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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世界里的路遥》十一 饥饿,以及另一种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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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川中学坐落在县城的南山坡上,校舍非常简陋,几排古老的平房与窑洞分别作为教室和宿舍。通往学校要经过一段石片铺就的下坡路,当地人称之为唐坡。

贾平凹在其散文《延川散记》中,曾经这样描写过延川中学以及唐坡:

再也没有比这更仄的城了:南边高,北边低,斜斜地坐落在延水河岸。县中学是全城制高点,一出门,就慢坡直下,窄窄横过来的唯一的一条街道似乎要挡住,但立即路下又是个慢坡。使人禁不住设想:如果有学生在校门跌上一跤,便会一连串跟头下去,直落到深深的河水中去了。

王卫国终于如愿以偿地走进延川中学上学了。

这是王卫国生活道路上一个意义重大的开端。

当王卫国背着那点破烂行李踏进学校大门的时候,他就像一个虔诚的穆斯林走进神圣的麦加,心中充满了庄严的感情。

但是,很快王卫国也知道了:他在这里将要面临的困难,比他原来所预想到的还要严重得多。当然,饥饿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威胁——可严重的困难还不仅仅在此。

王卫国被编在初66乙班。班主任是刚刚毕业于西北大学数学系的常有润老师,语文老师是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程国祥。

1963年,虽然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已经结束,但是,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中国的老百姓,依然还生活在极度困顿之中,只是城市人要比苦难深重的农村人相对优越许多。

在延川中学就读的大多是在县城里生活的孩子,王卫国所在的班级又是一个尖子班,班上的同学大都是干部与职工子弟。尽管当时普遍处于困难时期,但贫富的差别在农村子弟和县城子弟之间仍然是太悬殊了。县城生有国库粮保证每天都有粮食供应;他们的父母亲的工资也足以使他们穿戴得体体面面,让人看起来像个中学生的样子。而像王卫国这样的贫困农村生,经常处于饥肠辘辘不说,穿着那身寒酸的农民式的破烂衣服,跻身于他们之间,简直像一个叫花子!

王卫国交不起每月五六元钱的伙食费,有时,连5分钱的清水煮萝卜菜叶也吃不起。那时,学校的饭菜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他所吃的都是丙级菜:黑窝头、稀饭、腌酸菜。就这些,还是要好的同学凑给的,同学能给予王卫国的,也只是杯水车薪。

当时学生中流传着这样几句顺口溜:父母亲大人两点点,儿在门外把书念,每顿稀饭一碗碗,把儿肚子饿成个板片片。(刘凤梅《铭刻在黄土地上的哀思》)

下午吃过晚饭——只是一碗几乎见不到米粒的稀饭,到晚上睡觉这一段时间,是让王卫国感觉时间过得最漫长的了。他经常饿得心火缭乱,不知该怎样才能熬到上床睡觉。有时,王卫国就跑到城郊的土地上疯狂地寻觅着:酸枣、野菜、草根,一切嚼起来不苦的东西统统往肚子里吞咽。要是能碰巧找到几个野雀蛋,那对王卫国来说真像从地上挖出元宝一样高兴。这时,他就拿枯树枝烧一堆火,急躁地把这些宝贝蛋埋在火灰里,而往往又等不得熟就扒出来几口吞掉了。

节气已经到了秋天。虽然不很景气的大地上,看来总还有些收获的:瓜呀,果呀,庄稼呀,有的已经成熟,有的正接近于成熟。这些东西对一个饿汉的诱惑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我总是拼命地咽着口水,远远地绕开这些叫人嘴馋的东西。我只寻找那些野生的植物充饥——而这些东西如水和空气一样,不专属于任何人。除此之外,我决不会越“雷池”一步的!

饥饿经常使我一阵又一阵的眩晕。走路时东倒西歪的,不时得用手托扶一下什么东西才不至于栽倒。课间,同学们都到教室外面活动去了。我不敢站起来,只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下。我甚至觉得脑袋都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为了不使尊贵的它在这个世界面前耷拉下来,身上可怜的其他部位都在怎样拼命挣扎着来支撑啊!

饥饿使我到野外的力气都没有了。因为寻觅的东西已经补不上所要消耗的热量。除去上课,我整天就蜷曲在自己的破羊毛毡上,一口一口咽着口水。白天是吃不到什么的,可晚上只要一睡着,就梦见自己在大嚼大咽。我对吃的东西已经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欲望,甚至都干扰得连课都听不下去了。上数学时,我就不由得用新学的数学公式反复计算我那点口粮的最佳吃法;上语文时,一碰到有关食品的名词,思维就要固执地停留在这些字眼上;而一上化学课,便又开始幻想能不能用随手可拾的物质化合出什么吃的来……(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

