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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得永久的悔》第27节:西谛(郑振铎)先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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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谛(郑振铎)先生

西谛先生不幸逝世,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听到飞机失事的消息时,我正在莫斯科。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惊愕得说不出话来。我是震惊多于哀悼,惋惜胜过忆念,而且还有点惴惴不安。当我登上飞机回国时,同一架飞机中就放着西谛先生等六人的骨灰盒。我百感交集,当时我的心情之错综复杂可想而知。从那以后,在这样漫长的时间内,我不时想到西谛先生。每一想到,都不禁悲从中来。到了今天,震惊、惋惜之情已逝,而哀悼之意弥增。这哀悼,像烈酒,像火焰,燃烧着我的灵魂。

倘若论资排辈的话,西谛先生是我的老师。三十年代初期,我在清华大学读西洋文学系。但是从小学起,我对中国文学就有浓厚的兴趣。西谛先生是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在清华兼课。我曾旁听过他的课。在课堂上,西谛先生是一个渊博的学者,掌握大量的资料,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泻水,滔滔不绝。他那透过高度的近视眼镜从讲台上向下看挤满了教室的学生的神态,至今仍宛然如在目前。

当时的教授一般都有一点所谓"教授架子"。在中国话里,"架子"这个词儿同"面子"一样,是难以捉摸,难以形容描绘的,好像非常虚无缥缈,但它又确实存在。有极少数教授自命清高,但精神和物质待遇却非常优厚。在他们心里,在别人眼中,他们好像是高人一等,不食人间烟火,而实则饱餍粱肉,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其中有人确实也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了羡慕的对象。存在决定意识。因此就产生了架子。

这些教授的对立面就是我们学生。我们的经济情况有好有坏,但是不富裕的占大多数,然而也不至于挨饿。我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学生。处境相同,容易引起类似同病相怜的感情;爱好相同,又容易同声相求。因此,我就有了几个都是爱好文学的伙伴,经常在一起,其中有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等等。虽然我们所在的系不同,但却常常会面,有时在工字厅大厅中,有时在大礼堂里,有时又在荷花池旁"水木清华"的匾下。我们当时差不多都才二十岁左右,阅世未深,尚无世故,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我们经常高谈阔论,臧否天下人物,特别是古今文学家,直抒胸臆,全无顾忌。幼稚恐怕是难免的,但是没有一点框框,却也有可爱之处。我们好像是《世说新语》中的人物,任性纵情,毫不矫饰。我们谈论《红楼梦》,我们谈论《水浒》,我们谈论《儒林外史》,每个人都努力发一些怪论,"语不惊人死不休"。记得茅盾的《子夜》出版时,我们间曾掀起一场颇为热烈的大辩论,我们辩论的声音在工字厅大厅中回荡。但事过之后,谁也不再介意。我们有时候也把自己写的东西,什么诗歌之类,拿给大家看,而且自己夸耀哪句是神来之笔,一点也不脸红。现在想来,好像是别人干的事,然而确实是自己干的事,这样的率真只在那时候能有,以后只能追忆珍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