象，我实现了如此向往的目标之后有多么高兴。”艾卡特将《民族观察家报》的主编权交给了希特勒。1921年10月，他把自己翻译的一本《比尔金特》送给了希特勒，书中的题词写道：“给亲爱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最真挚的祝福——迪特里希·艾卡特。”
可是1922年他们的关系冷淡了下来。随着希特勒变得越来越自信，作为政治养父的艾卡特对他来说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1923年3月他把主编的位子交给了作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但是希特勒在心里始终对这位1923年12月底死于心力衰竭的朋友抱有感激之情。《我的奋斗》续篇的末尾有他对艾卡特的赞美：“他是将生命奉献给民族觉醒的人中的佼佼者，起初通过写作和思想，最后通过行动。”多年之后希特勒对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Christa Schroeder）坦承，他在“后来的日子里再也没找到在思想和感觉上如此契合的朋友了”。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他在20年代的生活中最美好的一部分”。在元首总部的独白中，他还称艾卡特是“不朽的”，他是“早期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北极星”。
希特勒通过艾卡特认识了阿尔弗雷德·罗森堡。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是1893年出生于瑞威尔（译者注：现爱沙尼亚共和国首都塔林）的商人之子，“一战”时他在莫斯科学习建筑专业并且获得了学位。1918年11月他来到慕尼黑，他和来自里加（译者注：现拉脱维亚首都）的同乡马克斯·埃尔温·冯·朔伊布纳·里希特（Max Erwin von Scheubner-Richter）以及民族主义宣传册的插图画家奥托·冯·库尔泽（Otto von Kursell）都被称为 “波罗的海黑手党”。罗森堡本人在莫斯科经历过俄国革命的开始阶段，他认为革命主要归咎于犹太人。他为《开诚布公》周刊撰写的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俄国的犹太革命》。他在1921年11月撰写的早期文章之一《俄国的掘墓人》是以小标题“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段落开头的，他以此点出了敌人的名字。罗森堡沉迷于刻画犹太敌人的形象，他在其他很多刊物中也对此再三加以描述，在1922年5月出版的书《俄国的瘟疫》中，他向同时代的人介绍了“犹太布尔什维克实验”的残酷性。
罗森堡描述的恐怖画面强烈地影响到希特勒。这位宣传家的演讲表明，从1920年夏天开始，他总是通过罗森堡的眼睛看待发生革命的俄国的状况，并且把它和犹太人的“世界阴谋”的固定观念联系起来。俄国“完全落入到饥馑和贫困中”，他在1920年6月说，“犹太人应当对此负责。”7月底他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完全走到了自己承诺的反面”：“在俄国掌握权力的并非工人，而是犹太人。”因此希特勒提出吸榨人民的“犹太人专政”和“莫斯科的犹太政府”的说法，他认为要警惕“犹太布尔什维克”的污垢洪流，而国社党应该在反对它的战斗中担当“德意志民族的攻城槌”。希特勒起初把反犹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现在又扩展到了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位民众领袖的“世界观”在基本要素方面已经完整了。
与艾卡特和罗森堡一样，大学生鲁道夫·赫斯也属于最早的党员。但是他不像上述两位那样是出谋划策者或者意识形态的教导者，而是代表当时尚属少数的年轻信众。1894年他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港一个富有的德国商人家庭，1914年赫斯也像希特勒一样自愿报名参军。战争末期他是西部战线飞行大队的飞行员。像他的许多同龄人一样，战后他必须艰难地重新适应平民的生活。他参加了图勒会，在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他是民间武装组织的成员。他通过艾卡特认识了希特勒。1920年7月初他参加了国社党。除了在慕尼黑大学跟随豪斯霍夫教授学习地缘政治之外，他很快成为希特勒最亲密的追随者之一。“我几乎每天都和希特勒在一起。”1920年9月他告诉父母。1921年4月他在写给一位表姐的信中说：“他成为我的一个好朋友。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出身于平凡的家庭。但是他具有渊博的知识，总是让我惊叹。”他是这么描写希特勒的计划中吸引他的部分的：“他的主要思想是在民族内的各阶层之间建立桥梁，建立一个以民族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当然还包括反对犹太人在内。”
