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所有德国人一样，我一生中最难忘最伟大的时期从此开始了。与大规模角逐中的事件相比，过往种种皆显得微不足道。”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用这段激情洋溢的话语开始了关于“一战”的章节。确实，“一战”的经历对于他有着至关重要的教育意义，意味着过往生活的休止。鸢飞冲天的艺术家之梦惨遭挫败，在度过了物质贫乏、充满失望和否定的7年之后，25岁的孤僻青年面前只有一条能让他摆脱目前漫无目标无所事事的生存状态的出路。假如没有在“一战”及其带来的后果中积累的经验，希特勒不可能成为后来的希特勒，他在政治上根本不可能获得成功。
当奥匈帝国皇储弗兰茨·费迪南（Franz Ferdinand）大公和妻子1914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被杀的消息传来时，希特勒正坐在施莱斯海姆尔街的住所里，埋首于书本。他一直很清楚欧洲的紧张局势，尤其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事情一旦起了头就难以终止”。希特勒和很多同时代的人——上到威廉帝国的政界和军队高层——都有欧洲危机难以避免的共识。但是，假如柏林的领导层没有在军界的推动下把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当作和法英俄组成的协约国决一雌雄的借口，1914年7月的战争还是可以被阻止的。他们想借此突破“包围圈”，把欧洲局势扭转得对德国有利。7月5日和6日，他们不仅向盟友奥匈帝国做出了全力支持其对塞尔维亚军事行动的承诺，还敦促它动作更快更有力一些。帝国总理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深知，德国领导人开给盟友的“空头支票”将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对塞尔维亚的行动将导致战争”。7月6日晚上，他在好友、外交使节库尔特·里茨勒（Kurt Riezler）面前承认。
几个星期以来柏林和维也纳内阁导演着一场恶化的危机，而普通民众还被蒙在鼓里。希特勒也和大家抱着一样的想法：推动战争的是维也纳政府，德国政治家只是出于“尼伯龙根式的忠诚”而被迫站到盟友一边。和其他人一样，他也没有看透贝特曼·霍尔维格在危机末期采取的狡猾策略：让沙皇俄国扮演侵略者的角色并承担挑起战争的责任。“俄国悍然行不义之举”。帝国总理在7月26日给德皇威廉二世的电报中宣称。效果产生了：德国国内舆论压倒性地认为，德意志帝国必须抵抗敌人的入侵，国难当前，一切内部争议和阶级裂痕都应该暂时搁置。
1914年7月底，慕尼黑像其他德国大城市一样出现了爱国群众的集会，有时集会以过火的行动而告终。例如当卡尔门附近的法里希咖啡馆乐队队长拒绝演奏《保卫莱茵》时，群众捣毁了咖啡馆。8月初，战争爆发已成定局，国内的热情又达到新一轮的高潮。8月2日在统帅堂前的奥德翁广场举行了四千人的群众集会。“乐声、军歌和激动的话语响彻云霄，如同德国力量和自信汇成的一曲高歌。”现场目击者称。画家阿道夫·希特勒也在欢呼的人群中。他后来的御用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拍摄的一张照片显示，希特勒忘情地沉醉在现场的热烈气氛中。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用他惯有的狂热语调描写他当时的感受：“我至今还能毫不羞怯地说，我完全被暴风雨般的激情征服，双膝跪地，全身心地感激上苍让我有幸出生于这个时代。”
在战争开始的最初日子里，很多人的感觉和希特勒差不多。所有逼仄和疏离忽然消失了，代之以美妙的集体生活，“说实话我必须承认，在民众最初的觉醒中有一种伟大的、充满魅力的、甚至富有诱惑力的东西，让人难以割舍。”斯蒂芬·茨威格30年后还如此追忆。连埃里希·米萨姆，施瓦宾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战者，也觉得“陷入极度狂喜中，心中燃烧着愤怒的激情。”“德国人的自信和虔诚以及强烈的参与感令人震撼，同时也是伟大的。这是我在伟大的文化事务中渴望看到的灵魂一致性。”
但并非所有人都加入了大合唱。在乡村地区很少能体会到战争的狂热。“很多农民家庭笼罩在愁云惨雾中，因为多子女家庭里的父亲必须去打仗，军事部门征调男子们、马匹和车辆，而收获季节又近在眼前。”《慕尼黑最新消息报》1914年8月4日报道。大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爱国热情实际也十分有限。在工人中间，尤其在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中间，弥漫着严肃而沮丧的情绪。“奥地利皇储被谋杀与我们有什么相干？我们要为此付出生命？为什么会这样？”“我很高兴不用去打仗，我可不愿意为了别人被子弹打死。”1914年7月底汉堡的工人如此表示，慕尼黑工人区的观点也差不多。
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们是一群最为“8月事件”神魂颠倒的人。他们有着形形色色的想法：对僵化的威廉帝国社会关系的不满；对市民富裕生活和长期和平的厌倦；对冒险、信赖和集体关系的渴望。“艺术家、艺术家中的士兵怎能不因他所厌倦的、非常非常厌倦的和平世界的突然崩溃而赞美上帝呢？”在慕尼黑生活的作家托马斯·曼说，“战争！它对我们意味着清洗和解放，一个巨大的希望。”
