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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岁月》民间五月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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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民歌:

三月采茶是清明,姐在房中绣手巾。两头绣出茶花朵,中央绣出采茶人。

有人有风景,而皆生于劳动的美。《诗经》的流风,在汉魏六朝以来便是采桑采莲浣纱捣衣的诗歌,现代亦还有这样的采茶歌。

西洋中世纪才有牧歌,近代又有缝衣曲,但是一个太乐,一个太苦。中国亦有说苦的,如《水浒传》里那江湖卖解女子唱的:

新鸟啾啾旧鸟归,老羊羸瘦小羊肥。人生衣食真难事,不及鸳鸯处处飞。

虽然委曲,亦辛酸里有欢喜,而缝衣曲里的那种苦法则连不敢想望作鸳鸯。劳动在中国人原已不只是为谋生,但亦总不忘本,陶潜诗: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

即实实在在是种田,而西洋那牧歌里则没有岁功。

中国是劳动普遍,天子籍耕,皇后亲蚕,汉唐官家女子亦去陌上采桑,《陌上桑》的开头: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

就是这个阳光世界。底下: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则是生在一个大的风景里,人乃觉得她自己亦是可喜欢的了。秦罗敷去南陌采桑,原是工作,却好像游春。她携带的采桑之具:

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连工具亦如壮士的宝刀,女子的菱花镜。而秦罗敷自己亦加意打扮穿戴了。今天满田畈的耕夫蚕妇,真好比红杏枝头春意闹,众中必定有人说:“啊,她也来了!”是因为世人的这一份好意,并且为那云日里焰焰的新桑,所以她要这样打扮穿戴的。至今民歌里还有:

姐在河边洗菜心,戒子掉了钱七分。

中国人便从事生产劳动亦如当大事,如承大宾,作场亦如歌舞之地,陌上河边都可以拾得翠花钿。

而秦罗敷采桑果然是把畈上陌上的人都惊动了: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帩头。耕者忘其耕,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这里是有着世上的现实,知道罗敷的美的竟是这班耕田挑担的人,罗敷乃成了大众的,不是镜里情郎,画中爱宠,而罗敷的采桑亦和耕田挑担一样有着民生在勤的真实了。她的华美不像印度的天女散花,而是像桃花种在地上。她觉得她自己是好的,并且觉得世人都是好的,人家和她说话,她总是有礼的回答: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

罗敷是这样的无邪,所以她把使君亦看得真是个金马玉堂人:

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

那问答里罗敷即对她自己有这样的得意,但觉春光烂漫,人世洋溢着喜悦。那使君要罗敷嫁她,罗敷说不可以,因为:

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这却又是非常简明的做人的道理。

前几年上海有只印度舞,是舞的一个女子满心想要告诉世人,她的爱人笑起来是怎样的,发脾气时是怎样的,他是怎样的好相貌,来到她那里是怎样的走路姿势,看她真是欢喜得要泼溅出来。秦罗敷向使君称说自己的丈夫,她真是和世人什么都比得过,那使君是太守,她的丈夫“四十专城居”,亦是太守,倘若对方说话的人是皇帝,她的丈夫亦一定和帝皇平打平的。

古诗尚有《上山采蘼芜》,那弃妇路上遇见了先前的丈夫,仍旧问他好:

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

做过夫妻一场,到底不是路人,而且即刻问起新人,感情上连没有禁忌。她话里有对自己人的关心,而亦有一种小气,要和新人比一比。那男人向她诉说新人不如她,这一刻亦是把她当作亲人,那后妻则反是外人了。而两人所说的亦只是生活的真实:

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

讲做人家的道理还是旧人好。而听他如此的说了,弃妇之心亦就平了,她而且原谅了新人,觉得世上亦应当有人织缣。仳离决绝了的两人相见时仍可以如此厚意,没有阻隔,实在使人惊叹。而这首诗的分量却又全在于织缣素,“将缣来比素”,便是此中有人了。

《陌上桑》与《上山采蘼芜》皆使人不觉其是写的生产劳动,而只是写的人。六朝隋唐人的采莲亦是为衣食,而如李白诗里的:

若耶溪傍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日照新妆水底明,风飘香袂空中举。

出来的是劳动美人,比共产党的劳动英雄还要好。词谱有《浣溪纱》、《捣练子》等调名,连浣布洗衣,亦是: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有天地之大,人生的华丽深邃,却又皆是平民的。

今人依照西洋法子,必要诉苦文艺才是劳动者的,但中国人原自气概不凡,不大诉苦的。齐相晏子的御者起先扬扬得意,回家给妻一说,觉得比起晏子,自己真是枉长白大,再看看《死魂灵》里的马夫绥里方,他如何敢起这样的念头,说他亦可以和主人乞乞科夫相比?而且中国人亦没有许多深仇大恨,即是有委屈当时就叫出来,要评个明白,乐清民歌里那长工年终算账:

我算算还有两百过一千,东家算我只剩一双草鞋钱。

他就不服了。在西洋要到现代产业工人才会算这个账,而中国的劳动者则向来会,因为中国的平民向来理直气壮。

那民歌里长工十二月叹苦,可是与共产党的完全两样,其中有一节是说冬至做汤圆,东家娘扶磨他牵磨,他也一道搓粉,东家姐还拿她搓的和他比赛,搓了汤圆一大篇,下起来盛给他的一碗却只有九个,糖也没有,他端去坐在檐阶吃:

对门阿妈看我苦,夹个给我凑凑全。

他虽身为长工,这里的人情华美他全觉得,他也要十全,有像刘邦纵观秦始皇时喟然太息的那种英气。

平民亦有贵气英气,上等人家当然是更好了。汉乐府《相逢狭路间》那样艳,却只是写的一份人家三兄弟都做官,三个新妇都好,家里闹热堂堂,又晓得孝顺长辈,而且仍然劳动:

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

连机杼亦与琴瑟可以在一起。又如《陇西行》,开头讲天上的风景,可是还有人世的风景更好,一份人家的主妇会知人待客,家务事情料理得头头是道,连天上的白楢树影都到了这家的堂前,青龙彩凤高高的望下来,望着这家亦看之不厌。

西洋的浮士德博士出游市集,及一晚参加山谷里魔女的游行,那强烈完全是生命的无明。《浮士德》一剧里的天祗地灵仍是洪荒时代的宇宙,那里只有妇人爱,原始生命的蠢动,性与生育。达文西的画《微笑》,那贵妇其实仍是圣母像,仍是《浮士德》里的妇人爱,虽带有文艺复兴时平民的家常情意的微笑,亦微笑得恍恍惚惚,不能像中国女子的平实。中国是女人亦亮烈,像卓文君的《白头吟》: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诀绝。

与后来鲍照的:

清如玉壶水,直如朱丝绳。

及李白的:

罗帷舒卷,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

皆是与人世肝胆相照,非但壮士,女子亦能。中国是男女皆这样的世俗平实,而有清艳豪横。

中国是劳动普遍,有好男好女,所以有好世景,历来辞赋诗文小说弹词里的城市与乡村,皆非莎士比亚、歌德、莫泊桑、果戈理的作品里所能有。

中国人游佛罗伦萨,见了西洋史上那样有名的城市原来如此污秽拥挤荒废,都很失望。英国玛丽女皇时的伦敦,亦只是王宫爵邸及商人的住宅漂亮,旁边就荒凉黑暗,女王晴天出游,得一贵族少年脱下外套,铺在街上的泥泞里,才走了过去。美国人的小说《我儿》,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二三等城市的街景,简直天晚了就使人心发慌,连到现在,西洋的大都市亦必有一大块是贫民窟,那里街道上的太阳都是破碎污秽的。他们的乡村则过去除了地主贵族的堡垒,四周全是牧豕奴的土室,现在经过整顿,都装水电,但亦仍旧没有风景,那里的人家都像是职工的寄宿舍。

中国有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西洋则尽有大建筑而无闾阎,吃食也不讲究,而且无家。原来希腊罗马的竞技场剧场亦并不可喜,那是因为他们民间的一般建筑物都低陋,才须如此特别设备,中国则灯节就在街上杂陈百戏,看各式灯翠与扮台阁一队队经过,有这样伟大的街景,故无须另建竞技场剧场。中国东西皆是生在万民的风景里,戏是露天搭戏台,去寺观亦多是为随喜,连街上的商店亦被当作风景游玩。汉唐人种桃李是在街上陌上,游春是满城人皆出去郊游。中国人过年放爆竹也是散入千门万户。