1921年5月，赫斯陪同希特勒以国社党代表团的身份参加了由冯·卡尔总理发起的意见交流会——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巴伐利亚政府也把国家社会主义者看作一个值得重视的政治因素了。希特勒解释说，他唯一的愿望是“将极端的工人阶级转变为具有民族思想的人”，他请求“不要干扰他的工作”。他“既温暖又真诚的发言”让人对他产生“极好的印象”，卡尔在他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这次会见之后，赫斯在希特勒不知情的情况下给卡尔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对国社党的宣传负责人极尽赞美之词：他将“少见的对民众的理解、政治的直觉和强大的意志力”集于一身。这就是为什么“他很快在政治斗争中成为让某些人害怕又让另一些人尊敬的人物，他的能力远远超过人们在公众场合感受到的”。赫斯在信的结尾写道：“他是个少见的正直而纯粹的人，心中充满仁慈，虔诚地信仰宗教，是个好的天主教徒。他只有一个目的，祖国的繁荣昌盛。”
并非所有国社党的党员都如此看待希特勒。不少人把宣传委员的繁忙工作视为眼中刺。嫉妒他的演讲明星地位可能是一部分原因，另一方面，有人担心希特勒的积极活动和莽撞的演讲方式会把本党带入政治死胡同。1921年春季，党内领导层的矛盾加剧。当时的背景是国社党想和其他民族主义党派和团体合并起来。他们最早考虑的合并对象是德意志社会主义党（DSP），该党于1919年5月由机械工程师阿尔弗雷德·布鲁纳尔（Alfred Brunner）建立，同样得到了图勒会的赞助支持。他们的党纲与国社党几乎没有区别。他们同样代表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以此作为反对被指责为“犹太人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但是他们在宣传反犹方面不像他的兄弟政党那样咄咄逼人。不同于国社党，一开始他们没有把活动范围局限在慕尼黑和巴伐利亚，而是扩展到了德国北部。1920年，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党支部总人数加起来仅有2000人。而与国社党相似的是，他们也算是德意志民族主义圈子里的小派别。两个弱小政党的联手看起来似乎很有必要。
1920年8月初，在萨尔茨贝格举行的德国、奥地利和捷克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碰头会上，他们开始了彼此的沟通。在此之前，坚持自我独立性的国社党拒绝了所有要求接触的尝试。一个负责两党合并工作的协调委员会成立了。希特勒曾经在萨尔茨贝格登台演讲，他明显也受到了合并亢奋的感染。至少在他寄给党主席德莱克斯勒的明信片中他表达了对“德语地区所有国家社会主义党派大联合”的骄傲之情，下面还有他的签名。但是很快这位国社党的宣传委员对萨尔茨贝格协议采取了疏离的态度。1921年他总结了他对和德意志社会主义党合并一事最根本的担忧：一方面他批评了德意志社会主义党建立了太多的党支部导致“力量分散”，“到处存在，又到处不存在”；另一方面他批评“他们顽固坚持所谓民主原则”，也就是说德意志社会主义党也准备参加议会的竞选。希特勒认为这与极端的反议会群众宣传路线背道而驰。
并非所有国社党党员都赞成希特勒的立场。多数人认为还存在着与德意志社会主义党合并的可能性。他们和德意志社会主义党人一样，也对“狂热扩充党的规模”抱有不满，这是党派合并道路上的阻碍。在1921年3月底德意志社会主义党在蔡茨的党代会上，德莱克斯勒出人意料地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正式代表人的身份出现了，他还同意了两党合并的协议——虽然还有保留条件。合并后的政党的领导组织将搬到柏林去。明显希特勒事先没有被征求意见，他感到非常愤怒。他第一次以退党做威胁，假如蔡茨合并协议生效的话，他就退出国社党。虽然他让合并的时间推后了，但是合并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1921年春天，希特勒既没有能力又不愿意完全按照他的设想解决这个问题。他在这几周的行为举止暴露了内心所有的不安和优柔寡断。由于在党内领导层中，甚至在德莱克斯勒身上遇到了少见的阻力，他觉得个人被攻击了，他完全被激怒了。“一个怀疑自己和自身可能性的人，在面对已经有所成就或者即将超过他的人时，心中会充满自卑情结。当他有受限感时，会表现出阿谀奉承和不自信，态度经常是粗鲁的。”曾经的自由军团领导人格尔哈德·罗斯巴赫（Gerhard Rossbach）这样形容他。
在希特勒坚决反对所有合并的拒绝态度后面还有一个隐忧：在合并后的民族主义政党中，他可能失去在国社党中凭借演讲口才获得的明星地位。危险还来自另外一个方面，具有博士头衔的奥格斯堡高级文理中学教师奥托·迪科尔（Otto Dickel）和他在1921年3月建立的“德意志工厂联合会”。迪科尔写的书《欧洲的复活》——对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广为流传的著作《欧洲的没落》的回应——在民族主义者的圈子里引起轰动。1921年6月，希特勒和迪特里希·艾卡特再次前往柏林，为明显囊中羞涩的党募集资金，这期间国社党的领导人邀请迪科尔做了一场演讲，地点正好在希特勒曾经大获成功的霍夫布劳豪斯啤酒馆。迪科尔也懂得怎么调动观众的情绪，后来党内的通告对他表示特别的欢迎，宣称又找到了一个“符合大众口味的具有吸引力的演说家”。
他们约定7月10日在奥格斯堡举行有关国社党和德意志社会主义纽伦堡党部以及迪科尔的“工厂联盟”合并事宜的初步会谈。还留在柏林的希特勒听到了风声，他赶在国社党代表团到来之前出现在奥格斯堡，并且用“最严厉的形式”进行威胁，他“将制止任何合并”。在3个小时的谈判中，他不断爆发出于事无补的暴怒，最后他再也受不了了，愤然退场，将尴尬的党内同志留在了会场上。次日他提出退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要求。