“艺术家”阿道夫·希特勒也有同样的感受。战争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从青年的愤怒情绪中解脱出来”，是对他一事无成的孤僻生活的解放。即将属于一个集体并且为了民族的正义事业而献身，这个前景在他身上产生了莫大的影响。8月3日他直接上书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三世，请求忽视他的奥地利国籍，让他能为巴伐利亚政府效力，翌日政府以内阁令方式批准了他的请求。
这段描述相当值得怀疑。在初次战争动员时期的混乱情况下，很多战争狂热者涌向了征兵站，几乎没人还会想到检查希特勒的国籍，否则他根本无法在巴伐利亚军队服役。希特勒8月5日报名当志愿兵，第一次被打发走了，后来获准在1914年8月16日在巴伐利亚步兵第二团第六新兵站参军。预备营驻扎在被临时改造成营房的伊丽莎白学校。希特勒穿上了野战军战士的军装，配备了相应的武器装备，接着开始接受基本军事训练。9月1日他被分配到新组建的第十六后备步兵团。这个团以第一任团长尤里乌斯·李斯特（Julius List）命名，是一支成分复杂的军队：除了年纪轻轻的志愿兵之外，还有所谓“替补预备役”的年纪大一些的士兵；除了慕尼黑的学生和艺术家之外，主要由农民、农业工人、小商人、手工业者、工人和自由职业者组成，各个阶层和年龄段的人都有。
图6：1914年8月2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奥德翁广场的爱国群众集会上（摄影者：海因里希·霍夫曼）
1914年10月10日，李斯特团从慕尼黑开拔，前往奥格斯堡附近的莱希费尔德兵营进行格斗训练。“在莱希费尔德最初的5天是我一生中最艰苦的日子”，希特勒在写给他的房东安娜·波普的信中说，“每天要长途行军，大量的训练，晚上夜行军的路程最多可达42公里，紧接着进行大量的军事演习。”如果我们能采信他本人的话，希特勒在这几个星期里最大的忧虑是：等他到了前线，战争已经分出了胜负。“想到这个经常让我坐立不安。”可这种忧虑全然没有道理。虽然德国军队最初在比利时和法国迅速地推进，可1914年9月初马恩河败退之后，采用强有力的钳形攻势包围和消灭法国军队的最初计划失败了。用冷静的眼光看，此时他们已经输了战争。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普鲁士的常胜将军毛奇的侄子——精神崩溃了，由埃里希·冯·法尔肯海恩（Erich von Falkenhayn）接替职务。军事失败的整体程度在德国公众面前被隐瞒了，其后果是，广大民众，尤其急于上前线打仗的志愿兵们还沉浸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中。
10月21日凌晨，李斯特团分成三批开赴西线战场。“我高兴极了。”希特勒满怀憧憬地写道。在途经的第一站乌尔姆，他给房东约瑟夫·波普寄了一张明信片，“从前往安特卫普的旅途中发来的问候。”10月22日早晨，火车抵达莱茵河。直到1944年3月希特勒还能回忆起那一刻：“1914年我随军队开拔到西线时，我第一次看到莱茵河。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望见这条命运之河时我心中涌起的感情。”经过科隆和亚琛之后，他们穿越比利时的国土，在这里希特勒已经能看到战争的痕迹。他写道，列日市火车站遭到严重炮击，鲁汶市“变成了瓦砾场”。两个月之前，8月25日到8月28日，德国军队在此地犯下了最糟糕的战争罪行，他们屠杀了248个平民，有计划地破坏了老城区，还焚烧了著名的大学图书馆。
10月23日晚上，部队抵达了法国城市里尔。弗兰德斯战场的枪炮声已清晰可闻。毛奇的继任者法尔肯海恩起初坚持司令部的进攻策略，他希望通过增强德军进攻的右翼还能包围住法军和英军。于是就有了著名的“向着大海的赛跑”的一系列的战役，重点逐渐向海峡沿岸转移。德国进攻部队遭到严重损失，以大无畏的精神冒着枪林弹雨冲锋的年轻志愿兵们同样损失惨重。在伊普尔战役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李斯特团所属的慕尼黑第六预备役部队也加入进来。10月27日，在3天的战争间隙之后，前线接到了行军的命令。10月29日凌晨，在进攻弗兰德斯的村庄赫鲁菲尔特的战斗中，在通往巴塞拉埃尔的公路附近的小树林里，希特勒经受了一场“火的洗礼”。他在寄给慕尼黑法院陪审员恩斯特·黑普（Ernst Hepp）——黑普曾经买过他两幅水彩画，有时邀请他来家中吃饭——的信中详细描写了这段对他有深刻影响的经历。
士兵希特勒在1915年2月5日——也就是事情过去3个月后——写的这封信是一份不可思议的书面材料。因为它显示出希特勒不仅具备敏锐的观察能力，还有将经历诉诸于文字的出色功力（如果忽略他在正字法和标点符号方面的明显缺陷）。“早晨6点，我们和其他连队在客栈前会合。早晨7点‘舞蹈’开场了。我们分批穿过前方右侧的树林，井然有序地到达高处的林间空地。在我们面前排着四门隐蔽好的大炮，我们就藏在炮身后面的大地穴中，等待着…… 最后响起一声‘冲啊！’我们蜂拥而出，冲过田野……到了一个小农庄。榴霰弹在我们的左右爆炸，英国人的子弹吟啸着穿梭而过，可我们全然不顾了。我们在这里待了10分钟，然后又听到前进的口令……我们中的第一批人倒下了。英国人的机关枪对准了我们，我们扑倒在地，沿着沟渠缓慢地匍匐前进，时不时停顿下来，不断有人被击中而无法再继续前行，我们只能把他抬出沟渠。”
已有大量伤亡的进攻者在树林中寻找可隐蔽的地方。“子弹从我们头上嗖嗖呼啸着掠过。落在树林边缘的炮弹发出爆炸的轰鸣，激起石头、泥沙的云雾，最重的大树被连根拔起，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可恶的、难闻的黄绿色雾霾中。我们不能一直躲在这里，如果要死的话，也是死在外面比较好。”士兵们冲过草地和萝卜地，冲到了英军最前沿的战壕，他们跳下了战壕。“在我身边站着符腾堡州的人，我的脚下躺着死去和受伤的英国人……现在我明白自己为何拖着软弱的身子跳起来。”此刻已经变成了男人之间毫不留情的搏斗。“不肯投降的人都会被干掉。我们就这样一个战壕一个战壕清扫过去，最后来到了一条大街上……左边的几个农庄已经被占领，我们遭到了猛烈的炮火攻击。一个又一个战友倒下了……我们发起了四次冲锋，但被一一击退了，我们这一队人除了我只剩下另外一个人，最后，那个人也倒下了。一颗子弹擦着我的军服袖子飞过，而我却奇迹般地毫发无伤…… 我们战斗了3天，直到第3天英国人被打垮。”直到11月1日晚上李斯特团才从战场上撤出，返回维尔维克的休息营地。损失是惨重的。“在4天之内，我们的团从3500人减员到600人。整个团只剩下3名军官。”牺牲者中包括团长李斯特。
