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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动荡的世界》第6节 历史的伤口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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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纳克回来了。

昂纳克是谁?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代,他的身份证字号是A0000001,东德的“头头”。在1989年,他和苏联来的贵宾戈尔巴乔夫在东柏林盛大地庆祝建国40周年;和他亲面、拥抱、握手的戈尔巴乔夫说:“应变太迟的人会有恶报。”

昂纳克是太迟了。戈尔巴乔夫的预言语音未落,愤怒的人潮已经踢破了昂纳克辛苦建成的柏林围墙。统治东德18年之久的昂纳克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先潜入东柏林的苏联军医院,然后逃往莫斯科,设想到苏联的政变更剧烈,他只好躲进智利驻莫斯科的大使馆。

29日下午,昂纳克又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在踏进即将领他入狱的汽车之前,他对着摄影机握起拳头——共产党信徒的敬礼。回到不久前还是他的领土的柏林,群众等侯着他。有的喊着“释放昂纳克!”有的喊着“凶手昂纳克!”在公安警察重重的保护之下,昂纳克的轿车从机场驶往莫阿比监狱——监狱门口,两个年轻人撑着一条几尺长的白布:“昂纳克,死人会找你复仇!”这两个人曾经在这里坐过三年牢,罪名:逃亡。

等侯着昂纳克的牢房,有一张木床,一张木椅,一个洗手台。在他进去之前,他必须交出所有私人用品,除了10张照片和一只结婚戒指。这个牢房,昂纳克并不陌生:1935年,23岁的地下共产党员昂纳克被纳粹政府以“叛国”的罪名逮捕,在这个监牢里他度过10年青春的岁月。

经过半个世纪,昂纳克再度成为囚犯,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地点;历史的舞台剧充满了颠覆和反讽的伏笔,8月25日将是他80岁的生日。

当载着昂纳克的苏联——不,俄罗斯飞机在柏林机场降落的那一刻,许多德国人会联想到昂纳克在1987年那一次的降落,在西德科隆机场。那个时候,守候在飞机外头的,不是警察和逮捕令,而是一国元首、文武百官,仪仗队和地上猩红醒目的地毯。那只是短短的5年前,也是昂纳克政治生涯的高峰——他,终于得到了西德的默认,以元首之礼接待他,当然也就等于接受了他所代表的政权的“法统”。

五年之后,他的国家已经从地图上消失了,再度下机,机场上没有一个等待握手的政客。车队直接驶往监狱,车程11分钟。牢狱中有他的老伙计:前国防部长卡斯勒、前公安部长米尔克、前行政院长……

德国电视记者说,波恩政客一直大声嚷嚷着将昂纳克缉回,绳之以法;现在他终于来了,波恩政坛却一片沉默,沉默得令人奇怪。

其实并不奇怪,大家心里明白。

沉默是因为尴尬。西德向来就清楚昂纳克政权暴虐的一面:在东德围城统治的28年之中,有23000人因逃亡罪被判徒刑;平均起来,每两天就有一个人逃亡、被捕、下狱。另外有78000人被控“危害国家安全”而坐牢,也就是说,28年来,每天有8个人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而成为囚犯。

明明知道昂纳克是一个暴政的代表,却争先恐后的和他握手,要他签名,和他拍照,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所谓“务实政策”所能掩盖的了。当年的猩红地毯和今天的逮捕所形成的强烈对比,这个对比所传达的讽刺意味,实在是西德政客想躲也躲不掉的。所以尴尬,所以沉默。

深思的人或许有另外保持沉默的原因;面对昂纳克这样的“犯人”,要评断他的人不仅只是考虑问题的司法层面,还有政治层面,还有历史诠释的角度和道德哲学的角度。在种种考虑之中,司法层面可能还是最简单的一项。而实际上,对昂纳克的处理,到目前为止,也就是从这简单,也因此最简化的层面出发。通缉昂纳克的罪名,不是他过往的任何政治作为,不是腐败、无能、经济破产、人权侵犯……而是非常具体的“杀人罪”:德国法务部试图使昂纳克对死在围墙脚下的人负责。德国刑法第二一二条:“不蓄意谋杀之杀人者得判5年以上至终身监禁。”