如果我们考虑到，希特勒认为他的整个政治生涯面临挑战，他的激烈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一个高级文理中学教师，还有博士的头衔，将要在他最擅长的领域夺去他的风头，这激起了自林茨和维也纳时期的失败以来他对教师的仇恨心理。后来在他于1922年1月5日写给国社党纽伦堡支部的信中说：他们对迪科尔和他的“工厂联盟”的企图持明确的拒绝态度，对此他感到“非常满意”，“你们对总想让傻瓜上当的所谓知识分子和学者的令人悲伤的看法不幸是非常正确的。……那个迪科尔博士，也许是个想把工厂捆扎在一起的人，也许是个欧洲人，我们都无所谓。但是，如果那个迪科尔博士坚持做一个国社党员，不管停留在思想上还是真这么想，他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与他进行战斗。”
除此之外，希特勒的反应对人们研究他后来在危机中的应对态度也很有启发性。他用退党声明做了第一次孤注一掷的赌博。几个月迟迟无法得到裁决之后，希特勒本着“孤注一掷”的信条决心在逆境中继续斗争，他暗中希望党的领导人向他的勒索手段低头。假如迪特里希·艾卡特未曾介入调解的话，希特勒的政治生命也许在1921年7月就会戛然而止。德莱克斯勒左右为难，一方面厌恶希特勒爱慕虚荣的做派，另一方面又担心这位宣传委员的脱党将使党失去一员干将，于是他询问希特勒，在什么条件下他才愿意回来。
现在希特勒得到了一个能够一举将局面扭转得对自己有利的机会，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7月14日他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向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委员会提出六点条件，并且说明只有在“严格履行”所有条件的前提下他才会重新入党。第一点，他要求在一个星期内召开临时党员大会，大会将选举他为“有独裁权力的第一党主席”，通过新组建的“行动委员会”对“党内的入侵分子展开毫不留情的清洗行动”。此外他还要求把慕尼黑“永远不可动摇”地确定为 “运动的中心”，在6年之内禁止修改党的名字和党章，明确反对与任何党派合并。谁想和国社党合作的话，他就必须加入国社党。谈判必须先经过“他本人的首肯”，谈判人选必须由他本人来确定。希特勒不想再遭遇这种境况：他在主要问题上被党内多数人反对并且孤立。与此相关，第六点也是最后一点，确定国社党将不参加 8月份在林茨举行的去年萨尔茨贝格大会的后续会谈。希特勒声明说，他这么做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嗜好权力”，而是因为国社党必须有“一个铁腕的领导人”，否则它就无法再保持它应有的样子：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战斗党派。此处确实更加清楚地揭示出了他的一个性格特点，1920年1月希特勒投身政治之初就暴露出来的特点：他追求不可分割的权力，在这里意味着不受限制的党内领导地位。
大多数党委成员向希特勒的要求屈服了，因为他们认为不能失去希特勒。他们承认他有“渊博的知识”，“为了壮大运动做出的难得牺牲和无偿的工作”，以及他“少有的口才”，因此他们立刻通知他，委员会准备“赋予他独裁的权力”。大家“非常愉快地表示欢迎希特勒接受第一党主席的职务，以前德莱克斯勒曾经一再建议他担此重任”。7月26日，希特勒以第3680名党员的身份重新加入国社党。
但希特勒的政敌并不就此认输。7月29日早晨，也就是临时代表大会召开的当天，他们散发传单“阿道夫·希特勒，叛徒？”“权力狂和个人野心”，传单中说希特勒有意让国社党陷入“分歧和分裂”，“为了帮助犹太人及其帮凶的事业”。他的目的是把该党“作为实现肮脏目的的跳板，彻底夺取党内的领导权，在适当的时刻把它引入另外一个轨道”。希特勒是个“煽动者”，只靠 “他的三寸不烂之舌”。他领导运动的方式——歪曲所有的事实——“完全是犹太式的”。人们必须起来反对这个“彻头彻尾的自大狂和摇唇鼓舌之辈”。在慕尼黑警察局禁止发布的政府反对派的海报上，结尾部分写着：“暴君必须被推翻！我们将不懈地斗争，直至当前的‘慕尼黑之王’‘阿道夫一世陛下’退出政治舞台！”
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慕尼黑邮报》幸灾乐祸地写道，反对派用宣传小册子把希特勒玩于股掌之间。7月29日晚上，希特勒在霍夫布劳豪斯啤酒馆登场时，迎接他的是“经久不息的掌声”，他就这样把匿名的传单作者们打发了。听众显示出反对他们的迹象。同时他也违背事实地自我标榜说他从未谋求过党主席之位，但如今他不能再无视德莱克斯勒的请求了。在场的554名党员一致同意将党主席之职转交给希特勒的提案。德莱克斯勒成为名誉主席。按照希特勒一手修改的党章规定，国社党的新主席具有“实际负责的领导权”，目的就是为了彻底保障他的领导权。
这是“元首—政党”的诞生时刻，从此后这个煽动者逐渐以“运动领袖”自居。“没有人比他对待事业更加无私、富于牺牲精神、全心全意和诚实可靠”，迪特里希·艾卡特在8月4日的《民族观察家报》上撰文为希特勒辩护。他以“铁腕”介入并且平息了争端，“难道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证明，谁才值得我们信任，值得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信任？”鲁道夫·赫斯也告诫批评者：“难道你们果真盲目到看不出他是个领袖人才、只有他能领导斗争吗？没有他的话，王冠马戏场还会挤满那么多观众吗？”
党内夺权后不久，希特勒建立了一支自己的武装队伍——冲锋队（SA）。国家社会主义冲锋队的历史最早要追溯到1920年，当时德国工人党（DAP）和国社党（NSDAP）为了对付“马克思主义的肇事者”开始组建维持大会秩序的纠察队。1920年底它演变成国社党的“体操运动队”。这支队伍的发展得益于巴伐利亚民间武装的解散，1921年6月卡尔总理迫于协约国和柏林中央政府的压力同意解散当地民间武装队伍。大多数武装队伍的成员加入了 “爱国”团体，比如“巴伐利亚和德国联盟”，它们类似于某种保家卫国的组织，也有不少人投奔了国社党的纠察队。1921年8月初希特勒将仍被称为“体操运动队”的组织改编成了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党军。正如成立声明中所说的，“它是整个运动中的攻城槌”，“自由人民的军事思想的捍卫者”。