中国人是生活的全面皆与西洋的相异,中国可以也采用西洋的好处,西洋要学中国的好处可是很难。底下就来分说。

西洋建筑受杠杆力学的限制,所以强调柱,无论是希腊式的施有雕刻的石柱,或现代水泥钢骨嵌在墙里的柱。中国房子则是高级数学的,支点遍在自在,用砖瓦木石也建得起阿房宫柏梁台,阿房宫下可以坐万人,上可以竖五丈旗,柏梁台的承露盘上接霄汉。南北朝永宁寺高二百尺,隋朝乾阳殿高一百七十尺,经日本建筑史学者伊东忠太考证,虽古今尺制稍异,但大致所记是实。砖瓦木石的强弱程度既不同,木材的重量又会因燥湿起变化,却能不感觉诸力关系会发生偏差的困难,造得这样高大而且经久。苏州及北京,即有许多明末清初的房子到现在还好好的在着,不像西洋建筑物的过了年龄只得统统拆掉。

西洋歌德式的建筑又强调尖顶,因为受重心与支点的限制。文艺复兴后平民化了,改用人字屋顶,但是有沉重感,现在率性只是个平台,变成了没有屋顶。西洋人楼居的迟,亦是为对天空有神性的畏慑,而屋顶问题的无法处理则更使人觉得无遮蔽的被打倒在地。中国人则有飞檐,便怎样的大建筑亦具飞翔之势,不觉其重。

中国的深宅大院有悠悠人间的光阴。外面小巷亦有一种深意,可以散步逍遥,此则是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亦配置得亲切,整齐而疏落,虽如苏州绍兴那样人家繁密,亦长街小巷有余意不尽。那深宅大院,是虽分为几家居住,亦每个单位皆是个具足,而仍不破坏全宅的统一。可是住在西式公寓的大厦里,则无论占了多少个房间亦总不能像一份人家。上海英国人建筑的几幢大厦,走廊里阴暗寒冷,四壁都是石头与钢骨水泥,像进了穴居时代人的洞穴,半天寻着号数,敲开门,进去有亮光的房里,坐了下来只觉外面街上车马凌乱,世界离开得很远,洋房里的岁月就是这样荒荒的、挤压的。

洋房没有堂前。中国人可以在家里做大事,西洋人则必定在教堂与殡仪馆。洋房亦没有像中国这样好的回廊。中国房子又都有庭院,中等人家还有花园,西洋则要上等人家才有花园,且多半只是草地,为散步或作网球场之用,所以必要到俱乐部去逍遥。西洋人是什么都讲用处,房子是为居住用的,庭园是为卫生用的,走廊是为走路用的,此外会客室餐室工作室卧室部严格规定用处。他们卧室的潦草,与整幢房子的奢侈不相称到可惊的程度,因其只为睡眠之用。

中国的大房子可以有许多间不派用场,人住的少亦不觉其空空落落,却仍旧亲切,因为房间自身亦有生命,它只要在着那里,就使人安心。而虽住的人多,亦画堂悄悄双燕语,而墙外行人亦闻得见墙内佳人笑。又或“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苏州杭州人家女子就喜欢门前小立,因为门前的小巷亦是风景,房子与人是这样的虚虚实实,说静也静,说热闹也热闹。中国房子的天井什么也不陈设,或只摆一只荷花缸,或只种一株桃花李花,但见是一色的石砌地,这种简静也好。日本京都有一禅宗的寺,庭院惟铺细砂,放几块石头,是受宋朝的影响,中国民间家宅的天井并不讲禅理,却亦有这样的意思。而要繁华热闹,那是在后花园。

西洋房子又只知要光线,中国则还用窗纸来调和光,使之更柔更清,现在还没有一种玻璃能在这一点上代替窗纸。还有明暗亦要相配,厨房与厢房最亮,堂次之,堂后稍暗,闺房的光要很静,所以一宅之内亦有光阴徘徊。

西洋布置最忌两两对称,中国房子则可不忌,两廊与左右厢房都并列,使人不费心机。是因能并列,所以亦能参差,如经如权。中国的床柜箱笼盒瓶盆,亦形态变化之多为西洋所不及,那本领即在于能用正方正圆亦不呆板。中国东西是有点线的至正极成,故能逍遥,不像西洋的是许多要打架的点线凑在一起,各各是失意的。

