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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和的力量》费城被阉割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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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个题目,心中战栗。这不是我起的题目,是她自己——那个费城的女人对自己的命名。那个秋天的午后,在费城雪亮的阳光下,我们都觉出彻骨的寒冷。

从华盛顿到纽约,中途停顿。从费城下火车,拖着沉重的行囊。我们(我和翻译安妮)要在这里拜会贺氏基金会的热娜女士,进行一场关于女性的谈话。计划书上,这样写着:我们将同贺氏基金会的负责人热娜一同共进午餐,地点由她选定,费用AA制。

热娜是一位身材瘦小的白人女性,面容严峻。握手的时候,我感到她的手指有轻微的抖动,似在高度紧张中。她同我们抵达一座豪华的五星级饭店,闹得我也开始紧张。

我觉得美国人普遍受过训练,谙熟在察觉自我紧张之后的处理方式,就是将它现形,直接点出紧张的原因,紧张也就不攻自破了。落座后,热娜挑明说:“我有些紧张。通常,我是不接待新闻和外事人员的。只是因为你是从中国来,我才参加这次的会面。基金会接到来自世界各地妇女的咨询电话,每年约有一万次。但是,来自中国的,一次也没有。从来没有。”

我说:“当中国妇女了解了贺氏基金会的工作之后,你也许就会接到来自中国的电话了。”

热娜开始娓娓而谈:

贺氏基金会主要是为可能切除子宫和卵巢的女性提供咨询。在基金会的资料库里,储存着最丰富、最全面、最新近的有关资料,需要的女性都可以免费获得。

据我的统计,全世界有9000万妇女被切除了子宫,其中的6000万被同时切除了卵巢。在美国,这个数字是全美每年有60万妇女被切除了子宫,其中的40万同时被切除了卵巢。卵巢和子宫,是女性最重要的性器官,它们不是不可以切除,但那要为了一个神圣的目的,就是保全生命的必须,迫不得已。而且,身为将要接受这种极为严重的手术的女性,要清楚地知道将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是怎样一回事,它有哪些危险,不但包括暂时的,也要包括长远的。

但是,没有。没有人告知女性这一切。有多少人是在模糊和混乱的情形下,被摘除了自己作为女性的特征。我个人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说明。

我的经历对我个人是没有什么帮助了,但我要说出来,因为它对别的女性可能会有帮助。噩运是从18年前开始的。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系任助理研究员,同时还在上学。那时我36岁,有三个孩子。每天很辛苦,早上5点半起床,送孩子到幼儿园去,晚上10点半才能回到家。我的月经开始不正常,出血很多。我的好朋友为我介绍了一个医生,我去看。他为我做了检查之后说,我的子宫里有一个囊肿,需要切除。我很害怕,就连着看了五个不同的医生。他们都说需要切除。我记得最后一位是女医生,她说:“你必须手术,你不能从我这里回家。因为你回家之后就可能会死,那样你就再也看不到你的孩子了。”我说:“做完了手术之后,会怎么样呢?”她说:“你会感觉非常好的。”我还是放不下心,就到图书馆去查资料,书上果然说得很乐观,说术后对人不会有什么影响。我相信了这些话,同意手术。

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的感觉不好,很不好——我的第六感告诉我。我把不安对丈夫说了,他是一个律师,听了以后很不高兴,说你不要这样婆婆妈妈的。医生说:“你不做手术会死。”填手术申请表的时候,他说:“这上面有一栏,必要的时候,除了子宫以外,可能会切除你的卵巢。”我说:“我不切。”他说:“可是我已经签了字。”我说:“你换一张表吧,另签一次。”这件事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犹太节的前一天。

后来,在手术中,没有征得我们的同意,医生就把我的子宫和卵巢都切除了。我是满怀希望地从手术中醒来的,但没想到,我整个变了一个人。那种感觉非常可怕,没有词可以形容。我从医院回到家里,觉得自己的房子变得陌生,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我极力说服自己忽视和忘记这些不良的感觉,快乐起来,但是我的身体不服从我的意志。子宫不仅仅是一个生殖的器官,而且还分泌激素。切除之后对女性身体的影响,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据统计,76%的女性切除子宫之后,不再出现性高潮,阴蒂不再接受刺激,阴道内也丧失了感觉。很多女性的性格发生了改变,变得退缩,不愿与外界打交道,逃避他人。如果你因此去看医生,医生总是对你说,这是心理上的问题,但我要用自己的经历说明,这不是心理上的,而是生理上的。

我的身体一天天差下去,做爱时完全没有感觉,先生就和我疏远了。我把自己的感觉告诉他。我说:“我走路的时候,总是听到声响,我以为背后有人,回头看看,没有人,可是那声音依然存在。后来我知道了,那声音是从我的盆腔里发出来的。”可他不愿听。两个月后,我的情况越发严重起来。我的腿、膝关节、手腕、肘部……都开始痛,我连吃饭和打电话的力量都没有了,甚至看书的时候,都没有力气翻动书页。我去看骨科医生,他说我的骨骼没有毛病。但是我的症状越来越重,医生们怀疑我得了某种不治之症,就把我关进了隔离室。但我连被子的重量都承受不了,医院就为我定制了专门的架子,放在床上,以承接被子的重量。

