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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快意恩仇录》东郭纪——狼是东郭,东郭是狼,如此丑陋,谁敢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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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三十三岁1968年时发生了柏杨(郭衣洞)案,冤狱发生前后,我义助柏杨,做了一些事,前后持续七年之久。我对柏杨的义助,主要乃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在他是一位作家。从作家标准上看,我从来深信: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当然也不例外。柏杨的专精和博学训练都很差,他没有现代学问底子,作品实在缺乏深度、广度与强打度。柏杨的文字有一股格局,不外是口口声声“糟老头”啦、“赌一块钱”啦一再重复的滥套,他的存货和新货都是很贫乏的,所以只能靠耍嘴皮来作秀,谈不到深度和广度。至于强打度方面,他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察总监,于是就“三作牌”得周而复始。我真奇怪一些读者怎么受得了他那点翻来覆去的老调儿,我真怀疑这些读者的水准!杂文以外,他的历史作品写得很热闹,但是颇多错误,给与他同一水平的读者看可以,给专家看就会笑,这是因为他的历史基础有问题的缘故。凭他那点历史基础还要翻译《资治通鉴》,司马光何辜啊!

我与柏杨相识于1965年,并无深交,到了1967年,偶有来往。1968年2月29日晚上十点半,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很神秘、很急迫地说,无论如何要我去他家一趟,于是我去了。他请我到他书房里,神色很是不安。他知道我曾一再被治安机关“约谈”过,经验丰富,乃反复问我被“约谈”的细节,并说他出了一点麻烦。原来1967年5月,他的太太艾玫应《中华日报》社长楚崧秋之聘,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家庭版中刊有“大力水手”(Popeye)卡通。艾玫事忙,编务有时由柏杨代办,柏杨在1967年10月6日到13日刊出的卡通中,选登译文,出了纰漏——被调查局认定有“侮辱元首”之嫌。于是,1968年2月29日这天,艾玫被“约谈”,一连十多个小时后,还没消息,柏杨慌了,乃电话请我去他家,特别对被“约谈”的一般情况,详为打听。我当时只觉得怪怪的,怪柏杨为什么老是问这些问题,并不知道艾玫已被请去,柏杨也没透露。到了12点,我打算告辞了,忽然楼下有汽车声,接着艾玫开门,踉跄而入,大哭大叫,连说:“他们审我一连十五个小时啊!他们连我上厕所都要跟着看啊!……”经柏杨照顾了好一阵子,艾玫情绪才稍稍平静,最后柏杨才向我说出“大力水手”事件的全部情形,并问我意见。我说,看来国民党来意不善,你要有心理准备。柏杨深以为然。我对他们加以安慰后,已是夜里2点,就回家了。第二天清早,果然不出我所料,柏杨也被请去“约谈”了。“约谈”长达二十七个小时,事后(3月2日)柏杨有长信给孙观汉,备述始末,其中一段谈到我:

向先生突然报告这坏消息,实在遗憾,但又怕以后不能再向先生修函,则趁此时机,且做最后一叙,想一想我真是个老天真,见识且不如李敖这个年轻人,李敖先生经常携带一小衣箱及洗脸漱口用具,准备随时被捕,我常讥笑他小人之心,把中国合法政府看成什么了?诚如先生言,社会上多少总有公道,想不到我和艾玫突然受此,不但无颜对祖先,且无颜对李敖。……

柏杨是2日中午放出来的。这封信是2日下午见过我以后写的。我在日记上说:“早为柏老办事(向调查局抗议等),午始放出。下午见一面。”见面后柏杨问我意见,我说:“他们这次放你,只是观察你被放后一时反应或跟什么人联络,我看事情还没过去,你要交代的,就先妥为交代吧!”他听了,决定采纳我的意见,写信给孙观汉,并向艾玫交代“身后事”。他留了一封长信给艾玫,艾玫拿来听我意见,我也做了一些建议。柏杨信中“外务找祖光、李敖”、售出版社“请左焕文、李敖介绍”、“书则赠李敖”、“但盼告寒爵、申虹、紫忱、李敖,俟有机会,为文”等话,前两点是杂务,都由屠申虹他们料理了。柏杨的藏书我一本也没收受,我向艾玫说:“这些藏书是柏老的心血,请给他完整保存,等他回来享用,我是不敢收的。”最后一点倒是我最关心的,但是我已被国民党完全封锁,实在没有机会为文,因此,我决定向海外设法。我的方式有三项:

一、尽量把有关案情的一切文件,偷运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是柏杨自己的答辩书。因为我告诉过柏杨,人一入狱,要想合法传出手写的东西,就难难难;但是若以答辩状等法律文书偷关漏税,则或许能有漏网的机会。因为给律师参考的法律文书,为诉讼所必需,理应放行才是。我相信柏杨会记得我的话,他下笔又勤又快,牢中无事,把自己冤狱详细道来,必然精彩。柏杨入狱后,我请艾玫再做这一暗示给柏杨,果然柏杨就把答辩书陆续供应出来了。我主要透过我的美国朋友梅心怡等的协助,流传海外,使柏杨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下。

二、尽量把柏杨冤狱新闻,转达给外国记者。在这方面,我主要透过台北美国各大学中国语文联合研习所所长魏克曼(Frederic Wakeman. Jr.)等的协助。在他们的协助下,《纽约时报》在1969年7月3日和9月7日,都有长篇报道;《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在1971年7月17日也有长篇报道。这样更使柏杨的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下。

三、尽量展开营救行动。在这方面,我主要透过孙观汉。孙观汉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物理学博士,是用闪烁计数器测定中子的第一人,也是用陨石粒子测出月球自行发光的第一人,拥有在美注册的四十种以上的专利。曾任“国立清华大学”原子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美国西屋公司放射线与核子研究所所长。我透过孙观汉营救柏杨的事,值得特别细说一下。我在柏杨被捕二十四天后(3月28日),托梅心怡转密件给孙观汉,其中说:

去年读先生写的《李敖和天才》等论我的文字,以及先生给我的信,我就早想写封长信……

关于长信的内容,现在还得推后说,我得先说柏杨的事。从艾玫被传,到柏杨再捕,我都是最接近这件事的一个人。从艾玫被传那天晚上,柏杨约我“商身后事”起,我一直在旁帮了一些忙。如今柏杨失去自由已经二十多天,官方刻意“做案”的态度已极明显,宪法、提审法、刑事诉讼法等保障基本人权的条文已被忽略得不成样子,我觉得我必须发出这封自柏杨出事以来我一直想写给先生的信,向先生提供一个也许可行的方法。

我的意见其实先生在给艾玫和寒雾的信中,也呼之欲出了的,那就是请先生出面,以先生声望和号召力,尽快联名李政道等,发表一封公开信,投诸The New York Times 等报,对国民党政府施以压力。——这个政府目前只有海外舆论的压力,可以稍对它的爱面子心理有点警惕作用。除此之外,实无他法。这个方法对救雷震等人无效,因雷震已使他们“咬牙切齿”,所以只有不要脸,不买海外的账;但这个方法对救柏杨却可能有效,因为柏杨只不过使他们“疾首蹙颊”而已,所以他们可能还肯为了爱面子而放开血手一下。公开信方法即使无效,也可收“暴其恶”的效果,同时可使柏杨不做无名英雄,也是给他一种安慰。

3月17号 The New York Times 星期日版第7页,有专栏论“文星事件”,也论到我被迫害等事,先生便中不妨参考。我的意思是柏杨事件当向海外报章揭出真相,使作恶者至少知道休想再认为可作恶而无人知。——我觉得这是海外知识人至少该联合起来做的一件事。

设想每在国民党政府作恶一次或有一次违背自由民主的记录的时候,海外知识界就联名发表一次宣示,这该是起码可行的事,也是起码对在苦难中国人的一点声援。不要沉默抗议,也不要写信求情,沉默和求情对这个政权是无效的,也是软弱的。我们要使作恶者知道:只要他们不厌于作恶,海外知识人就不倦于揭发,形成这么一个习惯或“连锁反应”并使他们知道,日子久了,应该就有效果了!

柏杨事件,纯是冤狱。柏杨并非“殉道式”人物,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而竟阴错阳差,被比照“犯上作乱”者处理,硬逼他做英雄,这真是这小岛上的大怪事!咳,观汉先生,我们知心的朋友,您以为如何?……

孙观汉在收到我的信后,曾在7月7日有信回我,这封信当时我未能看到,而是八年以后——我出狱后——才看到的,原来他竟反其道行之,仍旧向当政者求情,“求求你释放柏杨先生”,结果证明无效。五年以后,1973年6月,孙观汉在香港发表《李敖谈柏杨的冤狱》,公开了我给他的密件和他的回信,他公开表示了他营救方向的错误。他说直到1971年李敖被捕了,他才觉悟过来:

这是五年前的事了,现在回头看来,李敖先生有两点先见之明。第一,他说求情是无效的,我却仍去求情,结果被事实证明无用。第二,他主张把压制自由的事件公开发表,我却怕风怕势地因循了好久,才了解公开发表的需要。

为什么我在给孙观汉的信中指出柏杨并非“殉道式”人物,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呢?实在是因为我深知他是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出身,他离开国民党核心,不再得宠,原因是桃色事件,不是思想事件。他即使是在入狱前夜,还深信他的国民党老上司李焕和蒋经国可以帮他妻子出国,他留给艾玫的长信中口口声声“可找李焕先生或径找蒋主任,哀诉,必可获助”、口口声声“蒋主任是热情忠厚之人,李焕先生一向对我关爱”、口口声声“蒋经国主任是一代英雄,是非必明。……要求出国,英雄必热情,当无问题。……”这些话,无一不显示了他的基本心态,也显示了他跟国民党的深厚关系。柏杨非但不是“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并且其依恋钦慕之情,还大大溢于言表呢!柏杨1968年8月4日的答辩书中,有这样一段:

……自幼受学生集中训练及从事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对总统有一种婴儿对亲长的依恋之情,至于对蒋部长,只举一件事来做说明,台湾中部横贯公路十二景是我定的,在定景当中,有一个蒋部长所住过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后来被命名为“日新冈”),我特地定名为“甘棠植爱”,这份钦慕的心意,唯天可表。

而最讽刺对比的,是他在被捕之日,还在《自立晚报》上发表响应“蒋夫人的号召”(1968年3月2日)呢!——不但马屁咚咚朝父子身上拍,还贾其余屁,直奔蒋婆呢!所以,我才说:“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察总监”而已。柏杨入狱,是“阴错阳差”,并不是真的反对国民党,更别提反对党中央了。可笑的是,柏杨竟被某些浑人硬当作反国民党的政治犯,这不是怪事吗?

柏杨在十年冤狱家破人老以后,回到台北,公然表示原谅并同情迫害他的特务、检察官等人;另外在1988年1月15日的《中国时报》上,以“悼蒋经国先生”为题,大做肉麻的吹嘘,举凡“杰出”也、“英明”也、“衷心的祝福蒋经国先生在天之灵”也,全部出笼;又在第二天1月16日的《中央日报》上,以“永怀哀思免于恐惧的自由”为题,再做肉麻的吹嘘,举凡后悔没单独与蒋经国“合照”也、“值得称赞”也、“功德”也、“蒋经国先生领导上开明、宽容的胸襟”也,也全部亮相。这种置蒋经国整他、使他十年冤狱家破人老的杰作于不问,反倒殷殷以马屁抱怨的作风,古人的以德报怨,又算老几呀!柏杨一方面向蒋经国重拾旧屁,一方面已经变成一个吓破了胆的人,连“警察总监”都不敢碰了。远流出版公司为他印白话《资治通鉴》广告,广告中印了区区“借古讽今”字样,柏杨都坚持一一涂去,令远流出版公司的同人叹息不止,他们没想到柏杨的胆量,竟已一至于此!柏杨不但对蒋经国发贱,以德报怨,同时对李敖却一反其道,以怨报德。他出狱后,写《活该他喝酪浆》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献给余纪忠先生暨夫人感谢对我的照顾和爱护”;他写《按牌理出牌》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赠给罗祖光先生暨夫人感谢患难中对我的帮助”;他写《大男人沙文主义》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赠给史紫忱先生暨夫人感谢对我深挚的友情”……从国民党中常委到国民党大特务,一律即溶咖啡式快速感恩不绝,而此辈中常委与大特务,却是在他受难时理都不理他的,试问李敖这种在他“患难中”真正对他“帮助”的、“照顾和爱护”的,是不是也该有点次于献书、赠书的待遇呢?被柏杨献书、赠书,与国民党中常委大特务为伍,固不足为李敖之辈光宠,但是柏杨出狱多年,对李敖无一言之感、一字之谢、一语之褒、一饭之赏、一册之赠,反倒在李敖陪萧孟能太太朱婉坚去花园新城找萧孟能履行“民法”第1001条“夫妻互负夫妻同居之义务”时,左袒萧孟能及其“女朋友”,开车亲送其第三任夫人于楼下,由其第三任夫人上楼助阵……试问柏杨这种道德标准,岂不太离奇了吗?另一方面,在忘恩负义的林正杰及其手下,联合国特诽谤李敖的时候,柏杨竟在背后怂恿“快快出专书整李敖啊!”可见此公道德标准之离奇,甚至不是普通的离奇呢!

