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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青春献给你》我把解闷儿还给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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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

这不是一本思想笔记,这确实是一本给人解闷儿的书。大家读就读了,不必引申和联想。如果它在说萝卜,那就是萝卜,不用去想火车或是狗熊。萝卜皮通常是被视为无用的,但萝卜皮拌好,同样能登大雅之堂。这就是一盘能登大雅之堂的凉拌萝卜皮。

不能完全相信这本书的内容写的都是真的。原因并不像作者自己所说,记忆像是一块被虫子啄了许多洞的木头,只好补了许多腻子;而是,每个人面对自己和自己历史的时候,都有一种本能的胆怯和躲闪。孔子是这样,鲁迅是这样,本书的作者也不例外。但修补漏洞的态度和感情是真实的。当我们面前站着一个真实修补的人,我们离真实就已经不远了。起码,修补是真实的。我们看到一个木工或瓦工,站在陈旧的立柜旁和挂满蜘蛛网的旧房子前。当然,面对所有的旧立柜和旧房子,站着世界上所有的木工和瓦工。但它好吃不贵,就好像我们吃了萝卜皮,能够体会到萝卜心和萝卜瓤的味道一样。

冯小刚是以一个非凡的导演著称于世的,这是他和孔子和鲁迅的区别。所以我们对于他在本书文字上的偶尔疏忽和大意,不必像对孔子和鲁迅那么苛求。让孔子和鲁迅站在摄影机前,会像冯导演站在杂乱的中国文字面前一样失去耐心。冯导演不但讨厌" 膻" 、" 臊" 、" 骚" 的复杂用途,而且对" 的" 、" 地" 、" 得" 会在不同的场合出现也感到撮火:真他妈事儿,这叫三权鼎立,归堆一个得了。比这更糟的是,冯导演认为与个别文字和事物有些疏远属于生活小节,无关痛痒,就好像在生活中不可能拥抱全人类一样,于是把这种认字的负担通过电话屡屡转嫁到我身上。现在他的书写完了,我与他同样松了一口气。暂时不用在世界上寻找什么了。

认识冯小刚是通过王朔。王朔是我尊敬的为数不多的非凡的作家。他的书中也有错别字。但上个世纪,他对中国话语习惯的颠覆,一点不亚于鲁迅。鲁迅还在" 深沉" 的中国之中,到了王朔,第一个跳了出来。古今中外,第一个跳出圈子的人,都是伟大的。鲁迅说,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他读来读去,读出两个字:吃人。王朔的小说,我读来读去,也读出两个字:别装。吃人不可怕,吃下去再装就可怕了。

一个人装没什么,个个装就可怕了。该装的装没什么,不该装的也装就可怕了。

看上去胆怯的老王,心竟是硬的。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到了新世纪,王朔也开始变得深沉了。20年前,他的话多稠啊,任何场合,他话语的密度都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现在,40多岁的王朔,笑话刚说到一半,就突然沉默了,开始撒手不管,任笑话自己走下去,或不尴不尬地停在半路。为什么呢?是和鲁迅握了一次手,或是他情绪的尾巴,突然游走到另一个世界呢?

作为一个非凡的导演,冯小刚对中国电影有开创性的贡献。我说他有贡献不是说他拍了几部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也不是说他电影的人民性、传奇性或对应和呼唤了人民的想象力,而是说:他的电影,开创了中国电影的另一种话语系统和叙述方式。这是他和他人的巨大区别。就像电视镜头前的崔永元。仅仅是" 实话实说" 和平民主持人吗?他颠覆了整个中国电视的说话方式和关注习惯。祖国,母亲,你多几个这样的人就好了。

近几年,冯小刚成立了一个" 冯小刚工作室".先是设在北影,后来搬到大西洋新城。在北影的时候,门头上插着一面五星红旗;到了大西洋新城,迎头是一个西方女人深沉的身姿。偶尔到那里去,发现不管在红旗下或是西方女人前,每次都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在我看来,它不像一个工作室,倒像一个乡村大集市。乡村集市上的人都推着车,挑着担,肩上搭着褡裢和布袋;进出工作室的人,都怀揣着一颗勇敢的心。勇敢是因为他们相信未来;另一层含义,当下的电影艺术,还是开春后河面上的薄水。

到目前为止,我与冯小刚有过3 次合作。一次是1993年的《一地鸡毛》,因为王朔。那时冯导演上身穿一红色套头衫,下身穿一军裤,脖子里日夜挂着" 北京电视艺术中心" 的工作照。易感动,易激动,易喝大,也易发火。走起路来昂首阔步。

一次是两千年开始的《温故一九四二》。春节过后,两人在一起喝了一箱啤酒。

这时的冯小刚,脖子里什么也不挂;看书看报,偶尔要戴花镜。俯仰之间,他突然对我说:震云,我有些老了。后来我们一起去了河南、陕西、山西、重庆和开罗。

这之后他犯过一次心脏病,从此不再喝酒。一次是2003年的《手机》。这时冯小刚的身体已经复原,复原后的冯小刚,浑身上下,打扮得十分利索。这时是冬天,我腰里挂着一串钥匙,他手指我腰间,郑重地说:摘下,像一大队会计。在我摘下钥匙的同时,他脖子里开始挂围巾,像一伪老派知识分子。漫长的时间里,合作有偶然也有必然。比这重要的是,短暂的合作中,过程是愉快的,冯小刚对我充满了中年的善意。当我们因为时间和技术问题发生冲突时,冯导演对我谈话的角度是这样的:对你我心里有底,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我觉得这个角度价值千金。比这更重要的是,朋友在一起不仅是合作,而是相互提高。不是溜冰,是爬山。就像毛主席上井冈山一样,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土豪和分田地。