这时一个关键人物——国防军上尉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出现了。罗姆出生于1887年，父亲是巴伐利亚王国的铁路官员。罗姆是整整一代前线军官的典型代表，1918年退伍后他们难以适应平民生活。在“一战”中这个无畏的莽夫三度负伤，半个鼻子被榴弹片切去，脸颊上有一道子弹擦伤留下的伤疤。战败和革命造成的震撼让他投身于反革命武装。罗姆是埃普自由军团的积极分子，在推翻苏维埃政权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1919年底他已经加入德国工人党，党员号码是623。很快他和希特勒有了更密切的联系，他是能用“你”称呼未来元首的少数老党员之一。
罗姆取代迈耶上尉充当了最重要的军队联络人。作为埃普旅的参谋（自由军团根据他在国防军的军衔任命），他为民间武装弄到了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在民间武装被解散之后，他又避开协约国的耳目将这些军备运走保存了下来。通过这种方式他拥有了一座秘密的武器军械库，在需要的情况下可以武装一支现成的准军事组织。罗姆大力协助冲锋队（SA）——1921年9月改名后的称呼——变成准军事组织。“你们也应该像突击队一样接受军事培训”，10月初希特勒对冲锋队员们说。“为了和最大的敌人犹太人斗争，我们不仅要在语言上强大，也要在实际行动中变得强大。”1921年秋季开始，冲锋队逐渐改变了做法，他们不仅保卫国社党的会场，还去对手的会场上捣乱，当街殴打犹太人。希特勒在元首总部的独白中还为冲锋队的暴行辩解过，“那时在街上”搞政治，他寻找“穿无领衬衫的人”，他们有残忍的天性，时刻准备着“自我表现”或者战斗。
冲锋队通过一系列的挑衅行为到处散播恐怖气氛。1921年9月中旬，他们砸毁了巴伐利亚联邦在吕文布劳凯勒啤酒馆的会场，巴伐利亚联盟的主席工程师奥托·巴勒施泰德（Otto Ballerstedt）被他们用拳头殴打，最后被他们从主席台的台阶上推了下去，头部流血，受了重伤。这次暴力事件引起了法律后果。1922年希特勒以破坏地方安定的罪名被判处3个月的监禁，实际上他只在斯塔德尔海姆监狱被关了一个月——从1922年6月24日到7月27日。“至少他被关在单人牢房里”，鲁道夫·赫斯说，“他能够自己工作、吃饭，每周有两次会客时间……可以看报纸。一个人安静待着对神经和情绪有好处。”
由于失去巴伐利亚议会以及他自己的政党BVP的支持，1921年9月，卡尔总理不得不辞职。和他一起下台的还有警察局局长珀尔纳，希特勒最重要的支持者。在卡尔的继任者胡戈·冯·莱辛菲尔德·克夫勒（Hugo Graf von Lerchenfeld-Köfering）伯爵主政时，柏林和慕尼黑的关系有所缓和。同时慕尼黑警察当局也开始留意国社党和冲锋队的活动。10月底希特勒被传讯并且受到警告，假如他不对手下人进行约束，他将被驱逐出巴伐利亚。国社党主席“保证将立即制止所有破坏社会治安的不法行为”。但实际他根本没做到。11月4日在霍夫布劳豪斯啤酒馆发生了大规模斗殴，冲锋队凶狠地殴打在场的抗议者——主要是左派的工人，并把他们赶出了会场。“重温战争中的场景让他的心欢呼起来”，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用这句话结束了他的叙述。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将“霍夫布劳豪斯啤酒馆斗殴”吹捧成冲锋队的“战斗洗礼”。他们的暴力倾向让国社党得到了好处。政治对手们被吓坏了；慕尼黑的街道成为冲锋队打手的地盘。他们的口号是：“我们在打架中壮大。”
当国家总统弗雷德里希·艾伯特在1922年6月12日和13日对巴伐利亚首府进行正式访问时，他也意识到国家社会主义者占据了公共场所。他刚抵达火车站就被人辱骂和吐口水。英国总领事馆向伦敦报告说，艾伯特的“经历很不愉快”，“所到之处遭到嘘声一片”。此地“没有举行对总统表达敬意的警卫部队阅兵和升旗仪式”。
1922年6月24日哈特瑙被刺杀之后，柏林与慕尼黑之间的关系再度恶化。慕尼黑政府取消了艾伯特一天前在国会颁布的《共和国保护法》，另外颁布了一个取代它的自己的法令，其中最重要的条款是：巴伐利亚的刑事犯无须解往莱比锡国家法院新成立的共和国国家法庭受审。巴伐利亚的祖国联合会也觉得受够了对柏林政府的卑躬屈膝。8月16日他们在慕尼黑国王广场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国社党也排列成整齐方阵参加了集会，冲锋队在方阵的最前列。希特勒作为第二个演讲者登场，他大骂“将柏林的路线强加给巴伐利亚的企图”，要求有一个“反对国际盘剥和高利贷的特别法”。大规模示威的过程表明：啤酒馆宣传家和他的运动已经成为右翼政治阵营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1922年10月14日和15日，当爱国联合会在上弗兰肯的科堡举行“德国日”时，这一点体现得更加明显。希特勒也接到了邀请，他立即带领800名冲锋队员乘坐专列抵达。当地名流提出请求：不要集结成队伍在进行曲伴奏下进入城市，以免造成与左派的冲突。希特勒拒绝了。于是出现了难以避免的场面：冲锋队的暴力登场激起了激烈的街头斗殴，冲锋队的表现证明了他们无愧于野蛮的打手队伍的称号。最后，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得意扬扬宣称的：“在街头再也看不见红色了。”科堡因此成为国社党的重镇。后来的帝国总理为参与斗殴的人专门设立了纪念章。