由于当年孙观汉跟我“同谋”营救柏杨,我乃在1984年2月3日写公开信给孙观汉,要他表态。孙观汉不负所望,终于在五十天后,给了我公开指教。他的指教登在4月10日的《自立晚报》上,标题竟是“将相和”,我看了以后,认为孙观汉又糊涂又伪善,因此提出反驳,我指出:

……“将相和”的第一条件是“将”的方面要负荆请罪,“将”本人有此觉悟最好,本人若没有,他的好友要以大义相责,督促他有此觉悟。孙观汉先生是“深明大义”的人,又是柏杨的好友,他不以大义相责柏杨,督促柏杨向李敖谢罪,却把“将相和”的责任,要蔺相如一起分担,这是大错特错的……

廉颇虽然对蔺相如嫉妒……“将”对“相”虽然不和,却绝无忘恩负义。……双方“和”的条件,基础上是平等的。但是“柏李二位”却不如此。柏杨当年是阶下囚的地位,我既辛苦又冒险去救他(孙观汉先生救柏杨,因是在美国遥救,辛苦异常,但是无险可冒),最后且变成我坐牢的黑罪状之一。警总保安处处长吴彰炯少将他们追问我种种细节,并追查“国际奸人”,我曾饱受刑求,我的朋友梅心怡等“国际奸人”,直到今天还不准再来台湾。我在柏杨受难之时,前后七年,援之以手,身受其害……如今孙观汉先生“深知李敖营救柏杨内幕”,却按下不表,不旌善人,反为忘恩负义者隐恶,把大义凛然的“将相和”,弄成是非隐晦的“将相和”、糊里糊涂的“将相和”、和稀泥式的“将相和”……这种“将相和”,只是拖着蔺相如一起打屁股的大义、只是要义人为不义者“牛排分担”的大义、只是私人吵架又和好了的大义,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营救柏杨的人中,除我以外,至今还有两个人,一直不被正人君子们所提起,那就是柏杨的第二任太太艾玫,和称柏杨做老师的屠申虹。在柏杨被捕时,艾玫只是在校的大学生,并在“中国广播公司”任职。柏杨被捕后的第二天(还没被起诉),柏杨的四十年老友、“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假基督徒黎世芬,就强迫艾玫辞职。很快的,艾玫发现黎世芬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个,原来所谓几十年的老友,都一个个躲开了,除了海外的孙观汉和岛上的屠申虹和柏杨新友李敖外,大家都识时务者为俊杰了。

这年9月9日的国民党“中央社”《参考消息》里,有这样的内部文件:

《纽约时报》诬我压制知识分子

【中央社纽约8日专电】《纽约时报》星期杂志今日刊载有关军事法庭判决柏杨徒刑十二年的台北报道。

该报道刊载于第5页,标题为:《台湾小说家被判徒刑十二年——在限制知识分子的运动中曾被秘密审问》。

该报声称,在一次庭讯中,柏杨“推翻了他曾参加东北共党间谍学校的供词。他说,此项供词系在长时间和疲劳侦讯之后所获得”……

同时,该报道提及彭明敏及李敖案件。

据悉,彭明敏既不能获得一份职业,也不能获得前往美国的护照。“他数年前已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奖学金。他及他的家属经常被监视。当友人访问他们之时,常被阻止,并加查询。”

至于李敖,“已被禁止出版任何新书。为了谋生计,目前他以买卖旧电器用具为业。”