毫无疑问，直面战争中血淋淋的现实是希特勒创伤性的经历。战斗的场景不可磨灭地烙在他的记忆里，当他在兰茨贝格监狱写《我的奋斗》时，往事还历历在目。1924年6月底他把刚写好的段落读给狱友鲁道夫·赫斯（Rudolf Heß）听。赫斯在写给后来的妻子的信中写道：“元首越读越慢、越读越结巴……停顿的时间越来越长，后来突然间垂下了那张纸，用手撑住头——抽泣起来。”
李斯特团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但是除了夺得阵地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当试图在西线取得决战胜利的第二轮攻击失败之后，1914年11月初，前线陷入阵地战的僵持状态。从比利时海岸的纽波特到瑞士边境线，筋疲力尽的军队在800公里长的战线上挖起了战壕。“纵横交错的掩体、有枪眼的战壕、交通壕、铁丝网、陷阱、触发地雷，阵地几乎是固若金汤。”希特勒在1915年1月的一封信中如此描写挖得很深的战壕。他自己无须再待在前沿阵地了，11月3日他被升为二等兵，几天后被调到团部当传令兵。他是几名传令兵之一，直到战争结束。传令兵的任务是：当通往各营部和连队的电话线在战斗中被炸断时，将团部指挥官的命令送到前线——这是非常危险的任务。希特勒在1914年12月初写道，自从他当了传令兵之后，“每天都经历生死考验，每天都在目睹死亡”。
1914年11月中旬，团部新指挥官菲利普·恩格尔哈特中校（Philipp Engelhardt）曾经建议授予希特勒二等铁十字勋章。但不久一枚炮弹击中了恩格尔哈特和几个连长讨论授勋事宜的帐篷，指挥官受了重伤，团部的几个人死了。而希特勒刚离开帐篷5分钟——在他以后的生活中经常有诸如此类的“幸事”发生。12月2日，他从团副官格奥尔格·艾歇尔斯德费尔（Georg Eichelsdörfer）手中拿到了二等铁十字勋章。“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他在写给慕尼黑房东的信中骄傲地说，但是接下去他写道，“我的战友们也有资格获得它，他们差不多都死了。”他请求约瑟夫·波普把登载授勋消息的报纸收藏起来。“如果上帝让我继续活下去，以后我想留作纪念。”
1914年11月底，团部设在了完全被摧毁的小城麦西尼斯，它离前线不远，总是笼罩在猛烈的炮火中。“两个月以来，日复一日，大地在炮弹的呼啸和轰鸣声以及榴霰弹的爆炸声中震颤。”希特勒在1915年1月底叙述道，“地狱音乐会从早晨9点开始，中午1点暂停，然后下午3点到5点达到了高潮，下午5点钟结束。半夜里，大炮经常雷鸣般地在整个阵地中轰响起来，声势骇人。起初它在远处，后来越来越近，慢慢看见了炮火，半个小时之后一切又复归于平静，只有许多照明弹还亮着，我们在西面很远的地方看见大探照灯的灯光，船上的重型大炮不断发出轰隆声。但我们死活没法离开这里了。”
希特勒在寄往慕尼黑的信中抱怨，“旷日持久的战争磨得他迟钝了”，首先他缺乏“有规律的睡眠”，现在他变得非常“神经质”，持久的炮火随着时间能让“最坚强的神经崩溃”。1914年的平安夜在弗兰德斯战场上却发生了一件闻所未闻的事情：所有的枪炮都沉寂下来。起初是零散的、后来越来越多的德军和英军士兵跳出战壕，他们在散兵线之间的无人区碰头，互相赠送礼物，并且达成了次日停火的协议。看上去像奇迹，可它却真的发生了：数日前还在生死搏杀的男人们，此刻却站在了一起，大笑着，聊天、吸烟、举杯祝福。“我们就像孩子一样快乐。”一位萨克森州的军官在日记中写道。
第十六后备步兵团也参与了双方的友好交往。“它让人感动：原本满怀愤怒互相仇视的敌对者坐在圣诞树下唱着圣诞歌曲。”团里的一名战士在1914年12月28日寄给双亲的家信中写道，“这个时刻我永生难忘。”希特勒本人没有透露过他对“前线的圣诞奇迹”的看法。但是团部另外一个通信兵后来说，希特勒对此非常不以为然：“在战争期间这种事情不值一谈。”
希特勒在“二战”期间的独白中一再回顾“一战”时的经验。1941年7月，即德国对苏联发动歼灭战后的几个星期，他说如果他年轻20岁或者25岁，他“将站到前方去。我天生是个热血的战士。”他果真如此吗？他是否是个英勇的前线战士，“与数百万德国人共患难”，“一连几个星期蹲在炮弹坑里，始终被死亡的恐惧折磨着。”就像1933年9月他在慕尼黑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大会上宣称的？早在20年代就有人怀疑这种说法，到了30年代怀疑有增无减。1932年春，两个李斯特团的退伍老兵先后在社会民主党派的报纸《不伦瑞克人民之友报》《一周回声》和《汉堡回声周末版》上发表文章，在文中他们指责希特勒根本没有在前线作战，而是在危险区外的团部里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团部通信兵的生活条件确实比战壕中的士兵略好一些，他们可以有干燥的住处和更好的伙食。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必冒着机关枪和狙击手的子弹。这几乎是“全体战壕士兵的共识，团部里的人已经算是‘后方的猪猡’。”1932年3月团里的一位战友在写给希特勒的信中说：“千真万确，在团部就是比在连队里舒服。”可这并不意味着，通信兵的工作没有风险。落到战地后方的重炮炮弹严重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1933年之后，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档案中收集了前战友证明希特勒“由于一贯主动的工作态度而受到嘉奖”和“无畏任何险途”的资料。