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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快意恩仇录》星火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是火首,谁敢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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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61年8月18日考进台大历史研究所,苦于生计,由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之介,进了罗家伦、陶希圣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做临时雇员,每月一千元,帮忙找开国文献,但不撰写什么。罗家伦是“五四”风云人物,跟我长谈了一次,印象最深的是外传他“一身猪熊狗”,见之果然,长得真是又怪又丑,更糟的是他的声带,此公声带有异,发音沙沙作响,好像公火鸭似的,他大夸我的文章多sharp,念出sharp这个字,因有sh的音,更是沙沙,非常好笑。其实他也可以sharp啊!可惜他整天做官、办党、写毛笔字,所以一点儿也没当年“五四”的影子了。我后来写《胡适评传》时,向他主持的国民党党史会借《竞业旬报》,他同意了,但要我不可透露来源,其畏首畏尾心态,有如是者!陶希圣做过汪精卫的宣传部长,以汉奸名,为人阴险外露,他拉拢我入国民党不成,最后把我请走了,请走后还写文章骂我,实在卑鄙。我被陶希圣请走后,另一国民党大员张其昀对人说:“人弃我取,我想请李敖到我这边来。”当有人转达这一好意后,我表示:“我已经后悔去陶希圣那边了,我再也不要跟他们有任何干系了。”虽然此事息于未萌,我也从不认识张其昀,也没见过此人,我倒觉得他不无知人之量。

我进文献会前,已投稿《文星》;到文献会后,与文星关系愈来愈近:离文献会后,索性全部文星了。跟文星合作,首先改变了我的“经济结构”,当文星老板萧孟能把第一批写书稿费一万元交到我手上的时候,我真是开了洋荤。——我有生以来,手中从来没有握过这么大的数目,当然我看过一万块钱是什么模样,但那是在银行,钱是别人的,这回可是自己的,感觉完全不同。与文星合作,虽然最后成为“魔鬼终结者”,但不论自己怎么“声名狼藉”、怎么得、怎么失,在经济上,我却从此走向“有一点钱”的不归路,我终于逐渐摆脱了穷困的岁月,“一钱难倒英雄汉”的日子,对我终于远去。文星结束时,我有了一户三十二平方米的公寓房子,这是我生命中的大事。——从二十六岁时还向朋友李士振借钱二百二十元付房租做房客,到三十岁时迁入自己价值十二万的“国泰信义公寓”做寓公,当然对我是大事。我心里至今感谢萧孟能,虽然这是我劳心劳力冒险犯难所应得,但有此机缘,不能不说和他有关。——一笑以蔽之:恩怨情仇何足数,能数的,起自一万元最具体了。

这一“国泰信义公寓”,是四楼公寓的顶楼,总价十二万,六万元付现进门,余六万元分期付款。我这户东面两户是文星资料室、西面一户由陆啸钊买到,四户相通。在起造过程中,我发现房子盖得不老实,偷工减料,面积也不足,我单枪匹马,跑到国泰建设公司去理论。它的老板蔡万霖亲自出来,很傲慢地向我威胁说:“李先生,你知道我们蔡家兄弟是什么出身的?”我说:“你们是流氓出身的。”他听了我这种单刀直入的口气,吓了一跳。我接着说:“蔡先生,你知道我李某人是什么出身的?告诉你,我也是流氓出身的。不过我会写字,你不会,要不要打官司、上报纸,你看着办吧!”蔡万霖不愧是聪明的土蛋,他识时务,立刻屈服了,赔钱谢罪了事。他之所以有今天,富而好“李”而不好讼,自是原因之一。这土蛋当年没今天这么胖,今天纯粹已是脑满肠肥兼满脑肥肠的家伙了。这土蛋变成世界十大富翁之一后,深居简出,住在我的隔邻大楼“霖园大厦”,警卫森严,有一天我在京兆尹吃饭,“霖园大厦”豪门突开,我遥望对面蔡万霖家过年大张红幔,上写“金玉满堂”四字,觉得好笑。《老子》书中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谴其咎。”当然土蛋蔡万霖是不懂这段古书的。蔡土蛋不懂古书,却懂颠覆三民主义,且和孙中山好有一比。孙中山做钦命要犯时,满清政府按照惯例,把他的姓名更改以丑化他,在公文书上,“孙文”变成了“孙汶”;蔡万霖做一代财阀前,土蛋按照迷信,把他的姓名更改以美化自己,在公文书上,“蔡万林”变成了“蔡万霖”。两人不同的是,前者加水、后者加雨而已。孙中山讲三民主义,发明土地“涨价归公”之说,自以为得意。但这种闭门造车、一相情愿的主义,其实是没有可行性的,因为“涨价归公”要能实行,乃以土地有无移转为要件,若土地根本没买卖,则对有买卖者而言,即为不公:若对没买卖者抽税,则因根本没买卖而增加负担、因根本未获涨价所得而增加税捐,又是不公。可见没那么容易!如今国民党伪财政部赋税署官员表示:大财阀炒作房地产获取暴利,并不是因为他们逃税,而是政府课不到他们的税,因为他们买到土地以后根本就不卖,所以土地增值税也就无从课起,“涨价归公”也就徒呼负负!土蛋蔡万霖已经阔到不卖房子只租房子了,孙中山想得到吗?多可怜呀,会做梦的革命家!做了半天梦,加雨的,打倒加水的。孙中山被蔡万霖打倒,我却打倒过蔡万霖,只是小规模的一次而已。而在颠覆三民主义上,他和我却有志一同。虽然各搞各的,却正巧殊途同归,亦足发噱也。