中国的音乐亦是正声。西洋惟以音叉定音阶,但是音的边际有极精密的一线非音叉所能量,例如宫的高半音与商的低半音好像是同的,而其实不同,因为高半音与低半音之间还可以一半又一半的分割至于无穷,要如何才能定出一个边界,界下是低半音,界上是高半音,这在钢琴里即不可能,但唱歌唱得好的人则可以唱准。西洋乐器惟在小提琴里方可以分得清。而中国乐器则如琴瑟笙箫胡琴等,皆能够辨别,因其不像西洋乐器的现成制定音阶,却由人手来决定,而取准于人心。《宋史•乐志》:“观其高二律下一律之说,虽贤者有所未知,直曰乐声高下于歌声,则童子可知矣。”此即深知高半音与低半音的辨别在歌声可以极准,而乐器亦要像歌声的可以自由。

宇宙原来无凭准,点线皆是人定的,一切机械亦由此而生,故机械亦可喜。但动物亦能有点线方位,且可以精密到惊人的程度,但取准于人则更可以是极准的而且是极美的。好即是准,除此更没有极准的东西,故音阶的极准不能以音叉求得,而歌声乐声的极美则即是极准。中国的乐器不制定音阶,或只制定个大概,乃是留着无尽的余地让人可以出入游嬉,如同围棋的非常简单,却可以变化不测。乐器中如磬如缶,如鼓如筑,皆单纯之极,但是《论语》里的隐君子爱击磬,而秦始皇爱击筑,杨恽喜击缶,唐明皇喜击鼓,如“佛以一音演说法”,有一音的至正极美。

《史记》里说夏禹“声为律”,真是不错的,音声之美是生于人的美。中国人的歌声是精制过的,生旦净丑各有世景,好像云日迥照里一树的枝条与花叶,而西洋的男中音及女高音等则只是生理的,技能的,所以学校里唱歌的喉咙不可以唱昆曲。西洋音乐又且它的准确与熟练有尽头,中乐则如昆曲永远可以唱得更好。还有昆曲京戏乃至嵊县戏等,皆同一只曲谱而可因配的字句内容不同可唱成各式各样,不像西乐的曲谱不能移作别用。中乐一只谱当十只用,而连各式的戏各式的弹词花鼓,以及种种小调算起来,曲谱之多更使西洋曲谱相形见绌。

众音阶皆生于一音阶的移动,众颜色亦皆生于一颜色的变化,从来正色最难用,中世纪德国绘画里圣彼得的红袍,圣保罗的绿袍,都使人不乐,并且可怕。现代美国电影五彩歌舞片里的摩登女子仍爱穿白翻领黑衣裙,但这原是天主教修道女的东西,修道女的黑衣裙象征人拖了一身的罪恶行走,而那蝴蝶展翅似的白头巾则象征上帝的光明。这乃是字义,不是颜色。而中国人则能用正红正绿正黄及白黑用得极好,现代西洋人避免用正色,多用鲜艳的复色与浅色,但是没有好的正色即亦不能有好的复色浅色,他们的正色有压制感,而他们的复色浅色则飘忽不可靠。

中国画的颜料,用西洋颜料总难代替,画家就常叹息现在总难买到这样好的石绿等。中国颜色与西洋的根本不同,西洋人说热色寒色,皆只是感官的,中国的颜色则是人生的,人世的。所以中国人亦最能调色,如同调音与调味,因那颜色是自在的,正色与复色浅色的配合是平等的,并非以一色为另一色的背境,或以之衬托镇压,此即是能没有火气。而西洋人的配色则如美国电影《从军乐》里的,用鼓手的榴红制服来成定一群的复色与浅色,可是看了只觉其凌乱,那强烈的榴红反为更怵目。西洋人对于音乐与图画,皆以为不安与刺激即是生命的强烈。

西洋绘画因其线条轮廓与颜色皆贫乏而不安定,彼此拼凑了亦不能是个完全,故如未来派的绘画还要注上文字。因为线条本身不具足,故西洋画的素描只能是草稿,不及中国的单是水墨画亦可以表现众色。因为形体贫乏,故西洋画想要变化亦只能成为奇形怪状的漫画,不及中国的可以是写意画。