有时人们感到惊奇，他总能完成通信任务后“毫发无伤”地回来。如果用质疑的眼光看，以上说法显然是为了突出希特勒战时的经历。希特勒前上级的证词显得更为可信。弗雷德里希·佩茨中校（Friedrich Petz）是恩格尔哈特继任，他担任团指挥官直到1916年3月，1922年2月他说过：“希特勒是一个极其勇敢、服从和认真负责的士兵，对上级忠诚，值得无条件地信任……尤其突出的是他在危险环境中和面对战争中各种危险时的个人魄力和无畏的勇气。他从未失去过铁一般的泰然冷静。他在最危险的情况下请命去前线送信，并且出色地完成任务。”也许这些正面的评价与野心勃勃的慕尼黑右翼大人物对希特勒的好感有关。可是1916年1月到1917年4月在李斯特团担任副官的弗里茨·维德曼（Fritz Wiedemann）在1945年后也说过类似的话——即使语气不那么热情洋溢：希特勒是“不相识的士兵们心中的楷模”，“他总是冷静而从容不迫地完成任务”。维德曼完全有理由说这个前二等兵的坏话，因此他的评价显得更具价值。因为希特勒在1933年成为帝国总理之后虽然让维德曼担任贴身副官，可是又在1939年1月初解除了他的职务，把他打发到旧金山和天津当总领事。维德曼与希特勒的关系疏远了，战后他成为同盟国审理纳粹战犯时的证人。
综合考虑所有的资料，我们可以确认，希特勒既没有因为特别的英勇而受到嘉奖，也没有想在战争中苟全性命而谋求过“文职”。托马斯·韦伯想把希特勒鉴定为逃避危险任务的“懦夫”，这是一种误导。作家亚历山大·莫里茨·弗莱（Alexander Moritz Frey）在李斯特团当过卫生兵，后来公然反对希特勒并在1933年后流亡国外，即使他也在1946年的一份记录中说过：“说他是个懦夫是不符合实际的。可他也并不勇敢，他缺少冷静的态度。”
人们自然会不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二等兵希特勒果真是如此忠于职守的士兵，为何他始终没有得到提拔？ 1948年纽伦堡韦尔海姆街审判时，弗里茨·维德曼为了调节现场的气氛而对记录员说，他从未在希特勒身上发现“领导者应有的素质”。他在1964年的回忆录中强调，希特勒“没有成为上级领导的才能”。他的态度“漫不经心”，“对别人提问的回答没有军队中应有的简洁”，“脑袋总是歪向左肩”。马克斯·阿曼（Max Amann）和维德曼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也在第十六后备步兵团，他当时是中士，后来成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总务主任和埃尔出版社的经理，他在1945年后说过，希特勒本人根本不希望得到提升。当阿曼有一天告诉希特勒提升他做下士的想法时，希特勒“非常吃惊”地回答：“我请求不要这样做。我没有军衔比有军衔时更有权威。”这是不是真正的原因，还是希特勒不想因为晋升而被调到别的团里担任更危险的职务？还有待于人们进一步搞清楚。
1918年之后希特勒直言不讳地承认，面对战争中经历的可怕现实、面对战场上大规模的机械化的死亡，他和许多志愿兵一样，很快失去了1914年8月的理想主义。“恐惧代替了战斗的浪漫，激情逐渐冷却，热情的欢呼在死亡的恐惧中窒息。”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他也没有隐瞒，他不断感受到死亡的恐惧，“自保的本能”反抗着责任感。“他毫不羞愧地坦承，他的神经比其他人更敏感。”1924年6月鲁道夫·赫斯复述希特勒的观点时说，“此外，其他人也大多如此，只是程度的不同。如果谁否认这一点，他要么没经历过战火，要么是个撒谎者。”最终——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保证的——“长时间的内心斗争之后”，责任感终于取得了胜利，“意志最后彻底成为主宰”。
自我磨砺和对他人痛苦的漠然是“一战”留在希特勒个性上的印记。1941年10月在前线的元首总部的晚间茶会上，他曾经告诉大家：“我们经常受到感觉神经的折磨，而领导者却没有真正了解它的影响。”“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坚强！……只有用死亡才能战胜死亡。”他在1942年2月更加简洁地总结了他的经验：“战前的战火要么将一个人摧垮，他向懦弱屈服；要么——他克服内心的懦弱，变得坚强。”在战争的影响下，希特勒显然真正相信了维也纳时期他在泛日耳曼党的宣传册和报纸上读到的理论：人类社会就像自然界一样，强者为王，弱者只能被淘汰。他一生坚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源自于“一战”的经历。他在元首总部不止一次提到：“我作为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走上战场，在目睹了成千上万的人受伤和死去之后，我意识到了，生命就是一场无休止的残酷斗争，最终它演变成一种平衡形式：当另一些人活下来时，有些人就要死去。”
希特勒很受团部战友们的敬重，但也仅此而已——就像在维也纳的单身汉之家时一样——他和别人之间有不可逾越的距离。他们感觉到希特勒和他们不一样，“有一点特别”，就像马克斯·阿曼回顾往事时说的。他不抽烟不喝酒，从1915年春季开始他从来没收到慕尼黑熟人寄来的邮包，他避免与法国女人有什么纠葛，也从不和其他士兵一起逛妓院。希特勒的团部战友通信兵巴尔塔扎·布兰德迈耶（Balthasar Brandmayer）曾经描述过，有一天发了军饷之后，有人建议希特勒找个法国妞玩玩，而希特勒对此做出的反应——“与法国女人发生肉体关系，我会羞愧得要死。”希特勒激动地打断他的话，众人哄堂大笑，“瞧瞧这位修道士！”另一个人喊道。希特勒的面容变得严肃了，“你们没有德国人的尊严吗？”希特勒又说道。按照维尔纳·马泽尔（Werner Maser）的说法：1916年到1917年希特勒与一个法国女人夏洛特·罗布卓（Charlotte Lobjoie）发生了恋爱关系，1918年3月她生下了一个私生子，可是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它。还有一个猜测，它频频出现，后来又被洛塔尔·马赫坦当作事实，可它同样是没有根据的：希特勒和团部另外一名通信兵恩斯特·施密特（Ernst Schmidt）保持着同性恋的关系。当然了，通信兵们在执行充满危险性的任务时彼此信赖，他们了解彼此的长处和弱点，建立起一种生存同盟的关系。据我们所知，希特勒对施密特的感情也没有超出朋友的范畴。希特勒在担任帝国总理之后还和这位战友保持着联系，1940年战胜法国之后希特勒和他以及马克斯·阿曼同去“一战”战场怀旧，这也是反驳同性恋关系的一个证明。