1961年6月1日,共产党出身的谢然之接任国民党第四组主任。在他接任后五个月,同年11月1日,我在《文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从此兴风作浪,使国民党怒形于色、谢然之喜上眉梢。国民党怒的是,李敖从文化思想上挖它的老根;谢然之喜的是,又有一票封杀的大买卖可做矣。在谢然之的带头媒孽下,《文星》处境日渐恶化。拖到1965年11月,正好发生了谢然之与余纪忠公开冲突事件。余纪忠在11月29日的《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上,以社论“党纪国法不容诬陷忠良——请谢然之交出证据来!”为题,质问这个国民党“败类”,我索性“趁火打劫”,一方面请萧孟能去找余纪忠,取得联合作战共识;一方面以《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用矛盾战法,引蒋介石言论以讽谢然之。12月4日,《中央日报》登出《中央四组与(征信新闻报)双方表示误会冰释》。后来余纪忠向萧孟能抱怨,说你们出手这么重,可不太好。同时12月3日的《公论报》上以短论评论,说:“有兄弟两人,因细故误会,偶尔失和。做邻居的人,应该善意规劝,使他们重修旧好。绝不可以大唱‘反调’,推波助澜。”我看了一笑,心里想:一点也没错啊,他们是“兄弟”,我们是外人,说得可真好!我写《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表面上,是抨击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谢然之的作风;事实上,只是“为例”以概其余,隐指国民党总裁言行不一,未按“宪法”规定,把党部自司法界和军队中撤出。这篇文章构成了《文星》被消灭的最后条件,杀身之祸也就立竿见影了。杀身之祸是那年12月间筹印《文星》第九十九期时发生的。第九十九期预定1966年1月1日出版,可是12月15日,警务处转下警总(54)训唤字第8706号代电查禁《文星》第九十八期;25日,又发生了情况,台北市警察局五分局(中山分局前身)的警员直扑中山北路一段67号清水商行印刷工厂,收扣了部分稿件;27日,由市长高玉树出面做狗腿,下达了停刊一年的命令。一年以后,谢然之主持的第四组秘密行文给萧同兹,不准复刊,《文星》杂志从此便进入历史了。在澳洲的居浩然看了我这篇杀身之作后,写信来,责怪这篇文章好像在“清君侧”,其实仔细看去,并非如此。君之侧固然是无耻小人,君之本身,亦反证出“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因果责任。蒋介石的左右在为他朗读这篇文章后,立刻气得下手令:“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可见伤到要害,蒋介石本人都感觉出来。当然,在那种“冰河期”中,写这类文章是无法畅所欲言的,只能欲说还休地点到为止。正因为这篇文章有这种缺点,所以在多年以后,它正好用来彰显出当年文禁文网是何等威风,而我们在那种威风不敢捋虎须的勇气,是今天“不知稼穑之难”的青年人所不能想象的。虽然国民党即时查禁了《文星》第九十八期,禁止这篇文章流传,但是海外报刊上,却颇多转载。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我们对“言论立场”的严正表示》,寄到海外,其中掀了谢然之不少底。这两篇文章在中国言论自由史上,都有它一定的地位,自不待言。谢然之权倾一时之际,住在天母三路35街5号,看中了下女,奸之成孕,被太太发觉,怒将孕妇赶出家门。后来太太一想,自己既然不能生,何不收个儿子?于是遍寻下女,找了两三个月才找到。不料下女拿乔,敲了两万元(近四十年前的两万元),才把儿子交出。谢然之的无行,此为一端。但无行没关系,他仍深得另一无行者蒋经国的欢心,后来自第四组主任荣升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再外放为驻萨尔瓦多大使。这一外放,放出了麻烦。——大使卸任后,他对蒋家王朝已无信心,乃抗命不归,见风转舵,投奔美国。蒋经国气得要命,但对小人之叛,毫无法子。1981年,许荣淑《深耕》杂志第八期刊出谢然之在美不归的事。谢然之居然老脸皮厚,写信来更正。说他只是“来美疗疾。……大节所在,义无反顾。……鄙人因病滞外,纯系健康问题”云云。《深耕》主编林世煜问我怎么处理,我说信可以刊出,但是注明除非谢然之肯回来,否则一切自谓忠贞,都无以证明。谢然之当然不敢回来,他的更正都是假的。同年11月7日,《自立晚报》刊出省主席李登辉在省议会公开承认国民党中“有彭德、谢然之等败类”,我看了哈哈大笑。我说,国民党搞出这些败类来防范我们的思想,但是真正出问题的,却是国民党自己。国民党自作自受,真活该啊!同时,我忍不住要质问:你们他妈的国民党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当年豢养这些忠贞分子,职司钳制言论之责,整天整我们,说我们思想有问题,现在时穷节乃见,原来有问题的,全是你们窝里的,这下子可怎么办?人是你们用的,如今出了纰漏,你们没有一声自责、没有一句抱歉,好意思吗?说你们该负道义责任,太抬举了,你们该负的,其实正是不义责任。为了你们的不义,多少年的岁月与心血,都耽搁了、泡汤了,你们的祸国殃民,可真不小啊!