西洋画不是太像,即是太不像。西洋的戏剧亦实物的布景与演员的象征动作不调和,科白与舞唱不调和,布景太像,剧意太不像,科白太像日常动作,而舞唱则又太不像。中国戏里则如丫鬟执烛掩门开门的俊俏,都是家常的,而亦皆是戏,不落歌舞剧与话剧的边界。中国戏里的布景亦皆是戏,不像西洋的是实物。现代西洋剧走向歌舞剧与话剧及电影技术的综合,但没有一处是戏。

中国对音乐绘画与戏,没有提出思想来批评的。民间看戏,大家都说《碧玉簪》里的媳妇贤慧,说那婆好,说那个男人固执不化,都是论的做人的道理。民间看《红楼梦》《水浒》等小说,亦不去注意所谓艺术价值,只是觉得好,要批评亦只是清新俊逸悠扬沉着这些字眼,不带哲学。看中国戏与闲书是陶冶性情。而看西洋戏与所谓文艺作品,则引起许多问题,这其实暮气。人在清晨,或登山观海,是只觉胸中尘埃一扫,超出问题的。

中国是有人世的美好,所以连艺术这样的名词亦没有。西洋有专为陈列艺术品的地方,中国的好东西则皆在街上陌上及人家里。西洋艺术又受年龄及性别的限制,少年爱诗,中年爱小说戏曲,晚年爱宗教,又有专为男人看的杂志,专为妇人看的及儿童看的杂志。中国则如《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小说,可以小时看起,到老不厌,而灯市及划龙船等,则男女老小皆爱看,即是解脱了生老病死的轮回,更有高于年龄性别的人格。而且中国东西无论一几一盘,戏或小说,皆不是作者把来都完工了的,却总留有余地,让使用者或观众可以各拿自己的人格参加进去,继续加工至于无穷。

中国是连商店亦可爱。旧式的大商店,像杭州的胡庆余堂,开在冷静的巷子里,头门进去要绕过曲折的回廊,再进二门才是店堂,竟像大户人家的深宅大院。你去街上散步,许多当街的店铺,看店伙吃饭,在灯下算账,及店伙与顾客的攀谈应酬,亦好像是份人家,连那货物的装潢,店伙拿货给顾客,亦像是家里拿出来的。中国人家,一斤丝绵做成了藏进箱子里要包一张红纸,一副新的烛台要缠上一绺红棉,现在上海商店里货品的装潢亦是取的这种家常的吉利之意,南货店水果店包东西的红招头纸,更有一种过年过节的喜气。老式的箱子,里面贴的商标,红纸印的木版字,每次开箱子时看看,便觉有城市里岁月静好。有一种牌子的火柴盒子上,画有采桑的女子,人的衣裳眉目都是民国世界的,笔姿与着色像明清版本里的木刻。

中国的日历本,薄薄的红纸封面,画有春牛图,民间家家备有一本。记的节气时令,宜耕种建筑,宜会亲友,宜婚丧祭祀沐浴出行。例如立春节,家家要守到那时辰,迎了春才去睡,人与自然界有这样一份情意。而今天天气晴妍,忽然想着去看看谁,这就是“宜会亲友”,亦很好的。西洋人普遍备有日历,则是近代的事,所记不过年月日与星期,单为安排工作,亦记有历史事件,但与节气不相干,他们是无论工业社会农业社会皆没有佳节良辰。西洋的天文学与人不亲,连温度计湿度计等皆只是可以应用的。

中国历称阴历,惟是对西洋的阳历而言,其实并非月亮本位,却是综合日月星辰的运动,就整个天体而制定的。中国人古时已知地在天体中如蛋黄在蛋清中,又向来说天体是运动的,天左旋,地右旋。原来科学的事亦可以有一种无因由的悟解力,但在西洋是间接从数学借得,而在中国则为科学所自有。中国不单是诗才可以兴,连科学亦像数学的是组织的而同时亦是流露。

再说医药。现代西洋的天文学与医药学皆在技术上高过中国的,但在几个根本点上,即科学亦可以像数学的自有其天机性能,而且可以相忘于人事之美,则现代科学正还有待于中国文明。