在团部的男人世界里，希特勒生活得比作为一个平民更加得心应手。在这里他无须再赚取每天的生活费，纪律和秩序统治这里的一切。显然他觉得融入命令和服从的体系并不难。“一战”经历在他的思想中打下了军事化的价值等级制的烙印，并且对日后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组织体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上级面前，希特勒表现得乐于从命，简直算得上卑躬屈膝了。他从不参与粗俗的玩笑和猥亵的谈话。在周围的圈子里表现得像个局外人。在这个时期保存下来的照片中，他总是坐在或者站在最旁边的位置，看上去很瘦，脸上的表情僵硬而执拗。当他把手臂搭在战友肩膀上时显得有些刻意——让看照片的人感觉到一种明显的生疏感。
照片上有一只白色的猎狐狗，1915年1月它从英军阵地向希特勒跑来。希特勒离不开这只狗，他教会了它玩各种把戏。1942年1月，当东线形势戏剧性地突然恶化时，他还花了半个夜晚的时间大谈他的福克瑟尔（Foxl）：“我是如此地喜爱它……我与它分享一切，晚上它睡在我的身边……不管出多高的价钱，我都舍不得把它送人。”1917年9月，李斯特团驻扎在阿尔萨斯地区时，福克瑟尔突然失踪了——这对于希特勒是个重大的损失。“把它偷走的猪猡根本不知道，他对我做的事情有多么恶劣。”希特勒对狗的喜爱，与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对待哪怕身边亲近的人的感情冷漠形成了鲜明对照。
不同于在维也纳的单身汉之家，在前线希特勒发表政治观点时比较谨慎。“我是个士兵，不想掺和政治。”他在《我的奋斗》中强调。马克斯·阿曼1947年在纽伦堡对“希特勒在‘一战’时有没有发表过演说”的提问也只是简洁地回答“没有”。只有当士兵圈子里有人怀疑“中欧列强”是否能取得胜利时，希特勒才会暴跳如雷地说：“对于我们来说，这场世界大战绝对不可以输掉！”1915年2月初，他在给陪审推事赫普的信中以少见的坦率谈到了他当时的政治信仰。他谈到他有信心，当一些士兵有幸能重返家乡时，他们将发现“家乡更加纯洁，外国的东西被清洗掉了”。希特勒接下去的一句话让我们理解了上面这句话的含义，他表达了一种希望：“牺牲和痛苦日复一日将成千上万人从我们身边夺走……不仅德国的敌人将被粉碎，我们心中的国际主义也将被打碎。这比开疆扩土更有价值。”
图7：希特勒和巴伐利亚后备第十六步兵团的战友们以及一只猎狐狗福克瑟尔的合影，1915年
换句话说：希特勒眼中的战争目标与重工业资本家、保守党和民族宣传协会中的吞并主义者们想的不同，那些人着眼于占领疆土，而希特勒认为，战争的目标是对外抵御“敌对的国际社会”和在内部建立起民族共同体，并且粉碎被他怀疑成“国际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的力量。虽然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8月支持了帝国政府的战争政策，支持发行战争公债，可明显没有改变希特勒对他们的负面看法。希特勒依然抱着维也纳时期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恐惧心理。
1915年3月和1916年9月，第十六后备步兵团在弗罗梅勒打阵地战，负责守卫2.3公里长的战线。在战斗的间隙时间，希特勒又有时间画画和读书了。“整个战争期间”，后来他吹嘘说，“我背着装有五册叔本华著作的背包来来去去。我从他那里学了很多东西。”我们不清楚，这位二等兵对叔本华的钻研有多深。但他肯定很熟悉《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熟悉其中“所有的天才——尤其艺术领域的天才都会被误解”的思想。“人们不仅可以通过禁欲，也可以通过克服对于死亡的恐惧锻炼个人意志。”在这方面他可能也在叔本华的书本里加深了感受。
1916年9月底，李斯特团被派驻到更南面的地区，正好加入到7月1日索姆河畔的激烈战斗中，索姆河战役是“一战”中最血腥的战役之一，第一天就有约6万名英军士兵牺牲，战役结束时共有419 000名英国士兵和204 000名法国士兵阵亡或者受伤。德军死伤士兵约有465 000人。“它不再是一场战争，而是用技术手段面对面的屠戮……我们感受到的无比可怖的紧张和死亡，非文字所能描述。”1916年秋季一个中士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希特勒又一次如有神佑。10月5日，一枚炸弹落在团部通信兵们藏身的掩体入口处。弹片打中了希特勒的左肩膀，副官维德曼复述了当他弯腰查看希特勒伤势时受伤者对他说的话：“我不要紧的，中尉先生，我能行，让我和你们待在一起，待在团部。”“很奇怪”，希特勒1942年1月回忆说，“那一刻我感觉不到伤口疼；当我们被击中时，我们还认为什么事都没发生。在路上伤口才开始疼起来。”希特勒的伤势没有原先担心的那么严重。他先在埃尔米的战地医院得到治疗，后来又被送到普鲁士贝利茨的红十字协会野战医院，从1916年10月9日到12月1日在那里得到健康护理。“多大的变化，”他描述自己不习惯的新环境，“从夏季战场的泥泞到美妙建筑中的雪白床铺。起初我简直不知道怎么躺才合适，后来才慢慢适应新的环境。”
