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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动荡的世界》第3节 走到世界的岔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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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年轻人,站在长安的街头,看见执金吾的车骑盛大壮观,威风凛凛

的驶过街市。年轻人暗暗对自己说:“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人群里有另一个年轻人,惊诧于车骑的豪华,暗暗对自己说:“这是剥削

阶级,有一天要消灭它。”

老人

近耶诞节,超级市场里人头钻动,手推车堆得满满的,不时有盒糖果饼干从货堆顶上滑下来。在人群的拥挤热闹中,那个老人显得特别冷清。

他慢慢推着车,东看看,西看看,拿起一个罐头,又轻轻放下。推车里空空的,只有小小的一盒巧克力。

有人忍不住开口问了:

“您是从哪儿来的?”

不说也知道,他来自东德。柏林围墙解严之后,每天有几万人从东德涌入西德,亲眼来看看资本主义社会。西德政府给每一个访客100马克(约1500元台币),作为欢迎的札物。

“100马克对我们是很多钱了,”老人很坦率的说,他的身边已经围了一小撮人,“我不想一下子花掉,只是挺想给小孙子们买点那边买不到的东西,譬如巧克力……”

“其实,”老人摇摇花白的头,有点困难的说,“收这一百块钱,我却觉得羞愧——这钱令人丧尽尊严呀……”

考夫曼太太站在老人背后听着,神情黯然。她的车子塞得满满的,一盒奶油饼干不时滑落到地上。等小圈人散了,考夫曼鼓起勇气,轻声对老人说:

“您愿不愿意让我为您的孙子们买点巧克力?我会很快乐,算您帮我的忙——”我赶快转过身去,帮她拾起地上的饼干盒;我实在不愿意看见老人的眼泪。

在停车场上,我们各自把一包一包的货品塞进车里,考夫曼突然停下手来;老人特别赶出来,再向她道谢。考夫曼太太又愉快又尴尬的说:

“这样吧!我家有成箱成箱的巧克力,实在吃不完。放久就生虫了。您愿不愿意告诉我你们在哪过夜?我待会儿可以给您送两箱过去。”

老人楞住了,太太的善意显然使他手足失措,只有我知道考夫曼说的是真心话。考夫曼先生是瑞士雀巢公司的高级主管,家里边好像有个巧克力聚宝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街坊邻居的小孩到了她家,眼睛就发亮。

黄昏时候,考夫曼将两箱包装最华丽、最昂贵、最精致的瑞士巧克力送去给那东德同胞。她穿着柔软光滑的皮草大衣,自车内捧出箱子,气喘喘的踏过雪地。老人已在门口等待。在巧克力箱子换手的那一刻,我好像用眼睛在读历史的注脚:

还有什么比这两箱巧克力更能代表资本主义?雀巢公司,一个巨大的跨国企业,有计划的、不断的吞食兼并掉较弱的企业。它的产品从糖果咖啡到婴儿奶粉,它的市场从最先进的欧洲到最原始的非洲,无所不渗透。

老人伸出感谢而羞愧的双手。

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手吗?经过40年的社会主义生活,度过28年柏林墙的禁锢,老人一朝跨出脚步站到外面来,却发觉自己是别人同情和施舍的对象。老人的眼泪,除了感动之外,大概有更多的伤心和愤懑吧?

考夫曼太太将箱子递过去,老人用双手接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用这样的方式接触,在1989年末,一个年代的结束。社会主义也结束了吗?

尼采

东德的许多知识分子并不认为如此。他们承认40年的社会主义制度遏阻了国家的发展,不,他们说,但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那是斯大林主义;现在我们铲除了斯大林主义,要开始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那将是一个比你们资本主义优越的制度。

“你相信吗?”