在封杀的作业里,除了国民党“官方”外,“准官方”也是配合“官方”,有以自效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胡秋原。事源1962年,发生了一次中西文化论战。论战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一篇是胡适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一篇是李敖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胡秋原因为论战失败,迁怒到《文星》,乃转移阵地,自4月起,在《世界评论》上,展开暴跳如雷的攻击,攻击中涉及了居浩然和我,乃至拆穿他的许登源和洪成完。到了8月,在伦敦的居浩然不甘沉默,寄给《文星》一篇投书,《文星》于9月1日刊出,其中提到胡秋原当年参加“闽变”叛国的话;10月1日,我写《胡秋原的真面目》,站在现代史研究的立场,对“闽变”叛国,也做了一点研究。这下子胡秋原第二次生气了。他来了“三位一体”的控告——告萧孟能、居浩然、李敖诽谤!胡秋原这一举动,曾经引起舆论的非议。10月9日的《自立晚报》上,就发出这样的社论:“……涉讼公庭要赖法律来评断是非,我们更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退步。法律或许可以裁决一胜诉一败诉,可是中西文化的论战,难道能凭法律裁判谁直谁曲,得出一个结论吗?”但是胡秋原既然坚持要诉诸法律,我就随他的便,那时我没有钱请律师,我就买了一些法律的书,自己先备战起来了。这时候,一个神秘的消息传出了,那就是居浩然的太太找到了胡秋原的太太,由太太级的出面,双方先行达成和解。这当然是一件令人不快的消息,那时我还不认识居浩然,我也没说什么。后来居浩然从伦敦回来,认识了我,坦白告诉我他怕老婆,老婆说要和,就只好和了。我说:“别什么老婆不老婆吧!你们湖北人就是没有种!文天祥说‘时穷节乃见’,你们湖北人是‘时穷节先见’,一件合作,只要有点风吹草动,第一个浇凉水、扯后腿、背叛原则又出卖朋友的,一定就是你们湖北人。你们九头鸟总是teamwork中最先变节的,别怪老婆了吧!”居浩然听了,哈哈大笑,就默认了。居浩然以外,萧孟能受了亲朋的压力,也动摇过,不过,我的态度影响了他,我的态度是:要告由他去告,要和你们去和,我李敖是不怕告,也不要和的。我那时二十七岁,很年轻,也很坚定。我认为,我遭遇的,是“是非”问题,不是“人情”问题。在“是非”上,我没有错;在“人情”上,为了真理,我六亲尚且不认,何况非亲非故的胡秋原和非亲非故的萧孟能呢?我又认为:我出道写文章以来,就准备殉道,我绝对对我写的任何一个字负责任,并愿面对考验与审判、打击与监狱,我是不怕的。和事佬们都是萧家的朋友,他们包围了我,力劝我和,说不要道歉,只要声明所说不实,表示遗憾即可。我说不行,我所说的都是实的,也无憾可遗,不行,不和就是不和!就这样的,官司就打下去了。打到了1963年的秋天,法官张顺吉做了判决:李敖、萧孟能,罚钱;胡秋原,也罚钱,因为张顺吉说,告人诽谤的胡秋原也诽谤了他告的人。地院判决后,双方都上诉到高院,从此官司就拖了下来,从1963年起,一拖十一年,拖到1974年,其间所换法官的人数与出庭的次数,都举不胜举了。到了1974年的时候,我早已因叛乱的案子,被关到警备总部军法处了。国民党的法院配合警总,居然等警总先关我、审我后,才开了庭,法官是高院刑九庭的汪家声、吴纯、高廷彬,他们把国民党胡秋原的大量诽谤之言,一律改判无罪,有罪的只剩我和萧孟能了。1974年5月4日,我在景美军法看守所的押房里,收到这一判决,真又好气又好笑。虽然又好气又好笑,但在我内心深处,我感到一种求仁得仁的满足。十二年来,我为真理而战、为信仰而战、为抵抗国民党的打击而战,在这漫长的战斗中,虽然有青春的离去、有战友的离去、有人世的巨变和浮生的苍凉,但我一直坚定,毫不动摇。我觉得我是大丈夫,我为光明争取言论自由而面对黑暗法律审判,做了一个伟大的榜样。有趣的是,这一场官司引发了我的“好讼”性格,自此进出法院,前后长达三十六年,至今未已,其中胡秋原终在他案上被我打败,因为解严后,有些法官终能有点儿自主了、不看风色了,所以偶有胜面,聊以自嘲。胡秋原赔了我三十五万元,我分了一半给我的律师郭鑫生,一半自己痛痛快快地花了。一般人以为花儿子的钱最痛快,非也,花仇家的钱,才更痛快呢。