宣传上的巨大成功让国社党井喷式地发展壮大起来。在慕尼黑之外的多个城市建立了党的支部。1922年10月，尤里乌斯·施特赖歇尔（Julius Streicher），一个像希特勒一样的狂热反犹分子，将他领导的 “德意志工厂联合会”纽伦堡组织合并到了国社党。因此又爆发了DSP党员反对与希特勒党合并的矛盾，希特勒的路线占了上风。1922年底，国社党已经拥有20000名党员，它的活动范围也超出了巴伐利亚。逐渐变得繁杂的政党工作的千头万绪在科尼利厄斯街的新办公地点——1921年11月初取代了设在施泰内克布劳啤酒馆里的小办事处——汇拢起来。
党员的主体来自于中产阶级的下层。最大的群体是手工业者（20%），其次是商人（13.6%），职员（11.1%）和农民（10.4%）。再其后是非技术工人（9.5%）和技术工人（8.5%）。早期的国社党本质上也是一种中产阶级的产物，在慕尼黑，党员中大学毕业生、大学生和艺术家占突出的比例。可是在国社党宣传中重点争取的工人阶级中，蛊惑人心的口号取得的成果相对较少。1920年7月，希特勒在写给国防军将军康斯坦丁·希尔（Konstantin Hierl）的信中承认“有困难”：“工人中有一部分几十年以来早就属于某些组织，很难再让他们转而归附我们。”国社党的目标“不再是阶级政党”，而应该转变为“民族政党”。国社党在1922年离这个目标还很远，虽然鲁道夫·赫斯描述希特勒在王冠马戏场召集的群众集会时试图给人相反的印象：“工人坐在工厂主旁边，法官坐在车夫身边。除了这里，其他任何地方都看不到这样的场面。” 他们对“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这一点无计可施，因为它是在“工人阶级中自发产生的”。
最迟从1922年开始，希特勒成为了慕尼黑一个引人注意的公众人物。原本党内反对派讽刺他的绰号“慕尼黑之王”如今却逐渐变成了现实。但他的私人生活仍然躲藏在好奇的目光看不到的地方。从1920年5月开始，他住在慕尼黑住房委员会分配给他的蒂尔施街41号里的一间屋子里。在女房东玛利亚·赖歇特（Maria reichert）的眼中，他是一位理想的房客：准时交房租和电话费，很少有来访的女客，平时不引人注目。这个憔悴的年轻人对外表也不甚在意：他总是穿着一身破旧的蓝外衣，戴着灰色的旧毡帽，唯一显眼的饰品是一直不离身的镶有银把手和套环的河马皮鞭子。
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Ernst Hanfstaengl）是能拜访希特勒陋室的少数客人之一。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出生于1887年，他是慕尼黑出版商世家的后裔，曾经留学哈佛大学，同时经管父亲的艺术出版社在纽约的分部。1921年夏季，他偕妻子海伦娜——德裔美国商人的女儿——回到了慕尼黑。1922年11月他在金德凯勒酒馆聆听和目睹了希特勒的演讲，他被“演讲者不寻常的人格”迷住了。他决定和希特勒深交，这位富裕市民之子很快成为这位宣传家的追随者。
汉夫施丹格尔在回忆录中描写了希特勒简朴的小屋给他留下的印象：“房间……整洁舒适，但是比较狭窄，家具也不多。地板上铺着便宜的磨损了的地毡，还有几块破旧的小地毯。在床的对面，靠墙立着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还有一个做工粗糙的书橱，里面藏着希特勒珍爱的书籍。”其中包括赫尔曼·施特格曼（Hermann Stegemann）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鲁登道夫的《政治与战争》、海因里希·特莱希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的《十九世纪德国史》、克劳塞维兹（Clausewitz）的《战争论》、弗兰茨·库格勒（Franz Kugler）撰写的腓特烈大帝的历史、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的《瓦格纳传记》、古斯塔夫·施瓦布（Gustav Schwab）的《美好的故事和传说集》和斯文·赫定（Sven Hedin）的战争回忆录，除此之外还有整整一排的通俗小说，侦探小说以及——藏在其后一点的，至少根据汉夫施丹格尔的观察是——犹太作家爱德华·福克斯（Eduard Fuchs）的《插图风俗史》和《情色艺术史》。
汉夫施丹格尔不仅在历史方面，也在艺术和音乐方面和希特勒有着共同的爱好。他本人钢琴弹得很好，很快汉夫施丹格尔就知道了怎么让这个经常感到紧张和不快的瓦格纳爱好者高兴起来。当他在女房东客厅中的钢琴上弹奏出《纽伦堡的名歌手》序曲的头几个音乐节拍时，希特勒立刻像变了一个人，“下一刻他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像乐队指挥一样挥动着手臂，用出奇尖锐的、可同时又恰到好处的颤音唱和着每个音符。他对序曲完全了如指掌，而且他具备倾听音乐精神的出色能力，我们的二重奏逐渐也给我带来了乐趣。”
希特勒靠什么谋生？1921年7月匿名的传单作者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们至今还在研究它。因为希特勒在崛起时期的经济状况不透明。1921年1月他在法庭上说过，“他没有通过国社党的活动得到一分钱报酬”。但是在党外的组织，比如“保护和防御联盟”支付给他钱，他“必须接受，否则就无法生活”。希特勒是否只靠这些收入就能过日子，还是一个疑问。有证据说，民族主义右翼圈子里的同情者给了他金钱上的资助。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喜欢他的年长女性在关心他的物质生活。其中包括赫尔米内·霍夫曼（Hermine Hoffmann），一位已故校长的未亡人，在慕尼黑郊外索恩地区的家中像母亲般地款待希特勒。“现在她打定主意了，”例如1923年2月她在给“尊敬的亲爱的朋友”的信中写道，她想星期天请他过来吃中午饭，“敬请光临”。希特勒也没放弃在索恩过夜。“近来发生了如此多的大事，当您在此地与我共度安静的休憩时光，心里一定怀有对我们美好而神圣的事业的负疚感。”
