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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动荡的世界》第4节 台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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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程车在等候红灯。望出窗外,哧,并肩的一辆车里,一对男女正在打架。驾驶位上的男人用手撕女人的头发,女人扭曲身体,手中一把雨伞猛刺着男人。绿灯亮了,车子往前滑去,才看见那是部宾士车。

计程车里的广播用不带感情的声调说,北上的自强号列车脱落了最后五节车厢。想象着半截列车往前冲刺,半截列车掉在荒野中,像卡通片里的情节,我大笑出声。计程车司机也在哈哈笑;他笑什么我不清楚,我笑,是因为台湾充满了卡通式的不谐调,令人愕然。

外来的访客对90年代的台湾往往觉得摸不清底细:它究竟很现代还是很传统?先进还是落后?已开发还是开发中?文明还是野蛮?它的文化面貌究竟是什么?

我记得二十年前去六龟的感觉:山路崎岖、路途遥遥。二十年后再去,发觉只是一步之遥。和在柏林、华盛顿、伦敦一样,我们在高雄机场租了辆车,顺着高速公路的指标,看着手里摊开的地图,两小时后,已经轻轻松松到了我心目中偏僻无比的六龟。台湾已经有了与世界同步的汽车文明。

可是在最现代的公路旁,你会看见欧美绝对没有的一片乱葬岗。横七竖八的土坟隆起,压上几块石头;墓碑草率得连生死年月都懒得刻上。捡了骨的坟坑空着,露出深陷土中的腐朽棺木。来捡骨的子孙甚至懒得清走棺中残留的黑色寿衣;掀开的棺盖随手弃置,也不在乎就压在另一堆坟土上。野狗撕裂了寿衣,棺盖上洒着鸟粪。来扫墓的人在泥里一脚一个坑,时不时要滑进别人腐烂的棺木里。

乱葬岗的边缘有根水泥柱,细看之下,刻着“美浓第九公墓”几字。公墓?你摇摇头,觉得不可置信。然后钻进那租来的丰田汽车,继续前行。

回到高雄,这港都的气魄令人心胸一宽。和拥挤老旧的台北多么不一样;这个城市有敞阔的大道、整齐的建筑、悦目的公园。它还有一个海港,使它和纽约、鹿特丹、汉堡、开普顿一样吞吐着海洋的文明,面对最宽阔的世界。

南国艳丽的阳光将椰树和摩天大楼的影子投在笔直的大道上,你正觉得这真是一个美好的现代都会,却看见汽车直闯红灯,一辆接着一辆。走过几个路口之后,你就知道了:原来在高雄,红灯是拿来作参考用的。

在如此现代的都市里,怎么会这样呢?还没想完,高雄人告诉你,他们几百万市民买水喝已经买了好几年。水龙头流出的水没人敢喝,没人敢拿来泡菜、煮面、洗菜。每一个家庭每个月要花好几千块钱买水。

别的车子呼啸而过,你的车在红灯前停下来,为的是有时间倒抽一口凉气。什么?这个现代大都市的水不能喝,已经几年,而市民不曾举行百万人抗议游行,而市政府照常开门上班?当喝净水这个基本生存权都被剥夺的时候,这个都市竟然没有暴动和革命?

没有净水可喝的都市。有那么一刹那,你以为你在孟加拉。

可是这明明是一个最前进的中国人所建立的社会。台湾不仅有与西班牙不相上下的物质水准,它更神奇的发展出五千年来第一回的民主政治。人们热血奔腾地参与总统大选,带着一种南美人玩嘉年华会式的亢奋。多么难得,五千年来第一回!

可是现代民主在这里又透着些许奇怪。候选人以“办桌”的形式请客;披着大红桌布的圆桌圆凳、霸占着公共空间的塑布棚、热气沸腾的大锅大灶大碗……像婚嫁喜庆、小儿满月。你狐疑地想:这哪里像是提出公共政策的地方?

事实上,谁也不在乎什么公共政策。候选人与选民之间有一套与公共政策无关的默契;他们彼此寻找的是彼此之间同乡、同学、亲戚等等血缘地缘的关系。民主选举,只是一种新的形式,形式下的内容仍旧是农业时代的“办桌”文化。

于是你会读到廖福本之流如何如何介入黑道一说,而他的云林“乡亲”百人要组织北上来保护廖某人。你读报错愕:这是什么民主?社会公义、公共政策在哪里?

不在哪里。在“办桌”文化中,乡亲关系的考虑远远超过任何公共议题。只是在民主的表面上,你一时看不出底层的真相。

狗吠。不断的凶猛的狗吠,在午夜,在某一个邻居的院子里。我翻来覆去,疲惫不堪。狗吠声像有人用针刺我的脑袋,我头痛欲裂。

怎么可能?在那么现代的大都会里,在一个小巷里有路灯、转角处有邮局、大人坐飞机去香港采购,小孩在书房中玩电脑网络的大都会里,怎么可能让一只狗在午夜一小时又一小时的狂吠?我到底在哪里?这是什么城市?

在利齿吠声中不安地睡去,又被震动耳膜的扩音器惊醒;才五点,办丧事的电子琴音乐从天而降,声音大得使头上的灯罩微微颤抖。我闭上眼,随着音乐拟想那我自小熟悉的灵前的仪式:哭调、招魂曲、和尚诵经、道士摇铃……。牛角声响起时,我想像那脸上涂着白粉扭动的身躯……。

“虽然是现代科技的滥用,”我对因为噪音而烦躁不安的朋友说,“可是传统还是有意义的。”

“传统?”朋友粗声粗气地回答,“什么传统?他们在放录音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