1963年9月25日,对我是一个大日子,这天由文星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传统下的独白》。出版后,我的风格与“一些浅人们”眼中的李敖风格,便从此确定,“游戏文章”与“专爱骂人”之谥便跟了我一辈子了,我也乐观此谥,老子就这样写了、这样骂了,又怎样?《传统下的独白》在市面上肆虐四年后被国民党伪政府查禁,禁后各种盗版蜂起,前后一二十年,愈禁愈流传,自非国民党伪政府始料所及。这书刚出版时,在“中国广播公司”主持节目的“中国小姐”刘秀嫂,特别约我做一次访问,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进录音间。刘秀嫂长得甜甜的,身材瘦不露骨,纯属一流。在录音间时她的铅笔掉在地上了,我弯腰为她去捡,顺便亲近了她的小腿。虽然接近是短暂的,但是印象是永恒的,她的小腿修长而白皙,非常迷人。小腿如此,大腿更可想而知矣。这时报上盛传刘秀嫂、李敖恋爱的事,1964年10月3日《中华日报》上且有记者洪敬思的一篇《从绚丽归平淡——刘秀嫂弃虚荣》的报道,就“传说她跟李敖在闹恋爱”一点上,有段话说:“7月初在选举第四届‘中国小姐’会场,我问她这是不是真的,她微微地笑了笑,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到底是不是真的,只有经将来发展来证明了。”事实上,这是“报派情人”。到了第二年2月25日,《中华日报》登记者刘一成的专访,刘秀嫂这回否认了,理由是“李敖没有追求过她”,这是真的。——我生平追过不少漂亮女人,却也有意使一些漂亮女人漏过去,幸或不幸,刘秀嫂是其中之一。