在贝利茨野战医院希特勒遇到很多已对战争彻底厌倦并且诉于言表的伤兵。他在《我的奋斗》中还愤怒地写到那些“可悲的家伙”，夸夸其谈，“卖弄他们可怜的口舌将高尚士兵的信念”贬得滑稽可笑，尤其有个士兵的事情激怒了他，那个士兵公开承认，他不惜自残以逃避打仗。看来一如既往地坚信战争意义的希特勒只能把这种逃兵行为视作军队道德堕落的可疑征兆。他自己是否对战争的胜利有过怀疑，我们无法得知，因为我们没有战争后半期的第一手资料，没有前线来信，也没有其他任何表明观点的证据。
1916年11月4日，康复期的希特勒得到去柏林的许可令。希特勒生平第一次来到帝国首都——17年之后他作为帝国总理进驻的首都，他在这里的所见所闻无法提高他的情绪。“举目可见令人难以忍受的贫困。百万人的大城市陷于饥饿之中。老百姓非常不满。”事实上在1915年与1916年之交柏林与其他大城市的食品供应情况就急剧地恶化了。食品商店每天排起长龙。不管刮风下雨妇女儿童都在耐心等待着，为了买到一磅黄油、几个鸡蛋或者一块肉。对于无法忍受的现状的不满爆发出来，时间越长不满越多，表现为因饥饿引起的骚乱和自发的罢工——抗议行动有了日益明显的社会批判色彩，目标指向了社会统治秩序、特权者和富人。1916年4月一位柏林的警官说：“社会情绪非常低迷。每个人都盼着战争结束……人们对政府的举措不满，尤其打击涨价和高利贷的行动不力。士兵满怀怨恨走上战场。到处都在传说：这场战争不是为了祖国打的，而是为了资本主义。”
1914年8月的战争狂热已经烟消云散，大城市居民充满了厌战和渴望和平的情绪。1916年12月2日，当希特勒离开野战医院前往慕尼黑第十六后备步兵团替补营报到时，他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城市几乎认不出来了，“怒气、厌烦、咒骂，应有尽有。”一方面，不满情绪指向巴伐利亚军方和老百姓都讨厌的普鲁士人。一个警察记录了1917年8月巴伐利亚士兵们在火车上说的话：士兵们首先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他们还提到，德国也对战争的拖延负有一定责任……只要巴伐利亚和普鲁士待在一起就可能有战争，因为大嘴巴普鲁士人喜欢掺和每场战争。
另一方面，社会矛盾越尖锐，不满情绪中就含有越来越多的对犹太人的怨恨成分。犹太人不仅被骂成不知廉耻地发国难财的人，还说他们想尽办法逃避兵役。1915年底，普鲁士国防部收到潮水般涌来的所谓对犹太人逃避兵役的指控。由泛日耳曼同盟操控的运动宣称，信仰犹太教的人利用大笔的金钱和社会关系获得战争中待在办公室和后方指挥部的舒服位置。实业家和政论家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1914年8月担任普鲁士战备原料部部长，由于面对众多敌意而在1915年3月辞职，1916年8月他描写自己对日益高涨的反犹浪潮的印象：“越多的犹太人在前线牺牲，敌对者们就越锲而不舍地试图证明所有犹太人都坐在后方搞战争高利贷。于是仇恨又翻了两三倍。”
拉特瑙的担忧极有道理。仅几个星期之后，1916年10月11日，普鲁士国防部部长阿道夫·维尔德·冯·霍恩博恩（Adolf Wild von Hohenborn）下令对全国犹太人的服兵役情况进行调查。这次所谓的“犹太人口调查”是一桩恶行，因为这项政策是根据对犹太人毫无理由的怀疑而制定的——就在许多德裔犹太人为德国献出生命之后的时刻。“在长达两年全心全意为我们的家乡献身之后，我就像挨了一记狠狠的耳光。”听到人口调查的消息，巴伐利亚野外炮兵团的上尉和炮手格奥尔格·迈耶（Georg Meyer）写道。
很难设想，在维也纳时期已经接受反犹的陈词滥调的希特勒在排犹煽动日益极端化的战争后半期能够完全不受影响。如果我们相信他本人的说法，他正是在1916年12月的慕尼黑替补营地开始意识到所谓的犹太人“逃避兵役”现象：“整个营地都被犹太人占据了。每个文书都是犹太人，每个犹太人都是文书。”还有犹太人在战争经济中的影响，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再次重复了典型的反犹陈词滥调“发战争财的人”：“犹太民族在此处确实变得‘不可缺少’。蜘蛛把血从民族的血管里吸出来。”
这个二等兵在1916年与1917年之际是否真的这么想的？我们缺乏可靠的证明材料。如果他真的从“家乡前线”的经历中开始接受到处蔓延的反犹思想，那么他在前线战友面前隐藏得很好，他从未透露过反犹的想法。团部副官维德曼在20年代慕尼黑再次遇到希特勒时，后者已经是著名的反犹政治家，这让维德曼大吃一惊。他从未找到希特勒“疯狂仇恨犹太人”的原因。希特勒与第十六后备步兵团官兵的交往没有一点促使他反犹的理由。
引人注意的是，希特勒在慕尼黑逗留期间没有让前房东波普夫妇和其他战前熟人来看望他。看来对和平日子的任何回忆都让他感到不适。他在军营中无聊度日，思念着前方。“我躺在医科大夫的诊所里。我要尽快回前线报到！”1916年12月9日他告诉团部自行车信使卡尔·兰茨哈默尔（Karl Lanzhammer）。两天之后他写信给通信员小队的战友巴尔特哈扎尔·布兰德迈耶：“现在我肿着腮帮子坐在屋子里，经常思念你们……几天前有去团里的交通车辆，可惜我没有同去。”团部已经成了希特勒“第二个家”。在给维德曼的信中，他说他已经恢复战斗能力了，迫切希望回到老团部和老战友们在一起。副官批准了他的请求。1917年3月5日希特勒重返战场。
团部驻扎在拉巴塞附近的新营地。1917年4月底，李斯特团在团长安东·冯·图博伊夫（Anton von Tubeuf）的率领下进驻法国北部阿拉斯地区；1917年7月中旬又回到他初次参战的弗兰德斯地区，投入到伊普尔附近的第三次战役中。7月31日，英军在大规模进攻中第一次使用了新式武器“坦克”。这是我们的“不幸”，希特勒在1941年8月认为，“那时的领导人还没有及时认识到技术武器的重要性”。“如果1918年夏季有400辆坦克，我们就能赢得战争。”确实德国军方领导人下决心研制德国坦克的时间太晚了，双方差距已无法弥补。但是它并没有决定战争胜负的影响力。
