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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是谁敢砸碎了朱元璋的“禁止宦官干政”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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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在描述明朝文官与宦官矛盾时,曾经揭示过这样一个现象:许多厌恶宦官的士大夫,并非仅仅厌恶宦官们的行为,更是潜意识的妒忌作祟:自己饱读圣贤书,历尽寒窗苦,好不容易金榜题名,却最多只是个熬资历的小官。可这群肢体不全的阉人们,要学问没学问要品德没品德,只是因为离着皇帝近,就有呼风唤雨的好运气。死太监,你凭什么!

这个潜意识,从当时也流传到今天。说起好些明代呼风唤雨的太监,好些当代史书,对他们的发迹路,也只是千篇一律的描述。无非说他们不学无术,干啥都草包,却仗着会逢迎拍马,最后平步青云。

可如果稍微看一下明朝的宦官制度,就知道这种千篇一律的说法,有多么不靠谱。很负责任的说,明朝要登上权力高峰的宦官,逢迎拍马也许是必备的,但只有逢迎拍马,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宦官在明朝,也是个业务性很强的工作。能做到最好的,前提必须是业务干部。

业务性有多强?明朝宦官的最高层,是一个权力三角形:司礼监——御马监——东厂。司礼监负责批阅奏折盖章,不识字不懂事玩不转。御马监负责统帅大内兵权,外带还有监军任务,不会打仗更玩不转。东厂更是大名鼎鼎,搞情报抓坏人,没眼力界没洞察力不会跑腿同样玩不转。一个只会逢迎拍马的人,别说难靠近这权力结构,就算真进去了却不能干活,分分钟就会拖出去斩了。

能够进入这个体系且发展得如鱼得水的,无论善恶,首先必须是有能耐的牛人。

明代宦官行业发展的最如鱼得水的三位,确切说是三位恶人:王振,刘瑾,魏忠贤,也都是这样的人物。

其中首先开创明朝“宦官专权”模式的,正是王振。

说起这位奸人,五百多年来,真是千人踩万人捶,说法公认一致:不学无术的教书先生,机缘巧合混进皇宫,不但呼风唤雨作恶多端,还捎带把明英宗害成了俘虏。

这说法对照他一辈子,大体正确。但对照明朝宦官体制就知道,王振的出头,首先还是专业对口。

王振之所以成为太监,是因为当时后宫“太监培训班”成立,明王朝面向全国征召各地教书先生,允许他们在有子嗣的情况下净身入宫,参加“太监培训班”,王振就是为数不多的报名者,入宫之后,他先上“太监培训班”,培训结束后,被安排在太子朱祁镇的东宫中,做了一名“局郎”,主要工作就是督促太子学习,教太子读书习字。并因此取得太子的信任,虽然有许多史料声称,王振是因为擅长逢迎拍马,并时常教唆朱祁镇玩乐,因此讨得了其欢心。

但就朱祁镇对王振的称呼看,终其一生,哪怕后来君临天下,他对王振的称呼也始终如一:王先生。显然在朱祁镇的心中,王振并非是一个陪他玩乐的弄臣,而是一个认真教育他学习的老师。很显然,在宫廷教育战线上,他表现还算不错。

而更不错的,却是王老师一身职场打拼的本领,无论情商还是智商,都精得像条鲶鱼。皇宫的水再深,都能轻松翻起波浪。

首先一个本事,就是会装。装老实的时候,比老实疙瘩来老实。朱祁镇登基早期,朝廷里掌握大权是,是以三杨(杨荣,杨溥,杨士奇)为首的文官内阁,对待这三位老家伙,王振一度比亲孙子还乖,比如他受命去给杨士奇送文件的时候,常常显得毕恭毕敬的,一说话就点头哈腰,杨士奇请他坐下,他就一脸的受宠若惊,连说不敢。一来二去,把阅人无数的名臣杨士奇也感动的不行,连连赞叹说,在太监中也有王振这样的贤良啊。

而会装的王振,关键时刻更会表现。尤其令小明英宗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明英宗玩性大发,非要踢球耍乐。没想到一贯顺从的王振,带头扑通跪倒,流着眼泪劝阻,说作为一个帝王,你要勤政爱民,千万不能玩物丧志。这事传扬出去,更令群臣纷纷点赞。原本不起眼的王老师,刹那间成了感动大明的模范教师。

这事能闹的这么感动,关键还是王振时机拿捏的好。当时的情景是,明英宗要踢球,大臣苦劝不听,老公侯们苦劝也不听,正闹着群众围观的时候,王振趁机扑通一跪,立刻跪出满堂彩。正确时间地点爆发出正能量,这番炒作功夫,放在今天也能捧出影帝来。