在文星时代,结识了不少人,其中最有趣的首推居浩然。我早在台大时,马宏祥就对我说:“居浩然的《十论》大可一看。我原以为这个淡江英专校长是个普通党国元老的纨绔子弟,其实不然。此公为文,极有创见,并且文笔清新可读。”经过这一介绍,我把《十论》读了一遍,深觉马宏祥的判断不错,从此对居浩然另眼相看。居浩然死后多年,我为他写过几篇文章,揭发国民党大员张建邦逼妈妈居瀛玖(居浩然姐姐)上吊、逼舅舅居浩然离职等内幕。居太太在澳洲看到,写信给我说:“甚为欣慰,感谢万分!你替浩然一次次地申冤,他在九泉之下一定感激你这位朋友。”她同时有信给王小痴,说李敖先生“替浩然出了一口气,非常感谢”!最有意义的是:在《十论》绝版多年以后,我把这书出了新版,为居浩然跟我的因缘,用一本书做了周而复始的句点。

居浩然去澳洲前,说他做东惜别,出人意料的,地点竟在北投一家旅馆中。在座有吴申叔、何作歆、李子弋、萧孟能、周群、张继高(吴心柳)等,饭后忽然窜进两个女人,进门即脱,其中之一戴起假阳具,对另一女作势,随着两女易位,作势者人亦作势之,忽前忽后,令人眼花缭乱。我做个鬼脸,对张继高说:“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继高大笑。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表演令人倒胃之至,自是居大少爷临别恶作剧也。

文星时代朋友中,张继高最健谈。文化论战时,他从香港写信给我,指出胡秋原文章不行,“一泻千里,尽见浑水”。他回台后不但相见,且做了邻居,常常深更半夜,从《中国时报》下班后到我家神聊。后来文星垮了,他趋向国民党高层,早无往还了。多年后我出狱,在路上碰到,他假意要请吃饭,我含糊过去,自此不复相见。萧孟能诬告我时,蒋芸在香港急电张继高,挽他出面调停,但他滑头闪躲,以致坐看萧孟能一误再误。后来他跟国民党高层日近,我看不惯,乃揭发他冒充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生的丑闻。我揭发后,他噤若寒蝉,直到死去。死后他的夫人张瑞芝被他的情妇翟瑞沥欺负,求援于我,我请龙云翔律师有以协助。张继高讲风度、讲谈吐,实为一高级骗子,但他只能骗严家淦、宋楚瑜、王惕吾、王效兰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碰到李敖,假玉碎矣。