这一秘密文件中提到的柏杨“推翻了他曾参加东北共党间谍学校的供词”一事,是全案的一个关键。因为据柏杨的答辩书,提到该间谍学校叫“民主建设学院”,如果证明根本无此学校,则可推翻所有罪状。柏杨在自诬过程中,留下了这一个可以查证的活扣,以期翻案,这是他的聪明处。9月5日,艾玫特别找到我,这时我已经五个多月没有见到她了,不知她已搬到了泰顺街。她拿出柏杨的答辩书给我看,要我表示意见。我一眼就看出柏杨留下的这个活扣,我说,我在日本有一位朋友,就是《联合报》驻日特派员司马桑敦,他是吉林双城人,为共产党坐过牢,又是东京大学硕士,他博闻强识,也许可以帮忙查一查。艾玫听了,欣然色喜,就请我写信给司马桑敦。我在9月6日要跑支票,就在9月7日清早3点起,写信给司马桑敦,并于午前亲送去给艾玫过目,艾玫认为可以,就由她发出了。不料我高估了司马桑敦,他不但无能为力,甚至连信都不敢回。到了第二年5月14日,胡金铨、王敬羲约我去国宾楼下吃消夜,我去了,见到艾玫在座,我问了一些柏杨的事,她说柏杨还好。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据我所知,虽然柏杨入狱前有“不必记挂我”、“另行改嫁,不必指望我,以误青春”、“不必给我来信”等“身后事”的书面交代,但是艾玫的确努力在等待、在挣扎,最后,她虽然没有再苦等下去,但她为了营救柏杨,的确也尽过不少力量。说风凉话的人们,不该为了她的为情不卒,就抹杀了她的努力。多年以后,记者问到她和柏杨的事,她说:“我已经仁至义尽。上帝会证明一切。”柏杨出狱前,还有过《出狱前夕寄前妻倪明华》的大作,最后四句是:“感君还护覆巢女,魂绕故居涕棘荆,我今归去长安道,相将一拜报君情。”但在出狱后,柏杨“报君情”的,竟是公然写文章说艾玫“她正伤心我的平安归来”(《爱书人》1977年7月1日)!艾玫为柏杨奔走营救,辛苦“还护覆巢女”多年,最后得到的评语,竟是如此十个大字,我想艾玫心术再坏,也不会坏到为柏杨“平安归来”而不开心吧?这样子说一个曾经同甘共苦过的、含辛茹苦过的第二任妻子,柏杨的道德标准,真是我辈浅人不能测其高深了!柏杨的第三任太太,是柏杨出狱以后结识的,我幸会一次,只见到一脸横肉,扑人而来,深感去艾玫远矣!这位第三任太太曾有“诗”云“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其实柏杨在火烧岛上的时候,她爱的人,别有其人,并且在台湾。台湾“诗人”作品之易引错觉也,由此可见。她又写过半通不通的《单程票》(给柏杨)一“诗”,其中说:“而险如夷、惊已安/我们俩注定会守望到/北极星的悬升/在命运苍茫的曙色里。”艾玫不幸,她没福气坐享其成,在文字上消受“而险如夷、惊已安”的风凉;她只能在行动上,与柏杨共度惊险的岁月,共度那又惊又险的岁月。最后,“在命运苍茫的曙色里”,她一阵泫然、一片沉默,抱着柏杨的十字评语,妄想“上帝会证明一切”。

另一个一直不被正人君子提起的屠申虹,在我写文章揭发柏杨后,他写了追忆,提到他收到一本祝贺柏杨六十岁生日的书——《柏杨与我》:

在这本花团锦簇的祝寿文集中,到底欠缺了什么……它欠缺了几个人的名字。由于欠缺了这几个人的名字,于是,在整个事件的串联上,就发现了缺失,正好像在过去国民党的革命史上,故意遗漏了汪兆铭(精卫)一样,让很多史实,都得不到合理的衔接。但是却又故意地增添了某些人物,于是在事件的发展上,又多出了一些可笑的枝节。

这其中所欠缺的几个名字:第一个是艾玫(柏杨先生的第二任夫人)、第二个是李敖、第三个是我——屠申虹。

由于在这本文集中,漏失了这三个名字,于是在《柏杨与我》的内容中,只能看得到浮面的花花草草,而完全没有触及到柏杨受难事件前后约半年之久的那一段沉痛过程;也正因为如此,在这本文集中,只有“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那种凭空想象式的感性诗句,而完全没有柏杨被捕期间的那一份惊悸惶栗、哀告无门的眼泪。……

屠申虹又写道:

比较起来,柏杨先生比李敖幸运,在他入狱之后,还有李敖和我可以为他料理一些善后。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和李敖除了要为柏杨师设法摆平留下来的“支票款”以及出版社的杂务,更要强颜欢笑地安慰整天泪眼婆娑的柏杨夫人(艾玫女士),和当时才七八岁的女儿佳佳。由于那一段痛苦的日子,实在让人难忘,因此,在我的内心,对艾玫所受到的伤害,亦就难免有着一份较为偏袒的同情。在这一个事件过去后的十年,在柏杨师脱难回到台北的当天,《自立晚报》总编辑罗祖光先生和我陪柏杨师吃饭,在饭桌上,柏杨先生对艾玫的未曾等他出狱团聚极不谅解,讲了一些相当愤慨的埋怨话,我当时为艾玫讲了几句很持平的公道话。……