希特勒也很乐于接受行政专员特奥多尔·劳伯克（Theodor Lauböck）的妻子朵拉·劳伯克（Dora Lauböck）的款待，特奥多尔·劳伯克在罗森海姆建立了国社党的第一个支部。当希特勒在旅途中时，他经常给这对夫妻寄明信片问候。1922年特奥多尔·劳伯克被安排在慕尼黑东火车站工作，他们的来往更加密切了。1922年希特勒在劳伯克家中过圣诞节。他们的儿子弗里茨1923年当过希特勒的私人秘书。
图9：帝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在从前的女赞助人赫尔米内·霍夫曼位于慕尼黑-索恩的宅邸中为她庆祝80大寿，1937年7月11日
希特勒没有太多的个人需求，但是党的金库总是处于短缺状态，因为党费和大会的收入无法维持党的运行成本，此外《民族观察家报》还需要大量的补贴。于是希特勒到处寻找实力雄厚的资助者。奥格斯堡的工厂主弗雷德里希·格兰德尔博士（Dr. Gottfried Grandel）也是早期的资助者之一，他之前已经资助过《开诚布公》杂志。还有在柏林西门子工厂工作的埃米尔·甘瑟尔博士（Dr. Emil Gansser），他是迪特里希·艾卡特的朋友。在甘瑟尔1922年3月写给西门子社会政治部的部门经理卡尔·布尔赫纳博士（Dr. Karl Burhenne）的信中说，他已经观察“希特勒的运动”两年之久了，他坚信“这个在民间成长的十分健康的事业产生的宏大而隐秘的推动力将在较短的时间里给德国社会带来可想而知的良好影响”。在甘瑟尔的促成下，1922年5月29日希特勒在柏林的“1919民族俱乐部”做了一次演讲，该俱乐部的成员有军官、官员和企业家。看来这位慕尼黑的煽动家懂得怎么巧妙地投观众所好，他的演说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后来柏林工业家的捐款源源不断而来，其中包括恩斯特·博尔西希（Ernst von Borsig）和咖啡工厂主理查德·弗朗克（Richard Franck）。通过甘瑟尔和1922年曾在苏黎世高等综合技术院校学习过几个月的鲁道夫·赫斯的牵线搭桥，希特勒与瑞士亲德的圈子建立了联系，以便发掘新的资金来源。1923年8月底，他和甘瑟尔一起拜访了乌尔里希·维勒（Ulrich Wille）将军在苏黎世别墅的家。维勒家中的一个家庭成员在日记中写道：“希特勒非常和蔼可亲。他在说话时，整个人都在颤抖。他的言谈非常出色。”
当希特勒不在党的会议上发言或者不外出筹集资金时，他仍然延续着战前没有规律的生活习惯和工作方式。“我们从来不清楚，他到底在哪里。”汉夫施丹格尔评论说。“他骨子里是个波西米亚人，从来没有固定的根。”高特弗里德·费德尔在他写给党主席的信中说自己“对我们的工作——国家社会主义的自由事业——产生了深切的忧虑，在我们大家毫无妒意地承认您是热情的运动领袖之后。”希特勒很难被找到，他只用少量时间参加党内工作；看起来他更喜欢“在艺术家的圈子里或者有美女的环境中放松自己”。希特勒的不准时是尽人皆知的，他对合理科学地安排工作时间缺乏概念也同样尽人皆知。他最喜欢在慕尼黑的咖啡馆或者酒馆度过闲暇时间，在诺迈耶咖啡馆——粮食市场的一家啤酒馆，在宫廷花园的黑克咖啡馆，或者在奥斯特利亚——巴伐利亚——舍林大街的一家艺术家酒馆。他经常坐在这里喝咖啡吃蛋糕，身边有几个最亲密的随从。他的“甜食嗜好”表现在他总也吃不够掼奶油蛋糕上。
围在他身边的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其中有流氓气十足的家伙，比如克里斯蒂安·韦伯（Christian Weber），从前是个贩马的商人，他也像希特勒一样喜欢拿着马鞭子到处晃悠；乌尔里希·格拉夫（Ulrich Graf），是希特勒的保镖；埃米尔·莫里斯（Emil Maurice），也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打手，希特勒让他做了自己的司机。有这三个人在身边，这个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可以“像个地下小君王一样以不加掩饰的傲慢态度”行动了。希特勒从前的上级军士长马克斯·阿曼也是他们一伙的，希特勒成为党主席之后，1921年7月阿曼被任命为党的总务主任，后来又成为党的埃尔出版社的领导人；此外还有年轻的记者赫尔曼·埃塞尔（Hermann Esser），他在迈耶上尉手下当过新闻官，被视为国社党内排在希特勒之后最好的演说家；约翰·克林茨施（Johann Klintzsch）少尉，曾经是埃尔哈特海军旅的成员，1921年8月他被委派建立冲锋队。在这群冒险家中间也有一些更有知识分子气质的资产阶级人物，比如迪特里希·艾卡特，希特勒最虔诚的崇拜者鲁道夫·赫斯，“党内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和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昵称普茨）。毫无疑问，在他们中间——“波西米亚世界和雇佣兵风格的奇怪结合体”——希特勒觉得很放松，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独白，他的随从们都在洗耳恭听。
