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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瓢纽约》东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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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旅途上的种种遭遇,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有意还是无意,其中太多的后果不可预料。至于那种经过你善意安排而出现的,其后果也不一定如你所料地发生。在事件正在进行中的时候,大概只有上天才能洞察始末,要不然就是充满自信的年轻人才会认为有绝对的把握。

  我这个东非事件的精神包袱已经背了十六年了。当时我虽然早已不年轻,但却不幸地仍然带有少许早应失去的天真,而且更不幸地带有年轻人那种盲目的自信。

  1975年,我被调到总部设在东非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肯尼亚当时是一个新国家,独立才十年,英国殖民味道还相当浓厚。我对这里并不完全陌生,因为上一年我曾在这里出差一个多月,所以这次由我先去,太太和儿子在纽约等我安顿好了再来。

  我的运气很好,才住了不到一个月的旅店就找到了房子,一幢欧式花园洋房,有四间卧室、两间厕所,客厅餐厅都有壁炉。此外,在车房之侧还有一小幢单独的两间用人房。院子足有三英亩。我知道,我完全不需要如此之大、相当奢侈的住宅,但转租给我的是一位斯里兰卡同事,马上要调去曼谷,租约还有两年,我等于是帮了他一个忙。更何况以纽约的房租来看,每月300美元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当然,我也知道,以当地人的生活水平来说,这简直是天文数字。

  那位斯里兰卡同事转租给我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继续雇用一个年轻黑人——赫特郎。因为,很简单,我不雇他,他就失业。

  东非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因为遭受多年的殖民统治,对所有受雇于“外国人”家庭的佣工,都有严格的法定工资规定,以防止再受剥削:雇主负责吃住,每月工资不得少于35美元等等。这个数目在当时要比当地一般劳工的收入好得多。大部分外国人都付50美元左右。斯里兰卡同事则因一家六口而付70美元,我也继续如数照付。

  赫特郎大约二十六岁。我说大约是因为他母亲早死,而父亲也不记得他哪年出生,只记得大约十年前行的割礼。他长得相当漂亮,六英尺高,身体坚实,皮肤又黑又光。我一个人很少做饭,所以他只是偶尔洗洗碗,主要是洗衣、洗车和剪草。星期日休假,他就和朋友去看电影、打弹子、喝啤酒。

  好像是我搬进来不到两个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和他在院子里谈话,才发现他已经结婚一年多,但成家不到一个星期就从西肯尼亚来到城里打工。

东非肯尼亚,1975(作者提供)

  我隐隐地为他难过。新婚七天就因生活所迫而分离,而且这一年多只回去过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接太太来一起住。赫特郎突然沉默了下来。半天,半天,他才说话。当初他父亲是向他老婆家里保证给两千头牛才结的婚,但是当时他们家只买得起1500头,还欠500头,所以婚是结了,但女方家里没有收到最后500头牛,不放人。

  我真的呆了。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去批评另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传统,但我实在感到悲伤。我没有经过三思,就直问赫特郎本人的愿望,要不要接她来——当然要——我说好,你明天或后天,反正尽早,回你家把你父亲接来,我负责路费。我说,我愿意帮你这个忙,替你父亲买这500头牛,但我必须同你父亲当面谈,而且要得到他的同意。

  赫特郎的村子在西肯尼亚,在离乌干达不远的卡卡美加一带。我一个人开车,半天多一点可到,飞车的话,当天可以来回。但赫特郎要乘长途巴士,一站一站地要坐上十几个小时才到。他第三天刚出发,我就开始有点紧张。倒不是钱的问题,肯尼亚乡下的牛对我来说非但不贵,而且太便宜了,大约1块美金一头,总共不过500美元而已。我紧张是因为我开始感到我是在玩弄别人的命运。我有什么权利,除了出得起500美元之外,来扮演上帝?

  但这个顾虑只在我脑中一闪而过,而且过了之后反而是兴奋。

  他父亲看上去很老,虽然我估计他最多五十五,我首先问他明不明白我们会面谈话的目的。经过翻译之后,他点了点头。为了不发生任何误会起见,我请邻居的用人做见证,又再度重复我所答应做的事,就是,按照他报的数字给他四千肯尼亚先令回去买五百头牛,再接赫特郎的太太来内罗毕。我最后问他,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任何其他阻止赫特郎接老婆回家的条件。老头说没有,只是这一件。我于是将事先准备好的现款和一张英文收据给了他。他不会写字,由赫特郎代签,见证也签了。老头两眼湿湿地捧起我的手亲了三下。

  我们等了足有一个月才有消息,是一封挂号信,说牛已经送了过去,赫特郎可以回来接太太。我告诉赫特郎回去接之前赶快买好双人床、被单、枕头等等,算是我送他们二人的结婚礼物。

  好像是一个星期五,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发现大门前站着两个人,赫特郎和一个女孩儿,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儿,看上去不到二十岁,身材结实优美。她叫玛莉,可以讲几句简单的英文。我们交谈了一下,她带着笑容但相当正式地谢了我。我舒了一口气,一个多月下来的压力完全消失,剩下的只是无比的轻松和成就感。

  第二天一早,主要是为了给他们单独相处的机会,我一个人开去乞力马扎罗山下的“安博塞利野兽保留地”住了三天两夜。在丛林中、干湖床、半干旱地和大平原上,观望着那成千上万的斑马、羚羊、一对对的长颈鹿、一家家的大象、母狮小狮和独来独往的雄狮,想到其实并不是很久以前,人类就在这一带诞生,来设法把自己还原到现实,就是说,嘿,慢一点,你只不过是此时此刻地球上存在的一个人而已,就算做了一件好事,也只是能力所及的一件事,只不过比顺水人情多五百美金而已。