中国医药汉唐及明末清初各有一次大进步。前此周朝末年有和缓、扁鹊,或说秦医皆称和缓,是传来的印度医学,齐医皆称扁鹊,是本土医学,到底如何不可知,但受有外来影响是可能的,而且因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接触频繁,各地的医药学亦集积汇合,但是要到汉朝才调和统一。东汉末年,因那次大瘟疫而有张仲景的《伤寒论》,《伤寒论》与《难经》及《素问》皆成于汉朝,其本领是在于能把外来的及地方的医药学皆消化了,使人只觉其是中国自有的。唐朝孙思邈的《千金方》,受印度医药学的影响极盛,而明末清初的名医,其著述如张氏《医通》,陈修园《医书》及李时珍《本草纲目》,则更受有西洋医药学的影响。至清初为止,中国一路是集世界医药学的大成,故有无数的单方与特效药。但是诊断仍有在症状之外,还注重节气的阴晴燥湿,人事的悲欢离合,来讲求对处,因为人的疾病不像动物的只是生理的,而亦是人生的。又且处方重在和合增减,不对单方或特效药过信。而如此医药学乃是活的,同一症状,高手与低手的医法出入甚大,好像同一乐器乐谱,高手与低手的弹奏可以不同。这并非太没有标准,而是中国的无论何种学问皆留有余地让人可以无穷的加工。“医者意也”这句话好像危险,其实医亦可以像诗的妙手偶得之的。现在仍是有西医治不好的病中医给治好了,以此排拒西医当然不可,但亦是有着个大道理的。

中药有药香,不像西药的难吃,中药的颜色也好看,这便使病人亦有了好性情,觉得这世界到底是美的,生之意志因之不曾失坠。中国是凡百顾到人事的全面,历朝如此讲究医药与灌溉工程,却不以为这就可恃,而说天下有道则疫疠不生,人人得尽其天年,圣王在上则风调雨顺,水旱不为患。而亦要如此,科学才不被委屈。

本来衣食住行皆依于科学,但是还要因人而美,若只见其是科学的,那是贫乏。中国衣裳就宽绰,母亲穿过的女儿亦可以穿,不像西服的裁剪要适合身体有这样的难。西服的式样是离人独立的,所以棱棱角角,时时得当心裤脚的一条折痕,而中国衣裳则随人的行坐而生波纹,人的美反而可以完全表现出来。民国以来变为紧窄,好像六朝时受印度影响的窄衫袖,但亦仍是中国的。中国衣裳与人没有斗争,所以经久,而衣料亦向精致结实发展,为西洋所不及。

又如食,中国是衣不止为御寒,而亦以之成礼,食亦不止为荣养,而还有“酒食以为礼”,不像西洋衣食的如何进步亦止于为了高级的需要。西洋人那种酗酒,在中国就少见,陶潜不过一壶,苏轼不过三杯。中国的庙堂燕会与乡饮酒,皆礼成而退,不像马其顿人或哥萨克人的狼吞虎咽。中国烹饪重色香味,重火候,皆为西餐所不知。鱼翅惟中国人能烧,鱼翅能受众味,好像人君的自己无才无能故无拒,而天下豪杰皆为之用。中国烹饪又敢用油用得很重,因为能加进桂皮香蕈或金针菜木耳来解腻,而且几色肴馔,有用油重的,有用油轻的,有全不用油的,彼此配好。中国烹饪极少用味素,因为讲究火候,一一烧出本味,此即是物物各得效其能,各得尽其性。

烹饪做到如此,亦即是进于礼乐了。礼亦不过是能相配,乐亦不过是能相和,故调和盐梅通于宰相之才。这本领亦见于建筑,伊东忠太很惊异于中国建筑的色彩调和。他还说到衣裳,说日本衣裳单独看亦显艳,但若众多人在一起,则觉得凌乱,中国衣裳无论是单独的或众多人在一起,在室内或郊野,近看远看,都非常调和。而这亦是因为中国人用色彩,行于繁华而能俭,像中国房子,除了宫殿一概粉墙黑瓦,不杂他色,就很好看。粉墙的白比大理石更是有情的,那黑瓦则带青灰,是一种可以与阳光游戏的颜色,使人只觉得山川闾阎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