赫尔曼·戈林将希特勒的随从者们轻蔑地称为“只有小地方狭隘见识的保龄球爱好者俱乐部”。可是这并没有阻碍他加入这个圈子。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出生于1893年，父亲是威廉帝国的殖民地高官，戈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著名的歼击机飞行员。他是著名的里希特霍芬联队的最后一位指挥官，1918年6月被授予最高奖章“功绩勋章”。1918年之后他在瑞典和丹麦从事过不同的工作。1922年2月初他和瑞典女子福克女男爵卡琳·冯·康措（Carin von Kantzow）结婚，之后他和妻子移居慕尼黑。1922年10月或者11月他在一次群众大会上遇到希特勒，不久后参加了国社党。1923年3月，希特勒任命他为冲锋队总指挥。“一个著名的战斗机飞行员，一个功绩勋章的获得者！了不起的宣传！此外他自己有钱，我不必为他花一分钱！这一点非常重要。”当国社党主席获得戈林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不光戈林和汉夫施丹格尔能为国社党的乡土气外表增添一丝见多识广的魅力。借助于有影响力的资助者，希特勒很早就进入了上流社会的社交圈。早在1921年6月，迪特里希·艾卡特就将他引入了富裕的柏林钢琴商的夫人海伦娜·贝希施坦因（Helene Bechstein）的沙龙。这位高雅的女主人对比她小13岁的有抱负的政治家抱有一种母亲式的好感，她愿意在社交上尽一切力量帮助他。她将他打扮得焕然一新，教会他各种社交礼仪，并且不断给予他物质上的支持。希特勒是贝希施坦因夫妇在柏林“四季”宾馆举办的宴会上受欢迎的客人。
希特勒还经常受邀去汉夫施丹格尔位于施瓦宾附近甘茨街的家中做客。他在这里再次遇到了历史学家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他向我们贡献了一篇关于希特勒出场的有启发意义的描述：“透过开着的门，我看到他在狭窄的走廊上向女主人近乎卑躬屈膝、礼貌地问好，他放下马鞭，脱下毡帽和风衣，最后解开连着手枪的皮带，把它们挂在衣服钩上。那样子看上去滑稽可笑，让人联想到卡尔·麦。……走进来的人不再是我在1919年遇到的那个穿着不合体的西装、神情倔强而尴尬的培训学员了。他的目光中有了在公众场合获得成功后的自信。但他身上仍然有挥之不去的某种奇怪的笨拙感，我有种不太舒服的感觉：他似乎意识到了他的笨拙，而且不喜欢被别人发现。”这种不自信暴露出这个暴发户怕自己不被如今他得以进入的资产阶级社交圈完全接纳的惶恐。
图10：在海因里希·霍夫曼家中的合影，1929年11月
站立者从左到右：鲁道夫·赫斯、马丁·姆奇曼（萨克森党区主席）、海因里希·希姆莱
坐着的人从左到右：约瑟夫·戈培尔夫妇、女秘书、阿道夫·希特勒、海伦娜·贝希施坦因、埃德温·贝希施坦因、汉斯·舍曼（上弗兰肯党区主席）、普费弗·冯·所罗门
希特勒通过汉夫施丹格尔认识了爱尔莎·布鲁克曼——出版商胡戈·布鲁克曼的妻子，布鲁克曼的出版社还出版过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的著作。她的沙龙在1914年之前是知名艺术家和学者探讨文化学术问题的场所，1918年之后逐渐成为民族主义——反犹主义的作家和政治家聚会的地方。爱尔莎·布鲁克曼1921年2月在王冠马戏场第一次听到希特勒的演讲，后来她承认，她被他的声音“唤醒”了。当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时，他们才有了较深入的交往，1924年12月希特勒第一次踏进布鲁克曼在卡洛琳广场5号豪宅的沙龙。1941年9月，胡戈·布鲁克曼去世之后，希特勒称赞了他对“年轻的国社党做出的贡献”。在他的家里，希特勒结识了“慕尼黑民族主义势力的所有重要人物”。
图11：出版商胡戈·布鲁克曼和他的妻子爱尔莎，婚前称坎塔库泽努公主，拍摄时间约为1940年
社会精英阶层之所以对希特勒如此感兴趣，主要原因倒并非他激进的反犹立场——正是凭借这一点他能让啤酒馆听众们定期陷入心醉神迷的状态，而是因为他古怪的外表和怪异的行为。“在他身上笼罩着魔术师的气息、马戏团的味道和悲剧式的怨愤感，‘著名怪物’的锐利光芒。”人们非得亲眼见到他，整个慕尼黑都在谈论他，即使对他的政治极端主义抱有反感的人也认为他是一个有意思的研究对象，他的在场能够起到娱乐的作用。因此他被从一个沙龙介绍到另外一个沙龙，人们怀着一种混合了惬意的战栗和含蓄的兴致勃勃的心情上下打量他。
1923年秋季，希特勒通过贝希施坦因得以认识拜罗伊特的瓦格纳一家。理查德·瓦格纳之子齐格弗里德的妻子、26岁的维妮弗蕾德·瓦格纳写道，当他10月1日第一次踏进瓦弗里德别墅时，“满含敬畏”“非常激动”地看着“所有与理查德·瓦格纳有关的东西——楼下摆着瓦格纳书桌和三角大钢琴的起居室、图画、图书馆等等”。希特勒谈起了他的林茨岁月，谈起那时瓦格纳的歌剧对他的巨大影响。当他离去时，不仅维妮弗蕾德，连齐格弗里德·瓦格纳（Siegfried Wagner）也对他产生了好感。“感谢上帝，德意志还有男子汉！”“大师的儿子”赞美他。“希特勒是一个出色的人，一个真正的德意志民族魂。”1923年9月28日，希特勒在拜罗伊特做了第一次正式演讲，接着拜访了垂垂老矣的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他在10月7日的信中热情地赞美希特勒是“将灵魂从睡眠和怠惰中唤醒的人”。希特勒根本不是他形容过的狂热分子：“狂热分子大脑发热，而他温暖人心，狂热分子想说服别人，而他想让人信服，仅仅是信服而已——他做到了。”他的拜访者又给他带来了希望：“德国在最危急的时刻还能得到希特勒，证明了它的活力。”
最初几年，在希特勒从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成为政界名人的崛起过程中，他像海绵一样吸收着民族主义——反犹主义思想的广泛内容，并且拿来为己所用，如今他同样学着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活动，变换着不同的角色。他在演说时的腔调“并不一定适合每个人的口味，”鲁道夫·赫斯评价说，“但是他可以换种方式说话。”凭借着演戏才能——他在演说之外的第二张王牌，他能迎合不同的观众，选择不同的行为和说话方式。汉夫施丹格尔早就注意到他有惊人的体察他人心理的能力，依靠这个本事，希特勒能够模仿出一个人的声音和独特的性格。他的戏剧模仿才能是“高超的，具备登台表演的水准”。于是他可以在必要时利用自己的模仿能力，让自己看上去符合别人的期待。“他变成了政治舞台上一个灵活的演员，善于算计，有许多张面孔。”伪装的艺术加上狡诈成为希特勒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突出特点。