而且更厉害的是,哪怕是对自己厌恶的人,王振也能准确看人下菜碟,巧妙危机公关扭转形象。特别有名的一个事是:明英宗的老祖母张太皇太后,曾经极度厌恶王振,早年有次趁着召见老臣的机会,把王振也叫了来,当场宣布他的罪状,命令卫兵将其五花大绑,眼看就要拖出去砍了。

这祸从天降的生死时刻,王振展现了他强大的求生能力:装死神功。不辩解不向一旁的大臣甚至主人明英宗讨饶,只是哆哆嗦嗦的缩成一团,如筛糠般一句话不说。

后人很多人说到这情景,常嘲笑王振本性暴露,怂包一个。可正如动物界的装死求生现象一样,此时这么做,也是王振唯一保命的机会。老太后要杀王振,就是怕王振专权。这时候王振只要露出一句向皇帝或者大臣讨饶的话,里外勾结专权的帽子,就算是扣定了。这就像小动物被猛兽抓住一样,赶紧装死,没准还能活。

这次王振也赌对了,一看王振毫无辩解,筛糠的如死狗。老太后关键时刻终于心软,摆手放了他一马,但心中的恶劣印象仍在。死里逃生的王振,更显示出其超强的混事能力,别人碰到这事,以后躲还来不及。王振却不躲不跑,反而迎着枪口上,主动逢迎巴结老太后,哪怕每次碰的一鼻子灰,给骂的狗血淋头,却也唾面自干。很长一段时间里,把王振叫来骂一顿,是张太皇太后欢度晚年时最常用的娱乐项目。

被天天反复骂的王振,以其强大的心理素质,生生的扛住了。而且越挨骂越殷勤,越被打脸越往上凑。关键时刻更敢下手,一举扭转负面形象:笃信佛教的张太皇太后,欲带朱祁镇一道去城外拜佛,结果文官重臣们群体反对,朱祁镇更两头为难,跟老太太去,铁定挨百官骂,不跟老太太去,铁定挨老太太骂,当不想两头挨骂的朱祁镇犯纠结的时候,王振的主意却帮他解决了难题:把城外的佛像请到宫里来,和老太太一起在宫里拜,这样既哄了老太太高兴,又堵住了百官的嘴。这事之后,老太太果然高兴,原本砍了王振的心都有的她,也从此对王振欢喜的很,这种欢喜,甚至一直保持到她过世。

就这样,以强大的忍耐能力,王振的地位日益稳固。但忍够了的王振,在遇到反击机会的时候,也是当机立断,毫不手软。

最典型的一个逆袭,就是对三位内阁大佬,名垂青史的三杨组合:杨荣,杨溥,杨士奇。一面对这三位老干部极度恭顺,一面抓住机会,借着杨荣贪污和杨浦儿子杀人两件案子大做文章,逼得两位老臣黯然去职,最后只剩下杨士奇一人苦苦支撑,最后也在王振的排挤下辞官归隐。

也因此,王振在朱祁镇登基后迅速青云直上,荣升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势喧嚣一时。随着张太皇太后的过世,王振更加大权独揽。他甚至干出了一件更加逆天的事,把朱元璋生前留下的“禁止宦官干政”的铁牌,叫人秘密砸碎。这一记重拳,也就宣告了一个政治信号:大明第一个宦官专权的时代开始了。

而在真正专权后,仗着明英宗的信任,多年来忍气吞声的王振,这下彻底反弹了,后人常说他最大的罪过,是残害忠良。但实事求是说,被他残害的忠良,很多人并不是因为政治上的分歧,相反却是一些看似啼笑皆非的小事。

比如御史李铎遭王振治罪,被发配到辽东服刑,他得罪王振的原因,仅仅是上班路上遇到王振,没有及时行跪拜礼。还有一些时候,却是典型他自己患上“迫害妄想症”,想当然的以为别人坑他,翰林侍讲刘球就是这么倒的霉,他只是给皇帝上奏折说,希望皇帝能够勤政处理政务,并整顿兵力防御瓦剌,王振就想当然的以为刘球是在影射他,轻易想当然的后果很严重,刘球被打入监牢,惨遭秘密杀害。

最冤的却是驸马石禄,有一天因家务琐事,在家责骂家里的宦官冯宝,恰好被王振路过听见了,按说这是人家自家的家务事,王振却不干了,觉得冯宝是太监,自己也是太监,石录骂冯宝,就相当于骂自己,可怜石驸马就这么被打入天牢,最后还是挨骂的苦主冯宝看不下去,主动替石驸马求情,这才把人给捞出来。这样一个人,就算不是太监,假如是我们生活周围的一个朋友,和他相处,累也得累死。