尼采先生摇摇头。

他真的姓尼采,一个45岁的机械工厂“领导”,手下有20来个技术员工。

“我想相信,”他啜一口浓黑的咖啡,“但不知从何相信起。这咖啡真香,我们那边买不到。”

“你看看我的工厂!一个清洁工人的工资和一个工程师的差不多,清洁工赚的可能还多一点,谁要苦读去当工程师呢?我手下的工人可能日薪比我的还高,我作主管又有什么意思?反正个人努力和收获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何必努力?所以我们东德工业还停在30年代——”

“你别笑!”尼采正色说,“我厂里的机器就还是30年代的产品。整个东德简直就是个工业博物馆,全是19世纪的老东西!

“唯一解决经济呆滞的办法就是开始自由市场经济,保护私有财产,鼓励创业和竞争——一旦这样做了,还叫‘社会主义’吗?那些学者、作家,如果把自由市场经济也叫社会主义,好吧,那我就相信社会主义!”

尼采是第一次来到西德。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西德的富裕,”尼采给自己添了果汁——蔬菜和果汁都是东德缺乏的,“简直令人难以想象。本来当然也知道西方富裕,可是实际走在街上,实际看见橱窗里琳琅满目的东西,那么多东西我实在从来没见过——实在叫人惊。我简直就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东西……

“还有,干净;到处都干净极了!是呀,同样是德国人,可是东德确实比较脏,你想想看,我们冬天烧煤取暖,卡车运来两吨黑煤,往我们门前一卸,我和一家大小就得花两天的工夫把煤一铲一铲的运到炉子里去。一个煤就把整个城市的街道、墙壁、空气搞得乌黑,看起来就脏兮兮的……“哦,还有,这里的服务,也是我们那儿不可想象的。刚刚你打电话给餐厅叫意大利饼,他们说马上送来,对我这是不可思议。还有,打个电话计程车就来到门口,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还有,”尼采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也有一点激动,“我们东德不是老得奥林匹克各种冠军吗?可是呀,全民性的运动设施却少得可怜。这里,我注意到,每个小村小镇都有游泳池、网球场等等;我住的村子有将近一万人口,什么都没有。”

难道在西德就没看见任何不好的地方吗?就没有任何不愉快的遭遇吗?我忍不住问。

尼采想了半天,有点尴尬的说:“确实想不出来。”

那么,西方是不是只在物质上优越呢?

“不只吧!”尼采叹了口,“你们一向有自由——自由不只是物质吧?一直到上个月为止,我在公共场所讲话还得顾忌隔墙有耳,时时担心秘密的忠诚资料卡上写了些什么,害怕邻居向‘有关单位’打小报告,也没有出入国境的自由……你可以想象吗?”

我当然可以想象;我尝过不自由的滋味。

“亲眼看见西德的好,”尼采显得忧郁起来,似乎在整理自己的思路和情绪,“其实使我内心觉得伤痛。同样是德国人,怎么我们落到这个地步?我曾经多么信仰社会主义,即使在批评的时候,也总相信那些领导人总是一心为国的。现在他们的腐败面一桩一桩被揭开:几百万马克存在瑞士银行、‘军事重地、不准进入’的牌子后面原来是高干俱乐部,布置得像皇宫……这些人怎么对得起人民?我们又何其愚蠢,从来;从来就不会怀疑过共产党领袖腐败到这个程度——我很痛心,因为那是背叛、欺骗!”

“可是,我不会移民到西德来。东德有我的家,我的亲人朋友,我爱我家乡的一土一石,我不会离开,只是希望,希望这场社会主义的恶梦赶快过去……”

警总头子

秘密警察,在东德叫“国安”警察,保护国家安全。需要“保护”,自然表示有个假想的敌人,“国安”局的敌人是对内的,自己的人民——那些对国家“忠诚”不够的人民。“国安”警察要保护的,也是自己的人民,对领导政治路线不存异议的人民。这两种人民要怎么划分?不太容易,所以需要秘密警察进行监视,需要“忠诚”记录作为奖惩依据,需要出入境管理的各种措施来控制人民行动,需要新闻局和文工会之类的机构监督报纸和电视的内容……