即使在巴伐利亚以外的地方也成为名人之后，希特勒也没拍过单人的照片。“有4年之久他成功做到了不让公众看到他的一张照片。”1942年4月这个独裁者在“狼穴元首总部”吃午饭时说。希特勒拒绝拍照的姿态明显是演戏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公众对他的兴趣越来越大。“希特勒长成什么样？”1923年5月画家托马斯·特奥多尔·海涅（Thomas Theodor Heine）在《痴儿西木》杂志提出这个问题，以便确定他是否应该放弃十二幅漫画中的最后一幅，“这些问题没法得到答案。希特勒并非个人，而是一种现象。”希特勒的照相恐惧症给他带来一次不甚愉快的遭遇。1923年4月他和汉夫施丹格尔一起去了柏林，在瀚蓝斯湖边的娱乐场所鲁娜公园，他被摄影记者格奥尔格·帕尔（Georg Pahl）认出来并且拍了照。希特勒立刻扑向那个人，用手杖击打照相机。经过长时间的交涉之后，帕尔表示愿意取出胶卷。根据《共和国保护法》，那时国社党在普鲁士是非法组织，作为被公开通缉的党主席，他的行程必须保密，希特勒的激烈反应也可能与此有关。
这名记者在1923年9月初的“德国日”上还是成功拍到了希特勒的快照，后来希特勒就放弃了不肯拍照的捉迷藏游戏，让海因里希·霍夫曼专门为他拍摄肖像照。1923年9月16日的《柏林画报》上登出了第一张希特勒的肖像照，还有一段附注：“阿道夫·希特勒，巴伐利亚国家社会主义者的领袖，他一直拒绝拍照片，现在他却违背了自己的原则。”
海因里希·霍夫曼很快成为希特勒“私人摄影师”。1909年，24岁的海因里希·霍夫曼在舍林大街开了一家照相馆，凭着照相服务的周到和人像摄影的技术，他在艺术家圈子里也创出了名声。1918年至1919年，他成为用照片记录革命的最重要的一位摄影师，但是他对革命的目的并不抱同情态度。苏维埃政权被推翻之后，他支持反革命的宣传，并加入了民间武装组织，1920年4月加入了国社党。已经无法确认，他到底什么时候认识希特勒的。反正从第一次为希特勒拍肖像照之后，他就一直跟随希特勒了，他不仅是希特勒的摄影师，也是一个风趣的谈话对象，他像汉夫施丹格尔一样善于活跃气氛。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通过政变夺取了政权。如果他们能维持统治的话，它将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不仅将给意大利，也将给全欧洲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1922年10月29日哈利·凯斯勒伯爵以敏锐的政治眼光评论贝尼托·墨索里尼的“罗马进军”。法西斯分子“夺取政权”给国家社会主义者带来强烈的鼓舞。“墨索里尼告诉我们，当少数人心中有神圣的民族意志时，他们能够创造出什么成就。”希特勒在1922年11月国社党的晚间会议中说，“他要求按照法西斯的模式在德国建立民族主义政府。”在意大利事件的影响下，追随希特勒的一帮人也效仿意大利领袖的榜样开始宣传“元首”的形象。赫尔曼·埃塞尔开风气之先，11月初他在霍夫布劳豪斯啤酒馆喊出：“德国的墨索里尼是阿道夫·希特勒！”
国社党早年间还没有元首崇拜。“元首”这个称呼第一次出现于1921年12月的《民族观察家报》，但那次只是一个例外。在大会海报和报纸广告上党主席多半被称为“阿道夫·希特勒先生”或者“希特勒同志”。自从墨索里尼的“罗马进军”之后情况改变了。希特勒被塑造成魅力超凡的“元首”和民族未来的救星。1922年秋季，慕尼黑大学举办题为《谁将领导德国再度崛起？》的有奖征文，鲁道夫·赫斯以一篇热情赞美未来的政界救世主的文章得到一等奖：“对国家生活和历史的方方面面有着深刻的了解，并且能从中得出经验教训，他相信自己从事的事业的纯洁性和最终的胜利，无法战胜的意志力让他的演讲引人入胜、让民众为之欢呼……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个独裁官的形象：头脑敏锐、清晰而真诚，充满激情同时又有克制力，冷静果敢，做决定时有的放矢，执行决定时雷厉风行，对自己和他人铁面无私、刚硬无情，但是对他的民族又充满温柔的爱，工作起来不知疲倦、外柔内刚，具备最终战胜自我的能力。但我们还不知道，‘那个人’何时出手拯救苍生。但是几百万民众感受到了，他已经来临了。”1923年2月赫斯在写给历史学家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鲁道夫·赫斯曾经在慕尼黑听过冯·米勒的讲座——的信中说，他在描述这个人时只想到了希特勒。他在信中附了一份手稿，并且加上补充说明：“在随信附上的论文中，有些地方表达的是泛泛而论的理想，但在很多方面是我认识希特勒两年半以来时常朝夕相处得到的印象。”
艾卡特和罗森堡也像赫斯一样不知疲倦地将流行的救世主期待落实在希特勒身上，他们赞美他是能把德国从屈辱中解救出来并且带领它重新崛起的强人。1923年4月20日希特勒34岁生日时，元首崇拜达到了第一轮高潮。《民族观察家报》当天登出通栏标题“德国的元首”，下面用醒目的大字排印出艾卡特的一首诗，最后几句诗是：“打开心扉！谁要看就看吧！那里有力量，让黑夜逃遁的力量！”在同一期报纸上，罗森堡赞美了希特勒“日益变得成熟、强大，愈加有魅力”的影响力。绝望的人群在寻找着德意志的领袖，他们“愈来愈多将期待的目光投向慕尼黑的那个人”。它表明了“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神秘互动……今天已经成为德意志自由运动的一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