不料这几句持平的公道话,就被柏杨怀恨在心,从此,屠申虹也出局了。后来屠申虹对我摇头苦笑,说:“我们当年那样又冒险又辛苦地帮柏老忙,下场竟是你李敖被诬赖为奸夫、艾玫被诬赖为淫妇、我屠申虹被诬赖为账目不清。想来真是窝囊。”我说:“柏杨的可恶、可恨与可耻,在他摧毁了人类最高贵的一项道德。朋友有难,凡是袖手旁观的,都没事;反倒是援之以手的,都遭殃,都被诬赖成奸夫、淫妇、账目不清。柏杨这种恩将仇报,无异警告了人类:在朋友有难时,你绝对不可帮忙,这种义助的道德是要予以摧毁的,而柏杨公然摧毁了它。柏杨此人其他的卑鄙不足论,但他公然摧毁了人类的道德可就太差劲了。”古书有《中山狼传》,说赵简子在中山打猎,追逐一狼,狼向东郭先生求救,脱险后反咬恩人,这是中国有名的忘恩负义故事。如今柏杨公然摧毁了人类的道德,千载以还,恐怕一切都要改写,狼固是狼,东郭也是狼,因为照柏杨这样菜地做人,人人都是狼了,没人要帮别人,也没人敢帮别人了。

与柏杨朋友一场,有两点他帮我的,虽事情不大,我仍感念。第一是我1967年同汤炎光、屠申虹办《文风》杂志,签约时他惠予见证。第二是1972年2月28日,我自警总保安处移送军法处,即从台北博爱路移送景美秀朗桥下。第二天,看守所同意我可以用书面向看守所图书室申请借书证,同房的袁耀权也同时申请,可是晚上书来的时候,却只有我申请的先发下,借书证上登记的笔迹,一看就是柏杨的,同时还为我选了一本书——雷马克的《生命的光辉》,是以德国集中营为背景的一部小说,在苦难中读了,令人鼓舞。我很感谢柏杨给我这次无声的优先服务,我至今不能忘记。那时柏杨正在做全所图书室主管,是“外役区”的肥缺,白天可以自由活动,如果想办法的话,也有机会照顾到我们这些整天在“押区”的难友,可是我始终没有得到他的任何照顾。到了4月,柏杨被移送绿岛了。过了两年,“押区”的刁德善他们也要移送绿岛,我秘密请刁德善带了点礼物送柏杨,并转告柏杨我为他奔走的种种细节,包括国际笔会开会,宣读在狱作家名字时,柏杨都名列其中等事,希望能给他一点安慰。我并请刁德善他们特别照顾他。

柏杨出狱后,托林紫耀间接转话给我,希望把我藏书中他的著作借给他,可是我的藏书,在我多年坐牢期间,经过治安机关的洗劫和亲朋的打劫,已经散失不全,柏杨作品也在散失之列,我对柏杨,只好据实转告,歉未应命。我结婚后,胡茵梦提议请柏杨吃饭,我同意了。不料她电话打去,柏杨表示他饭局很多之意,这一请客,也就作罢了。后来得知,我已被他不分青红皂白、打成奸夫了。我生平义助朋友也不在少,但义助下场如此含冤莫白、如此倒霉透顶的,倒是第一遭,每一想起,就会痛恨“柏小人”也。

由于我对“柏小人”这种国民党文人的鄙视,衍生出另一种情结,就是我非常讨厌我的名字和他们连在一起。有一次远流出版公司的王荣文写了一篇文章,中有一段说:“读史以识世局、决大势。……我们更乐意看到更多位如李敖、高阳、柏杨等勤于耕耘史学的优秀作者。”我读了,深感未甘。昔初唐四杰,有“王(王勃)、杨(杨炯)、卢(卢照邻)、骆(骆宾王)”之称,杨炯闻之,却说:“吾愧居卢前,耻居王后!”今我耻居高、柏诸人之前,这种国民党文人的名字,跟在我屁股后面,我的屁股都引以为耻啊!正因为我考虑到我屁股的感觉,凡是有人写文章或讲话把我和国民党文人扯在一起,必犯我的大忌。当年胡适在美国,报章一登,常常有胡适、于斌如何如何。我想胡适心里一定不爽:于斌是什么东西啊!老跟我连在一起!人间无端之事,此为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