柏林围墙垮了,昔日权贵一个一个被软禁收押。人民涌进“国安”局的大厦,想把那从前看不见也不敢看的黑手揪出来。

莱比锡的警总头子在街头被人民包围。在诘问之下,他胀红着脸,对着摄影镜头,还有电视机前几百万的人民,说:

“我错了,我为我过去的所作所为觉得羞耻。”

电视新闻主播

多少年来,她是真理。

在荧光屏上,她以严肃但不僵硬的表情、柔和但不软弱的声音,以最稳重而笃定的态度将每天发生的事情告诉观众。她当然不只告诉人们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也教导人们如何去理解、用什么角度去理解发生的事情。

她的声音和形象充满权威,她的话不容置疑。

现在,东德人民成千上万的聚在街头,排山倒海似的吼叫:民主!自由!真相!

一个妇人作出恶心的样子,说:“我再也不要见到那些人的嘴脸!”

那些人,指的是领导人物,还有那代表真理和真相的电视新闻主播。

西方记者锋利的问女主播:

“你觉得怎么样?”

女主播回答:

“我自己也不愿见自己的嘴脸!不管怎么说,我是那大谎言网的一部分,我助纣为虐。”

银行总裁

柏林围墙颓然而倒,人们涌上街头,狂喜而泣。陌生人在星空下热烈拥抱,久别重逢的亲友捧着鲜花和香槟;老年人流着伤感和记忆的眼泪,中年人露出半信半疑的惊诧,年轻人跨坐墙头上忘情的歌唱,不懂事的孩子骑在父亲的肩头咕咕的笑……人潮像涌动的海水,激发出喜悦的浪花。

可是有些人却以完全不同的心情看柏林围墙的颓倒、社会主义的分崩离析。

有个叫何豪生的人死了。就在我们家往温水游泳他的路上,他的奔驰车突然爆炸。

何豪生是德意志银行总裁。埋伏炸药的,是西德恐怖组织“赤军”。德意志银行是西德最大的商业银行,在世界金融中举足轻重。“赤军”在70年代兴起,意识形态极度左倾,专门以西德和美国的军事和经济领袖为暗杀对象。到80年代尾声,这个组织的核心退缩到大约只有15个人,但是它和资本主义作战到底的决心显然并不曾动摇。

何豪生,在“赤军”眼中,是资本主义的代表。把他炸个粉身碎骨,是“赤军”对世界局势的表态:东欧社会主义或许在解体中,但“赤军”将坚持到底。

何豪生被谋杀的次日,最不可能走上街头的人竟然走上了街头:上千名银行界人士聚集在法兰克福市中心,表示默哀与抗议。“这是极少数人对整个社会的挑战、宣战!”我的老朋友沉郁的说。他是苏黎世信托银行的资深主管。我们并肩走在法兰克福的古老石板路上。

“西德的年轻一代,不晓得为什么,有着偏左的意识形态。”

“譬如说?”我仰头看见他花白的两鬓。

“譬如说,昨天我开车去开一个会,那是一辆奔驰300。在银行出口车子停下来,一群叽叽喳喳的高中生从旁经过,我听见一个大概十五六岁的女生说:

‘你们看!这些脑满肠肥,剥削阶级的银行家开的车子!’”

我忍不住微笑。老朋友却很严肃的说:

“不好笑。当时我听了,觉得很受伤害。那是个非常不公平的指控。我买得起什么车,是我个人工作努力的结果,不偷不抢不骗。说银行是剥削阶级,这是典型的左派分子说辞。他们要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可是今天的社会主义搞成什么样子?这些年轻人接受一个意识形态,觉得激进时髦,却和现实完全的脱离——”他摇头。

我听见教堂钟响,思绪飘得老远。

一个十五六岁的西德青年,看见银行前一辆黑色的昂贵奔驰车,直觉的反应是:“这是剥削阶级!”一个十五六岁的台湾青年,如果在银行前看见一辆黑色的昂贵奔驰车,他的反应是什么?台湾许多杂志作过调查,大多数人心目中最成功、最有影响力、最值得效法的人物往往是王永庆,台湾的大资本家。看着奔驰车,一个十五六岁的台湾青年大概会说:“有一天,我也要和他一样!”