如果司法机构以这个“技术”成功地将昂纳克治了罪,会有许多人觉得不安:昂纳克令“越墙者得射杀”时,他是在那个制度中合“法”产生的领袖,他的命令因此是国法;谁有理由不尊重他的“国法”?有人反驳:尊重生命才是最基本的法,超越任何国法,然而这是主观的价值判断,是没有法律根据的一种道德取向,而在一个现代法治国家里,道德不能作为判罪的依据,法律才是。所以仅只以法律问题来看待昂纳克,都莫衷一是,更何况,昂纳克所揭开的,还有种种更复杂的难题:

首先,谁有权利审判昂纳克?真正干净的人才能丢那第一块石头:西德政客的容忍和东德大多数人的默许,事实上,都使他们成为昂纳克的种种程度不同的“共犯”。“共犯”哪里有资格审判“主犯”?

再说,如果昂纳克躲在“理想主义”的大旗后面呢?如果对着世界握起拳头敬礼的昂纳克说,他至死相信共产主义,他一切的作为,包括“保卫边境”,都是实践社会主义的理想,造福他所热爱的人民,一切的一切,源于理想,如果他这么说,谁来评断这个“理想”的真与假、是与非、上升与堕落?又有什么依据能使人公正地评断这个“理想”?

1872年,整整一百年前,德国社民党和工党的创始人贝柏被控“叛乱”,他在法庭上为他的“理想”侃侃而谈:“…我自少年时代就为工人解放这个目标而奋斗,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奋斗到底。”他被解往监狱的路上,老百姓沿路对他脱帽致敬。

如果昂纳克在柏林法庭上为他的“理想”——尽管那已是一个灰飞烟灭的理想——侃侃而谈,我们究竟是该对他脱帽敬礼呢,还是给他脚镣手铐?

恶心!极权政治的受害人说,昂纳克不值得任何一丁点的同情和谅解。那成千上万被毁了的人生,那加起来上千年的牢狱,那数不清的妻离子散,那没有声音的家破人亡——就这么算了吗?如果这罪魁祸首不得到惩罚,世界上还有公理这个东西吗?

可是,即使是这些复仇心切的人,大概心里也明白:杀了昂纳克也只能满足情绪,回答不了历史的问题:什么是罪?谁有罪?罪如何形成?惩罚昂纳克只是在对“公理”饥渴时所轻易摄取的速食麦片。

但是即使如此,昂纳克回到德国受审仍是具有意义的。就他个人而言,这是一个扳回尊严的最后机会,和许多其他共产领袖相比,昂纳克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他不曾像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一样被莫名其妙地枪毙,也不会像保加利亚或甚至苏联的共产党头目一样受夺权者的审判:昂纳克面对的是一个公认为公正的西德司法程序。他有机会再度跃上世界舞台,为自己作最后的辩护。即使是失败的辩护,也还比潜逃在某个大使馆的角落默默死亡要值得尊敬得多。

一个80岁的人,除了历史之外,还有什么可惧怕的?

昂纳克的受审,当然又揭开了德东人尚未愈合的伤口。在统一之后的3年中,1700万德东人不仅受到失业穷困的打击,更尝到了一种“自我消灭”的痛苦,在“不知道我是谁”的认同危机中挣扎。这种危机,大部分的人仍旧相信,只是过渡的,但是痛苦并不因此减轻。

昂纳克的出现,将使德东人在为柴米油盐烦忧的同时,再度反省回顾自己的来时路。不久前,昂纳克曾经为自己书面辩护:不管东德人民是情愿不情愿,所谓“统一”事实上是西德对东德的“占领”、“兼并”,吃掉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东德人要比现在有更好的生活保障。

从昂纳克的审判过程中,德东人势必和自己进行内心的辩证:究竟有没有另一条路可走,那个时候?

对西德人而言,这个世纪的第二度历史审判又开幕了。1945年,在纽伦堡,是战胜者列强在裁判一个崩溃政权的是与非,决定它的罪与罚;1992年,是德国人自己试图裁判一个崩溃政权的是与非,试图决定它的罪与罚,一项极庞大、极复杂、极艰难的历史任务。

日尔曼民族也许过度的迷信法治,认为法律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这个民族有面对历史伤口的勇气,有时其他民族是宁可闭起眼睛,让伤口在掩盖下默默溃坏的。

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