家里每月救济的20斤玉米,大妈一粒不剩地安排给他交上灶粮,大伯拖着病体,一天不敢落下地参加人民公社的劳动,缺工是万万不行的,不然就要被罚口粮,累死累活、吞糠咽菜也得让儿子吃上饭。

大妈更苦,为了生存,为了儿子,她不得不将自尊搁在一边,提上篮子,拄着打狗棍,沿街乞讨。

大妈是个要脸面的女人,附近熟人多,难为情。而延川县城也肯定是不会去的,不然传到儿子耳朵里,会让儿子心里不好受的。

每天,大妈和一位姓梁的妇女结伴,鸡不叫就起身,疾行50里地,赶往邻近的延长县去讨饭。那里人生地不熟,谁打发点就收下,遭到人家的白眼或是被驱赶也没有关系,人家不欠自己什么。可恨的是,有些人家不仅不打发一口吃的,时常还会放出狗来追赶;讨饭路上,被一帮孩子辱骂围打,更是经常性的遭遇。还有一次,在张家河讨饭时,大妈被一条狗追着咬伤了腿,好久了,伤口才愈合。

但善良的人家毕竟还是多,只是大多数人家日子都不宽裕。赶上家中有口喝的,就给大妈碗中盛上;赶上刚好有糠麸菜团子,或是玉米面窝窝头,就给大妈掰上一块。最幸运的是偶尔得到一块蒸馍馍,这时候,大妈就像是拾到宝贝一般,小心地放在篮子里,待傍晚回到家中,把这些蒸馍、窝窝头、糠团子晾晒到院子的石碾子上。待“宝贝们”晒干了,大妈又小心地装进一个布口袋,等着给儿子送干粮的那天一并送去。

大妈天天盼着这个布口袋鼓起来。鼓胀了,大妈的心情也随着干粮口袋的变化高涨起来。只是,口袋的鼓胀速度太过缓慢了。

远离延川,到外地去讨饭,既不会给儿子丢人现眼,还能给儿子带回干粮,这多好呀!大妈看着口袋自言自语。

在学校饱受饥饿煎熬的王卫国,自然懂得一个个不同形状的干粮来得多不容易,他很清楚,家中的父母肯定比他更为艰辛。

父亲不久前托人捎来话,说他这半年是再无法给我送来一颗粮食了。这我早已预料到了。我知道,就是一月前送来的那十几斤高粱,也是他从自己的口里省下来的,我虽然饥饿,但好歹总还没断五谷,谁知道可怜的父亲现在拿什么糊口呢?唉,眼下这饿肚子,除过天不下雨,硬是近几年把许多事弄球了!先是大家都去炼钢铁,把好端端的树砍了,丢在火里;把吃饭锅砸了,烧成些铁疙瘩;大家整天闹哄哄的又去打麻雀除“四害”,根本没好好营务庄稼嘛!后来,农村里又办大食堂,全村人在一块吃大锅饭,说已经到了共产主义。没几个月就把粮食糟蹋完了。现在遇上这连续的灾年,可把多少人饿翻了呀!我毫不考虑(也不需要考虑),就把开学时带来的那点“百家姓”粮,再一次从每天的数量中压缩掉一半。这样一来,一天就几乎吃不到多少粮食了。两碗别人当汤喝的清水米汤就是一天的伙食。至于菜,那更是想也不敢想了,因为除了点必不可少的学杂费用,身上几乎再连一毛钱都没有了。(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

每到周末,王卫国总要请假回家。班主任问:“回家做什么?”

王卫国回答:“寻粮。”

班主任又问:“能寻得?”

王卫国声音低下去:“寻不得。”

王卫国知道,家里实在没有粮食可寻了,只不过在学校实在太饿了,回家好歹还可以充两顿饥。

年轻善良的班主任常有润老师,了解王卫国家中的极度窘迫,有时,就将自己省下的饭票给王卫国一些,让王卫国暂且凑合几天。

在王卫国到延川县城上小学和中学的那几年,有《延川县志》记载,延川县经历了各种自然灾害,“拔下了苦菜度年馑”的日子,年年发生:

1961年全年大旱,霜冻、洪、雹、风灾相继发生,粮食大减产;

1962年10个月未落饱雨,粮食减产702万公斤;

1963年春旱严重,15个公社全部受灾;

1964年继续旱灾;

1965年夏秋连旱,秋田基本无收获,黄河沿岸村庄草木枯黄;

1966年春旱,据统计,全县全家迁走者10户47人,出外讨饭者60户170人。

延川中学的校门外,是一条路面用碎石片插起来的小路,据说是清朝末年铺设的石板街道,现在已被几代人的脚片子磨得凹凸不平。街口上立着几座年月很旧的老店铺;这些破破烂烂的房子和那新建筑起来的商店、食堂、药材公司、邮电局、银行等等排成一列。