  我星期一傍晚回到内罗毕。在开进我家巷口的时候,发现路上闪着红灯蓝灯,还有两部警车,车旁聚了一小群人。再往前开,才发现他们就在我家大门口,而且是在等我。

  赫特郎向一位警官介绍了我之后就不再说话了,只是面色低沉地垂着头。我请警官进屋去谈,他说不必,在院子就可以。他很客气但很官方地问我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赫特郎不久前报警,说他太太玛莉昨晚翻墙逃走,问我知不知情,有何评论。第二个其实不是问题,而是要我立刻进房查看有没有遗失任何财物。

  我当时完全糊涂了,在没有回答任何问题,或反问任何问题之前,几乎麻木地进屋巡视了一遍。其实不看我也知道,那么大的一幢房子里,除了我的衣服之外,只有一套音响设备和这几个月买的几十张唱片。我告诉警方说什么也没有遗失。他立刻安心了,脸上有了笑容,然后好像任务已经完成似的向我和赫特郎宣布,玛莉逃走的案件目前没有任何线索,医院也没有此人进住,但他们会去追查。

  警察走了之后,赫特郎才在客厅里带着泪水告诉我,玛莉在前一天晚上翻墙出走。他先一个人,后来又约了两个朋友,找了一天一夜,直到今天下午才报警。

  我的脑子现在完全空白,根本无法解释,无从想象。我连安慰赫特郎的话都说不出。我半夜躺在床上不断责备自己,怎么如此之天真、如此之盲目、如此之大胆、如此之笨。你对这里的人、这里的事、这里的任何情况一无了解,竟然敢去介入别人的私生活!

  第二天下午我在办公室收到楼下联合国警卫的电话,说有一位肯尼亚人要见我,讲了名字,但我完全不知道是谁,不过我还是下去了。

  走到面前我才发现是赫特郎的朋友。他曾经来过我家几次,我也曾和他打过招呼。他大概不想警卫听见我们的谈话,就请我走到不远之处的一棵树下。他说他知道玛莉为什么逃跑。他说玛莉有一位从小一起长大的情人,在内罗毕一家车胎厂做工,已经好几年了。她根本不爱赫特郎,根本不认识他,一共只见过三次面,包括结婚在内。可是她那个情人家里更穷,连二十头牛都买不起,别说两千了。我问他赫特郎知不知道这件事。他说知道,只是不肯相信。他请我不要讲出去他来找过我,而且希望我叫赫特郎不要再去找了。他说他知道玛莉利用这次这个机会——意思是说,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我——离开家里,而且利用赫特郎来到城里,但来到城里不是为了丈夫赫特郎,而是来找她的真正情人。他最后说他知道玛莉绝不会回来。他离开之前又补充一句:不用找了。

  我当天下午提早下班,直接去我们那个区的警察分局去找问过我话的那位警官。联合国的外交身份在这个小分局有相当的效力。值勤的警察,在我前面排队的十几个黑人白人注视之下,亲自引带我去见警官。他正在讲电话,但用手示意,请我坐下。我一路上一直在跟自己辩论,要不要向警官透露我下午得到的消息,直到我坐在他面前,不知道是因为他那一副官僚架式,还是我意外地获得了迟来的智慧,决定还是不讲。

  他一挂上电话,没有等我开口,就说谢谢我来,然后很正式地通知我,既然我没有任何财物损失,此案与我无关——我听了心里一寒!——接着他说赫特郎是西部罗族人,和我在内罗毕接触的吉库尤族人不一样,然后他非常婉转地建议我这个外国人,用中文最简单的话来说,少管闲事!

  刚回到家就收到邻居的电话,请我去他家喝杯酒。邻居是一对德国夫妇,有两个小孩儿,我们从来没有交往过,只是在我搬来的时候,他们表示欢迎。

  男主人等到他的用人、我的见证,放下了威士忌和冰块,离开了房间,而且关上门之后,才对我说,他的用人已经将事件的经过讲给他听了。他现在有几个问题请我考虑。第一,你如何证明那位老先生是赫特郎的父亲。第二,有没有结婚证书,或任何其他证件,表示玛莉确实是赫特郎的太太。第三,假设玛莉是真的玛莉,又有什么证据说明她是逃跑。

  当然,三个问题不需要考虑,至少事件发展至今不需要考虑就知道,第一,无法证明;第二,没有证件;第三,没有证据。我这个时候虽然喝了两杯酒,但是却感到更清醒了。我心里在想,幸好没有一时冲动,将五百头牛的事情,还有将玛莉的情人的事情,告诉那位警官,已经对罗族人没有好感的警官,处理这样一个没有线索的案件,很可能反而替他找到了一个动机——欺诈,而将赫特郎逮捕,而且在关上三个月半年之后,清白的赫特郎也只好认罪了。

  男主人在送我出门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忠告。他说他在非洲前前后后一共九年,最后三年在肯尼亚。他说他对黑人的态度是平等地相待,但他绝不会把他们当作失踪多年的兄弟。

  我不忍心去问赫特郎究竟玛莉是不是有一位情人,也不忍心去问他究竟那位老先生是不是他的父亲。之后一个多星期,我只是问他有没有任何新消息,再没有多久,谁也不想再提了。直到我三年后离开非洲,我和赫特郎都再也没有提起玛莉这个名字。

  但十六年下来,我这个东非事件的精神包袱却摆脱不掉。有的时候,我现实的一面告诉我,你太急于拥抱你以为是你失踪多年的兄弟了。但又有时候,我浪漫的一面又告诉我,你可能牺牲了赫特郎,可是玛莉却因此而终于找到了她真正的情人。

  东非事件就像我十六年前抛出去的一个球一样,问题是,这个球到现在还没有落地。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