就这样煎熬着。医生们不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但我非常痛苦。后来,我的丈夫和我离了婚。一位实习医生说,他认识中国来的针灸大夫,或许能看我的病。我半信半疑地到中国城去了一趟,那里又脏又破,简陋极了。我是一个受西方教育的人,很相信西医。我什么也没同针灸大夫说,就转身走了。

这样又过了两年。我的体重下降得很厉害,只有75磅,再不治,我马上就要死了。每天睁开眼,我就想:“我还有什么活下去的理由呢?”我想自杀。但我想到,一个孩子,他可能有第二个父亲,但不会有第二个母亲。为了我的孩子,我要活下去。后来,我的朋友把我抬到针灸大夫那里。

前几次,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疗效,但是从第四次起,我可以站起来了。到了第二个月,我的骨骼就可以承受一点儿重量了,我能戴手镯了。

每周两次针灸,这样治疗了九年后,我的身体渐渐恢复。我开始研究我所得的病,收集资料,我的孩子也帮着我一起查找。这一次,我找到了病因,这是子宫切除后的典型症状之一。此后的两年里,我一直钻到图书馆里,直到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这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同样切除了子宫的女性,她只有28岁,切除术后,也是感觉非常不好。她对我说:“医生为什么没有告诉过我这一切?他们只说术后会更好,但真实的情况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她还说:“事先,我也问过一位同样做过这种手术的女友,我问她:‘会比以前更好吗?’她说:‘是的,是这样的。’但我做完了手术,感觉很不好的时候,我再次问她,她说,她的感觉也很不好。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在事前告诉我实话呢?’她说,她不愿说实话。她不愿独自承受痛苦,她希望有更多的人和她一样痛苦。”

这时,我才发现,有这种经历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在女人被切除子宫和卵巢之后,改变的不但是性,还有人性。我还见过一个女孩子,只有18岁,简直可以说是个儿童,也被切除了子宫。她热泪盈眶地说:“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一切?”她的母亲也曾做过子宫切除,但她的母亲也告诉她,做过之后会更好。手术之后,她对母亲说:“为什么连你也不告诉我真相?”母亲说:“没有人敢说‘我没有性别了’,说‘我丧失性了’。就算我是你的母亲,这也是难以启齿的事情。这是隐私,你不可能知道真相。”

我知道,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情了,是众多女性面临的重大问题。我要尽我的力量。我到电视台去宣讲我的主张,我的孩子和我离婚的丈夫都在看这个节目。临进演播室的时候,我吓得要命,一口气吞下了两颗强力镇静剂。

我说,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被阉割的女人,有多少人清楚地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会给她们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医生不喜欢听“阉割”这个词,但事实的真相就是如此。我做研究,喜欢用最准确、最精当的词来描述状态,无论那状态有多么可怕。这些女人有权利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

我说,不要以为在这个过程中,女医生和过来人的话就可以听。女人伤害起女人来、背叛起女人来,也许比异性更甚。人性的幽暗在这里会更充分地暴露。

劝你做子宫摘除术的女医生会说:“你还要你的子宫干什么?你已经有孩子了,它没有用了。”在这种时候,女医生显示的是自己的权力。她只把子宫看成是一个没用的器官,而不是把它和你的整个人联系在一起。

在美国,摘除女人的子宫是医院里一桩庞大的产业。每年,妇女要为此花费出80亿美元。这还不算术后长期的激素类用药的费用。可以说,在药厂的利润里,浸着女性子宫的鲜血。所以,医生与药厂合谋,让我们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谎言。他们不停地说:“子宫是没有用的,切除它,什么都不影响,你会比以前更好。”面对这样的谎言,做过这一手术的女性,难以有力量说出真相,总以为自己是一个特例。她们只有人云亦云地说:“很好,更好。”于是,谎言在更大的范畴内播散。

我并不是说,子宫切除术和卵巢切除术就不能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在做出这个对女性有重大影响的决定中,女性有权知道更多,知道全部。

那一天,我说了很多很多。我都说了。我不后悔,可是我说完之后,在大街上走了许久许久,不敢回家。后来是我的孩子们找到我,他们说:“妈妈,你说得很好啊。”

我成立了这个贺氏基金会,我这里有最新的全面资料。当一个女性要进行子宫和卵巢手术的时候,可以打电话来咨询。这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完全是无偿的。我还组织全世界丧失子宫和卵巢的妇女来费城聚会,我们畅谈自己的感受。在普通的人群中,你也许会感到自卑,觉得和别的女人不一样,甚至觉得自己不再是女人了。但在我们的聚会里,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和你一样命运的还有很多人,你就有了一种归属感。你会更深刻地感知人性。

热娜一直在说,安妮一直在翻译,我一直在记录。我们在费城只做短暂的停留,然后就要继续乘火车到纽约去。我们各自的午餐都没有时间吃,冷冷地摆在那里,和我们的心境很是匹配。

热娜送我们赶往火车站。分手的时候,她说:“我说了很多话,你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可我能感觉到你是一个善良的人,我现在很会感知人。从当年那位中国针灸医生身上,我就知道中国有很多善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