除了小心眼外,王振收亲信,也变得相当的糊弄。虽然他早期的心腹里,也有御史王文这样的能臣。但往后就是阿猫阿狗都收:工部郎中徐佑认王振当爹,甚至为了巴结他,自己都不留胡子,有次王振很奇怪的问,你怎么没胡子啊,徐佑恭恭敬敬回答说:爹您都没长胡子,我这个做儿子的怎么能留胡子呢,这不孝顺啊。就这一句恶心的奉承,竟当场把王振喜得哈哈大笑,立刻将徐佑提拔成工部侍郎,擅长拉帮结派的他,拉来的绝大多数都是这类货。

而且王振的眼歪,最后也给自己挖了坑。比如他最亲信的都御史王文,等着土木堡之变后他身败名裂,第一个跳出来反咬一口的,同样还是这位王文大人,先带着群臣跑到王振家,把王振的亲侄子提溜出来剁了。

但比起这种脾性来,王振最大的毛病,却是鬼怕恶人。遇到真正的硬汉,他的表现比起后来的魏忠贤来,却真叫怂的多。有时候他嚷嚷的越凶,临到事上,反而越怂。比如后来北京保卫战的英雄,名臣于谦也得罪了他。起初王振很嚣张,逮了于谦不说,还放风说一定要把于谦搞死。可谁知山西,山东两省官民闻讯炸锅,四下奔走营救,连朱祁镇的亲弟弟朱祁钰(后来的景泰帝)也出面警告王振,要他别太张狂,结果王振立刻认怂,慌忙把于谦放出来,宁死不屈的于谦,后来见王振一次骂一次,骂的王振都出了“恐于症”。恨不得见他面就绕着走。

当然必须也说的是,如此凶恶的王振,内心里却也有柔软的一面。哪怕是在辣手整人的时候,不经意间,却也暴露出这位恶人柔情的瞬间。

比如“河东学派”创始人薛瑄。作为后来的一代大儒,当时的薛瑄仅仅是都察院的一名官员,因为拒绝按照王振的授意判决案件,而被王振罗织罪名下狱,这在当时,基本算是死定了。然而薛瑄刚下狱,王振晚上回家后,却见家里的老仆人在痛哭,王振惊讶的问原因,却听老仆人说:薛瑄可是咱们老家(河北蔚州)人,在咱们老家名声很好呢。听仆人一说,王振立刻惊讶道:原来薛瑄在咱老家有这么大名声啊。就因这件事,本来杀心四起王振,立刻做出释放薛瑄的决定。即使权倾朝野,王振却还有一怕,怕老家人骂他。

如果说这件小事,还是王振要面子的话。那么另一件事,却也可称他一生难得的善举:正统七年王振大权独揽,也就是这一年,明朝陕西,山西各地爆发旱灾,百姓为渡过荒年,甚至卖儿卖女,同样出身穷困的王振建议,由朝廷出钱,帮助那些在灾荒中卖儿卖女的百姓赎回儿子,帮助他们家庭团圆。从这开始,这项政策成为明朝一项常见的福利政策,历经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各朝,我们皆可在正史记录中看到。这件善事,自然有王振树政绩的盘算,但对照他的出身就知道。他毕竟出身乡间,也知道些老百姓的苦。重要的是,他还是想做点事。

但一个小心眼又想做事的人,捅出来的篓子,却往往要比不干事的草包要大的多。就像一个不会开车的人,顶多走的慢。但乱开车,却很可能要大祸。

王振最终也闯下了大祸:土木堡之变。说起这件祸事,还得说性格决定命运。

这事的起因,先是瓦剌可汗也先与明朝发生贸易纠纷,王振很猖狂,想当然的用强硬的方式处理问题,却没有想防备对方可能进行的报复。等着吃了亏的瓦剌大怒,集结人马打上门来,王振却猖狂到极点,摆出愤青状积极要求皇帝御驾亲征,硬是撺掇着明英宗朱祁镇带着五十万大军打了出来。

这一路上,王振猖狂加小心眼到极点,一路上巧立名目,打击报复反对北征的诸大臣们,直到大军来到大同边关,亲眼看到了敌人的阵仗,王振二话不说,立刻露出了怂人本色,一枪没放,就撺掇着大军沿原路返回。

五十万大军活活做了回折返跑,可跑还没跑成,被瓦剌彻底吓怂的王振,大脑进入了极度短路的状态,居然在大军即将进入怀来城的时候,请求朱祁镇绕道,原因是想回家乡风光风光,还没走到他老家蔚州,王振却又突然改了主意,要大军再次绕道,原因是怕部队踩了老家的庄稼,就这么连番折腾,明军终于被瓦剌追上,五十万大军被包了饺子,御驾亲征的皇帝明英宗朱祁镇沦为俘虏。至于脑残不断的王振,则死在了乱军之中。

就以这土木堡之变时期的表现说,哪怕没有瓦剌犯边这事,王振迟早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栽倒在其他事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