通过几次合作,我们达成如下共识。

一,任何事后证明是无用的努力,事前都是必须的。

二,事情是一个过程,慢慢来,不要着急。

三,创作的过程不是把可能变成可能,而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四,当面前出现困难的时候,就是要上一个新的台阶的时候。中央说得好,困难和机遇并存。

五,当两种事情出现排异时,必须马上砍掉一个。

六,说艺无止境,一方面是说生有涯,学也无涯;另一方面是说具体到一个作品,修改也是无止境的。mpanel(1);

七,敢于抛弃原来认为很好的东西,才叫修改;敢于一遍遍整个推到重来,才叫调整。

八,也是最重要的,上帝的召唤,具有无穷的力量。

我与冯小刚的具体合作一般出现在剧本修改阶段。时间大约一个礼拜。一进入创作阶段,冯导演爱喝水。一个上午,四瓶开水,他把着喝三壶半。" 咕咚""咕咚"一杯下去,仰头打量四周。修改的方式非常简单,冯导演像把着水瓶一样,亲自把着电脑,响应着上帝的召唤,我在房间随着冯导演的自言自语来回散步。修改顺利的时候我不说话,出现困难的时候我还不说话,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等待,或想些别的。因为冯导演对生活和艺术的敏感性,对生活枝叶和汁液的向往和情感,就像他对水的渴望和迫不及待一样,你只要等,就能等到他一个人找到出口。作品大树的新枝,就是这样一叶叶从房间伸向了窗外,是开放的放射的而不是收缩的。他用实践告诉我,客串编剧是个异常轻松的工作,就是在房间里背着手散步。朋友神经末梢的敏感,也带动了你神经的开放和再次生长。当朋友和上帝会合的时候,你也可以抓住上帝一只手。我想说的是,冯导演对生活和艺术理解的深入,对结构、对话、语感、情绪、高潮和声音的把握,已经超越了许多专门从事写作的作家。他有两只翅膀而不是一只。仅鉴于此,刚才我说,冯小刚对中国电影有非凡的贡献,现在我说,他距成为一个对电影有贡献的大导演,仅剩一点七公里。于是他对汉语" 的""地""得" 的失去耐心,完全可以忽略。

我不想原谅的是他的时间观念和对一件事的注意力。正处于创作状态,怎么还开着手机呢?世上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吗?还会有许多突如其来的人和饭局。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剃头匠。或者,第二天他会突然有事,当天晚上告诉你。放下手机时,赴饭局时,告诉你第二天有事时,他会表露些许羞涩和歉意,但并不影响他接手机、赴饭局和第二天工作的停顿。犹如两人正在追狗,旁边飞来一只鸡,冯小刚会说:朋友,停一下,让我先追那只鸡。这时存在两种情况,一,你去追鸡,狗说,我也歇会儿,还在原地等你;二,等你追鸡回来,狗已经跑出三点六公里。这种情况下,我告诉自己的是:忍耐,我一个人先跟狗玩会儿。

修改剧本的地点,一般会在北京郊区一个叫“马场” 的地方。这里距机场较近,孤零零盖了几栋房,养着几十匹马,四处不见人烟。一到这里,我就想起了林冲发配。冬天下雪,城里的雪早化了,这里还是白茫茫一片。吃过晚饭,记得常到河边散步。暮色之中,要降落和起飞的飞机挺着大肚子闪着灯从头上擦过。散步时,有时半天无声,有时随意谈些与艺术和人生无关的话题。具体谈了些什么,高高低低,现在已经忘记了。只记得最近这次,当春天就要来临的时候,小刚看着远处暮色中拂动的杨柳,河面上升起的迷茫的雾霭,用老派知识分子的腔调朗诵道:又是一年春来到,杨花满天飘。

冯小刚这本书,是利用《手机》剧本创作和开拍之间的间隙创作的。时间紧,任务重,但它别具一格。与别的准自传相同的是,它同样讲述了过去的许多人和事,及与这些人和事的情感。物是人非,或物在人亡,送走和重新寻找的时候,感情是不一样的。与别的准自传不同的是,作者在面对往事胆怯和躲闪的同时,向我们叙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在" 不" 声中长大,会自己横刀立马,开创出另一条人生和艺术道路。冯小刚过去说过,过去盖起的宫殿中,没有他的位置,他只好在宫殿的旁边,另起炉灶,搭起了一间偏房。问题是偏房越盖越多,越盖越大,越盖越高,渐渐成了一个院落,它就成了另一座宫殿。前年崔永元出了一本书叫《不过如此》,我赞赏老崔在书中说过的一句话,写《不过如此》,是38年长成一根萝卜,现在一片一片切给大家看;现在我们读了冯小刚的《我把青春献给你》,像看老崔切萝卜一样,能够知道老冯家是如何在寸草不生的土地上,一砖一瓦盖起了另一座偏房、院落和宫殿。也有些像看动物,初看有些四不像,非狗非鸡,非驴非马,但它像麒麟哪。

在化腐朽为神奇的同时,冯小刚也善于化崇高为平庸,对于这本书,他在自己写的序中说,朋友,没别的,就是把我的青春献出去,逗你解个闷儿;那么作为朋友,现在我用这篇序,把解闷儿还给他本人。最后我想告诉他的是,朋友,别忘了,你面前还有一点七公里的路要走,古人云,行百里者半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