1917年8月，损失惨重的李斯特团从弗兰德斯战役中撤出，被派去驻守较为安静的阿尔萨斯前线。9月17日希特勒获得三等军功十字勋章。9月底他第一次得到18天的休假。在柏林他住在战友理查德·阿伦德（Richard Arendt）位于普伦次劳贝格区的父母家中。不同于1916年11月的短暂停留，这次他尽情享受了包括各种文化娱乐在内的大都市生活。“这座城市非常伟大。”他在10月6日给恩斯特·施密特的信中写道，“一座真正世界大都会。现在的交通系统也很了不起，我整天乘车到处跑。我终于有机会更好地欣赏博物馆了。总之一句话:我没有缺憾了。”仅给上级马克斯·阿曼中士他就寄了三张明信片，在其中一张明信片上他遗憾地写道，可惜在柏林的日子过得太快了。10月17日，他又回到团里，李斯特团在此期间又投入到战斗中。
第二次在柏林停留时，希特勒住在工人、手工业者和小职员聚集的普伦次劳贝格区，他不可能不注意到此间爆炸性的社会局势。1917年4月柏林军火工人爆发了第一次大罢工。俄国二月革命在柏林和其他大城市引起了明显的反响。“只要我们也像俄国一样干，情况马上会变得不同。”警察局的密探听到两个工人家庭的妇女站在食品店前议论着，这种看法符合普遍的社会情绪。成立于1917年4月以区别于老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进行了反战示威集会。虽然军方机构和民政管理机构对反战者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可是无法再维持社会安定。“人民对战争的好结局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他们只想不惜一切代价结束战争。”柏林警察局在1917年7月中旬报告说。1917年12月对于“与新当权的布尔什维克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进行的特别和平谈判可能因德方的强硬立场而失败”的不无道理的担忧又成了新添加的可燃材料。
1918年1月底，人民的不满以大规模罢工的形式爆发出来：在柏林、汉堡、慕尼黑、纽伦堡和其他许多城市，工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尽快结束民族间的屠杀。“我难以向你言表，当我看见工人和妇女组成的游行队伍如此安静而坚定地走过大街时，我的脑海中回旋着欢呼声。”一位汉堡的办公室职员在写给前线的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从被截获的战地邮件来看，前线战士对于罢工运动有着不同的反应，有人毫不掩饰地赞成，也有士兵表示不解和反对。他们的表达方式包括：“我的战友们都为罢工感到高兴。”和愤怒的提问：“这些发疯的人认为能通过罢工提早结束战争吗？”二等兵希特勒显然属于后一类人。在《我的奋斗》中他把大规模罢工称作“整场战争中最大的骗局”，它唯一的作用是增强了敌方民众的胜利信念。希特勒将责任归咎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MSPD）的领导人，虽然他们并没有像USPD一样组织罢工，在柏林和其他地区加入到罢工领导层也是为了尽早结束罢工。“现在，当罢工开始后”，柏林警察局局长海因里希·冯·奥朋（Heinrich von Oppen）在1918年1月29日评论说，“社会民主党右翼为了不被排挤到幕后，只好也加入到运动中，虽然心不甘情不愿。”
在与俄国签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合约而不得不休战之后，1918年3月，德国最高军事指挥部发动了最后一轮攻势，试图通过西线的猛烈进攻取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最初取得的胜利足以支撑最大胆的希望。3月21日，北至康布莱，南至圣昆廷，在漫长的战线上，德国军队向前推进了60公里，可几天后进攻陷入停顿。接下去在1918年4月、5月和6月发动的进攻同样没有进展。5月底德国先头部队到达马恩河，距离巴黎只有几天的行军路程。可是，西线军队的战略位置由于新近取得的战果反而恶化了，因为拉长的战线激起了对方的反击。毫无疑问，最高军事指挥部将进攻的弧线拉得太大，使得德军的进攻力量消耗殆尽。7月18日，法军发动反攻，把德国战线撕开一个大口子。此后协约国掌握了主动权，并且由于美军的新近加入而军力不断增强。
李斯特团参加了所有的进攻战——索姆河战役、恩河战役和马恩河战役。它又一次损失惨重，仅在4月的战斗中就有一半士兵阵亡或受伤。希特勒依然没有受伤。1918年8月4日，当部队从马恩河防御战中撤出、退到卡多的休息战地时，希特勒获得一等铁十字勋章——对于一个二等兵来说这可是难得的殊荣。是否如人们所猜测的，建议颁给希特勒军功章的人是维德曼的继任者团部副官胡戈·古特曼（Hugo Gutmann），还没有得到确认。假如真的如此，希特勒对他也没有丝毫感恩之情，相反1941年1月他轻蔑地谈起这位久经考验的军官：“我们团里有个犹太人古特曼，一个大懦夫，他获得了一等铁十字勋章，真是一种侮辱和羞耻。”
希特勒获得一等铁十字勋章之后，1918年8月8日，英军坦克撕破了亚眠地区的德国阵线。德军“黑色的一天”意味着战争的最后转折。疲惫和厌战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出现，前线关于违反军纪和拒不执行命令的报告越来越多，国内卫戍部队也酝酿着同样的情况，越来越多的士兵试图从去前线的路上逃走。“在信中已经找不到对祖国的热爱……”战地邮件检查部门1918年9月初说，个人对战争的兴趣已基本丧失殆尽，他们坚持着一个立场，“反正我尽可能不上前线。”还要再过4个星期，自1916年开始指挥军队的以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和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为首的最高统帅部才决定签署停战协议。1918年9月29日，两位统帅在比利时斯帕的总指挥部在一群德意志帝国的高级官员面前宣布德国打输了这场战争，现在谋求停火。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德国需要建立一个在马克斯·冯·巴登亲王（Max von Baden）领导下的以议会为基础的政府，国会中最强大的党派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也要参加政府的组建。