有一个年轻人,在长安的街头,夹在人潮里看热闹。执金吾的车骑盛大壮观,威风凛凛的驶过街市。年轻人暗暗对自己说:

“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人潮里有另一个年轻人,他也惊诧于车骑的豪华,暗暗对自己说:

“这是剥削阶级,有一天要消灭它。”

哪一个年轻人对呢?

齐奥塞斯库

在莫斯科大剧院看芭蕾舞。

表演结束之后,所有的观众,包括台上谢过幕的舞者,全都转向剧院后上方鼓掌。我好奇了,举头一望,台上站的竟然是戈尔巴乔夫夫妇,还有他们当晚的国宾——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总统。

观众兴奋而热烈的鼓掌,两国领袖优雅的微笑、挥手。鼓掌,是为了齐奥塞斯库吗?苏联的人民难道不知道齐奥塞斯库是一个心狠手辣的现代暴君?多少人因为他而流离失所,多少人因为他而冤死苦牢,你怎么能为他鼓掌?

东欧剧变后,许多人和我的想法相同:这把火,大概烧不到罗马尼亚,因为齐奥塞斯库的秘密警察像铁盖似的紧紧罩着罗马尼亚,外面的风不容易吹进去。

可是最不可思议的竟然也发生了。

和过去的25年一样,齐奥塞斯库又在首都演讲,人民又听令聚集在广场上,手里又拿着标语布条,嘴里又喊着“万岁”的口号。国庆、解放日、劳工节、齐奥塞斯库华诞……都要来这么一套,25年如一日。

突然之间,在谁也不曾意料的时候,喊万岁口号的人们变了脸色,他们口中喊的竟然是“打到齐奥塞斯库!”“我们要自由!”

本来机械化的手势变得生动有力,口号像草原上的野火窜烧,热烘烘的形成怒吼。齐奥塞斯库站在高高的看台上,惊慌失措。

没有计划,没有组织,只是人心郁积了40年,一日之间,像泄洪一样的暴发,要求解放。

齐奥塞斯库逃亡。

人们在秘密警察的大厦里发现尸体,上千具尸体。几天前齐奥塞斯库曾经命令军队对示威的群众射杀;尸体中有中弹死者,更多的,却是那种全身紧绑绳索和铁丝网,血肉模糊,显然受酷刑而死的尸体。

电视镜头摄到一个婴儿的尸体,硬帮帮的,像炸过的脆虾饼。

忠于齐奥塞斯库的警察部队开始和反齐奥塞斯库的正规军进行巷战。老百姓闯进纪念齐奥塞斯库的博物馆,撕他的书、对他的照片吐口水、焚烧他的海报、推倒他的铅铜像……聚在街头的人们,不知应该为被暴政所杀的同胞而哭,还是为暴政已亡而笑。一个满脸胡须的中年男人出现在西德电视上,他说:

“我们经历了40年的社会主义,25年的个人独裁,罗马尼亚是个苦难的国家,请——”

中年人呜咽不成声,眼泪流下来——“请帮助我们在自由中站起来……”

齐奥塞斯库被捕、被杀。朝代结束。

转机

也许是因为在灌输式、教条化的教育中成长,我已经不相信任何教条,不相信“仁者必胜”,更不相信“暴政必亡”。但是在这80年代结束的一年,我目睹了东欧的革命;我震惊,我感动。不论是不曾流血的东德,还是流了血的罗马尼亚,都是“人”的意志在改变世界,在扭转自己的命运。在东德,人们用脚步来表达对专制的唾弃,在罗马尼亚,人们用生命、用拳头,去抵抗独裁的暴力。

独裁、专制、腐败,不是哪一个主义制度所独有,但是东欧革命狂潮就应该给所有的专制政权,不管它是否社会主义,一个冰冷的警告:暴力,不能持久。

或许有些教条竟是可信的。

在年代的转折点上,望着流血流泪的东欧,我震惊,我感动,我心怀希望。

1989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