走在这条街上的王卫国,时常感觉这几座破旧的老房子,与那些新建筑站在一起,就像上早操时自己站在班上的队列里一样显得寒酸。

紧靠着旧社会时开的染坊,现在是铁铺的老房子,是前两年才盖起的县国营食堂。透过大玻璃窗,能看见里面的人吃得前俯后仰。在这困难年头,这地方取代了县文化馆而成为全城最热闹的场所。

去县城的新华书店要经过这里。王卫国尽量克制着不往那玻璃窗里面看。

新华书店新进了一批新书,听语文老师程国祥讲,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创业史》,很不错。王卫国听着书名,感觉像是历史书,程老师说,这是部长篇小说。当然,饥寒交迫的王卫国是买不起书的,但是,他想立在书店里翻一翻,看一看。

看书,是抵制饥肠辘辘最好的良方。延川中学的阅览室里,有不少的藏书,古典小说居多,《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王卫国在程老师的推荐下,阅读了这些书;还阅读了《保卫延安》、《红岩》、《三家巷》等。

不读则已,一读便让腹中空空的王卫国,感觉到了大脑粮食补充的快感。读了一本又要读下一本,不然,很快他就感觉大脑也如同肚子一样处于饥饿之中了。除了古典名著,他还想有更多的作品读。

这一种“饥饿”,令饥饿中的王卫国有种前所未有的充实和兴奋。

这个吃不饱肚子的学生,并不本分。班主任教数学,他对数学偏偏不喜欢,不下功夫。但班主任的思想方法很活,对他说:“你不咋学数学,我能理解;你对文学爱好就下功夫学,不要荒废时间。”然而王卫国对文学也不刻苦,耍起来就耍得如脱缰之马。自习时间就溜出去,要么去操场里练篮球,他的篮球非常出色,是校队队员;要么他去书店里看书,到阅览室看报。他看报很有瘾,大报,参考消息都读,而且能理解。这在初中学生的理解程度中是很罕见的,就是因为这个特长,使得他的视野要比同辈人开阔得多,对世界的期盼当然也就更多。那个时候,他就胸怀祖国,放眼全球了。(晓雷《男儿有泪》)

常有润老师的宽容,对王卫国这样一些有思想的学生来说,就像除去了套住他们的紧箍咒,促使王卫国可以有条件地广泛涉猎他喜欢的文学作品。

除了大量阅读苏联作家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毁灭》、《铁流》等等小说,王卫国还阅读了《把一切献给党》、《牛虻》等中外著作。语文老师程国祥存有许多文学杂志,王卫国借阅来,同样像海绵遇到水一样,很快就吸收了。

为了解决这另一种饥饿,王卫国经常将自己安置在延川县文化馆的阅览室里,把一份份报纸、一本本杂志,当作了充饥的粮食,一口一口地吃进脑子里。他如饥似渴地将一切可以阅读的东西吞噬、消化,尽管胃部的饥饿时常影响着大脑对阅读的吸收,可是,少年王卫国靠着坚韧的毅力,以阅读为武器,打败了另一种身体的饥饿。

在“文革”的日子里,县上的图书馆被砸烂查封了,老师保存下来的文学杂志也被他看一本丢一本地看过了,找不到能够阅读的书时,王卫国精神的饥饿感很快就要妥协于身体的饥饿感,怎么办?

王卫国的目光瞄向了已经封闭多时、无人问津的县图书馆。一天夜里,王卫国偷偷地翻进落满了灰尘的图书馆里,点着火柴,一本一本地寻找,那些被列为“禁书”、“黄书”的文学书籍,成为他大快朵颐、果腹充饥的精神“食物”。

少年时期在生活上和心理上所受的磨难,以及山区滞重的生活节奏和闭塞的环境限制,反而刺激了我爱幻想的天性和追求新生活的愿望,因此极想了解更广阔的外部世界。(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困难的岁月,对别人来说,也许只是经济生活上的困难时期;而作为贫困的农村学生王卫国来说,则是经济上和精神上双重的困难时期。

身在比自己家庭经济状况都高出很多的同学当中,本就敏感的王卫国,愈加得时刻敏感,笼罩在王卫国心头的是浓重的自卑。“他在眼前的环境中是自卑的”,“他常常感到别人在嘲笑他的寒酸”,“他现在感到最痛苦的是由于贫困而给自尊心所带来的伤害”。当王卫国成长为作家路遥,他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早期生活中轻松无忧式的、田园牧歌式的记述,有的只是生活的艰难带给他的心灵的创伤。所以,此刻,王卫国要用比克服饥饿还要多的精力,去克服周围人对自己不屑的,或是轻慢的目光。

对于有意志、有追求的人来说,自卑感会转化为争取优越感的补偿动作,不但能使自卑感不成为心理障碍,反而能升华为一种超越自身、反抗命运的动力。读书、上进、与命运抗争、改变人生道路成为初中生王卫国心中的自觉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