当决定性的转折发生的前夕，希特勒不在前线。8月21日他去纽伦堡参加电话员培训，接着9月10日到27日他第二次在柏林休假。关于这段时期——除了1941年10月他在元首总部提过之外——没有一点资料。明显他大部分时间在博物馆里欣赏艺术展览。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革命危机逼近的迹象，是否有意识地排斥它——我们不得而知。返回前线之后他的团回到1914年秋季驻扎过的科米讷地区。现在他们不再发起进攻，而是防御英国人最猛烈的攻击。1918年10月13日到14日的夜间，希特勒和几个战友成为毒气战的牺牲品，具体地说是一种叫Lost的战争武器，也被称为“黄十字”毒气，或者因为其特殊的气味被称为芥子毒气。“快天亮的时候，我感觉到疼痛一阵比一阵厉害，7点时我磕磕绊绊摇摇晃晃地回到团部，双眼剧痛，完成了战争中最后一个通信任务。”希特勒描述那个时刻，“几个小时以后我的眼睛像变成了灼热的煤炭，周围一团漆黑。”他就近被送到奥德纳尔德的巴伐利亚野战医院进行急救，后来又被送到斯德丁附近的帕瑟瓦尔克预备役医院。他在10月21日到达，然后他在此地得知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开始了。
希特勒的失明到底有多严重，他在帕瑟瓦尔克怎么被治疗的，这些问题到现在还有争议。医院的资料已经被毁了。大致可以确认，由于受到毒气侵害他患了严重的结膜炎和眼睑炎症，暂时无法视物。他自己在1918年11月的一封信中说，帕瑟瓦尔克医院使他的失明“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减轻了，眼睛又慢慢恢复了光明。”有一种反复被提起的说法：实际上希特勒因芥子毒气引起的伤势并不严重，他的失明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神经质的反应，这种说法相对来说没有多少说服力。最离谱的是新近出现的一个观点，参加治疗的一位医生，精神病科医生埃德蒙德·福斯特尔（Edmund Forster）虽然通过催眠术治好了希特勒的“神经质失明症”，却忘记把他从迷幻状态唤醒，由此希特勒一直“停留在催眠状态了”。这样看来，这位有传教意识和天命信仰的独裁者其实是一场有始无终的催眠术的受害者啊！
我们可以确定，1918年11月初的军事崩溃和革命颠覆的消息让希特勒深深地震撼了。当兵之后希特勒对他所属的团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突然之间与他生命融为一体的一切消失了。像其他许多直到最后还对战局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的人们一样，希特勒开始寻找“替罪羊”。到什么地方去找呢？最容易找的当然是泛日耳曼联盟和右翼团体的战时宣传了。1918年秋季，面对德国的败局他们又加强了宣传。除了“犹太人逃避兵役”和“发战争财”之外又加上了同样恶毒的“插刀论”——他们指责说，德国军队被社会民主党和犹太人的颠覆活动削弱了力量，因而被夺走了胜利果实。实际上是将帝国推向毁灭的军方人士及其支持者们想推卸责任，并把罪责转嫁到别人身上。于是泛日耳曼联盟第二主席康斯坦丁·弗莱赫尔·冯·格布扎特尔（Konstantin Freiherr von Gebsattel）1918年10月底发出号召：“吹响反对犹太教和犹太人的号角，以此作为一切不公的避雷针。”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将他对战败和革命的震惊描写成政治思想转变的关键。他写道，1918年11月初帕瑟瓦尔克就出现了号召革命的水兵。不久之后，这件“令人愤慨的事情”变成他生命中“最恐怖的现实”。11月10日，医院里的教士告诉这位病人，霍亨索伦王室被推翻，共和国宣布成立。当这位老先生说到，战争已经失败，德国必须听凭“胜利者的恩典”时，希特勒再也无法忍受了：“我的眼前又变黑了，我摸索着、踉踉跄跄走回卧室，倒在床上，把火辣辣疼痛的头埋在床单和枕头下……过往一切皆变作徒劳——为何坟墓吞噬了成千上万为祖国走上战场却一去不复返的将士们？这一切的发生，只因为一帮可鄙的罪人将魔爪伸向祖国……那些夜晚，我心中对罪魁祸首的仇恨在不断增长。”希特勒用被反复引用的一句话结束了这一段话：“我决心，成为一个政治家。”
他肯定不是突然之间做出了决定。大约在1919年，希特勒心中放弃成为画家和建筑家、转而投身政治的想法逐渐成熟了。恩斯特·多伊尔莱恩（Ernst Deuerlein）的判断很有道理：“不是希特勒走向政治——而是政治走向希特勒。”而在思想发展方面，帕瑟瓦尔克阶段正好处于第一个关键阶段（也就是战争经历）和第二个关键阶段（即慕尼黑的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连接点。两个阶段都指向“对十一月罪人的仇恨”：对左派的恐惧和对犹太人的仇恨。此后新的经历又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影响，最终发展出希特勒“世界观”的核心——反对“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