文星时代朋友中,吴申叔是令人哀念的一位。吴申叔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党国元老”吴忠信。吴忠信早年的风光,显然在蒋介石之上,他在民国元年就做上首都警察总监,革命历史之悠久,更是先声夺人。肇和军舰起义,据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司令长官是陈英士、参谋长是吴忠信,位在蒋介石之上,这就隐含了祸延自己和子孙的某种“原罪”。吴申叔在向我谈到他的“原罪”时候,如怨如诉,颇为感伤。他是学艺术的,在台湾拍了一部名《海浦春潮》的电影,这部影片,其实是一部主题上肯定“国民党德政”的影片,可是不晓得怎么回事,伪国防部总政治部就是不让他这部片子过关,他弄得一身都是债,困窘难言,在走投无路之时,他说他只有去拜托当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经国哥哥”(他是一直用这样的老称呼称蒋经国的),可是没有下文;他无奈,感到吴、蒋两家关系已经非比从前了,蒋经国也许不喜欢这一老称呼了,于是他自行知趣,改用晚一辈的身份,重新提出陈情,可是仍旧没有下文;他又想到,过去吴、蒋两家关系非比寻常,吴忠信手中,有不少蒋介石写的信件,也许这些信件物归原主,会邀得一点垂怜(事实上,过去周佛海的太太,就曾受周恩来点化,而交出这类手中的信件过,以换取周佛海一命)。于是他便把所有的信件都交出了。可是,还是没用,还是没有下文。吴申叔在向我叙述了这些感伤之事以后,最后说:“李敖兄,最令我不服气的一点是:没有我们吴家替他们打天下,哪有蒋家的天下!如今他们有了天下,却连场电影都不准我们拍,这算什么公道!”可见蒋家父子的凉薄,非局内人不知也!我初识申叔,是1964年1月14日,他请我在台北“喜临门”吃饭;最后一次见申叔,是1966年4月9日,他约我在他家吃饭。这次饭局中有熊式一、林文奎(熊式一学生)、洪锦丽(林文奎学生)、丁墨南、李湘芬、张继高、萧孟能。熊式一等对我颇称赞,但我因熊式一用英文写过《蒋介石传》,马屁十足,所以不喜欢他。京戏名角李湘芬说:“我小时候在老师梅兰芳家看到年轻时候的胡适,现在看到你,觉得你真像那时候的他!”林文奎将军是孙立人将军的参谋长,孙案发生,他饱受惊吓,精神状态遂渐有异,这时已是满口怪力乱神,申叔拜他为师,也就病中生幻,一发不可收拾。不久以后,申叔就闭户不见朋友,以至于死,前后不过一年多时间。这次最后的晚餐,如今回想起来,好像是申叔有意设下的惜别宴,席中申叔和王莫愁做主人,周到亲切,一如往常。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位热情而有才华的朋友,就这样悲愤莫名地离开了!那天饭局时,林文奎一再说喜欢看我的文章,并拿出他的照片集给我看,我忽然看到Bonnie的家庭照片,Bonnie是我在台大最后喜欢的同班同学,毕业前夕我才发现她很迷人,可是太迟了。她是林文奎的干女儿。

在文星时还有许多中学生的读者,我知道的有陈晓林最优秀,直至今日犹为能文之士,并且是我好友。还有一位中学生读者,字写得歪七扭八,向我备致仰慕之忱,且由张菱舲转达此意,此人后来搞云门舞集,即林怀民。还有一位黄三(黄胜常),比我小十一岁,我在文星时候,他通过萧孟能夫人朱婉坚,与我结交。他的父亲是桂系要人黄雪邨,母亲是左宗棠曾孙女。这小朋友聪明过人,又多反骨,在成功中学,因与教官冲突,被开除。后来入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一天上课时偷着帮我校书,被老师抓到,把书抢走,他向老师交涉,说可任凭处罚,但是书要还他,老师不肯,致起冲突,事闻于校长成舍我,成舍我裁决黄三应公开自打手心十下,以示悔过。黄三的亲友都劝他委曲求全,以免在台湾无书可读。他来找我,我说岂有此理,这哪里是办教育,这样羞辱青年学生,成什么话!乃写一信由黄三持交成舍我,大意是说:你成舍我当年为了在军阀统治下争取做人的自由,一何英勇;如今却如此迫害你的学生,岂不值得反省。黄三翌日赴校,他的父母以为他同意去打手心去了,叮咛千万照校长意思做,不期他却手持李敖之信,给了成舍我一次“教育”。成舍我看信后面露狞笑,说:“我们世新是个小庙,容不下你这大和尚,你还是走吧!”就这样地,黄三为了向不良教育抗争,又给开除了。后来他转赴美国了。黄三在台湾,是抗争国民党黑暗教育的先烈,也是抗争比国民党还国民党的伪君子成舍我黑暗教育的先烈。他年纪那么小,就那么有志气、有牺牲的勇气,真令人佩服。多年以后,我在电视上揭发成舍我种种劣迹(包括逼女友打胎等),原因之一,就是替黄三报仇。

1966年9月4日,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来台湾,和我见了一面,从清早5点50分谈到7点30分。谈话后第二天,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记留台北三周的观感》,最后说:“近年台湾一部分的言论(包括短篇文字与专著),可能有若干也说得过分一些(或在文字上故意卖弄聪明,使人不快),不免与政府及社会若干人士以难堪的刺激,但我们必须知道:人民(尤其是青年)对政府及占有有利地位人士的责难,或对一般现状表示不满,往往不免过分,这在一个专制或民主国家,都是司空见惯的事,用不着十分认真,尤其懂得在今天有同舟共济必要的朋友们,更不可运用刀笔的方式,非把少数人置之死地不可!大家必须了解,真正要阻遏言论自由或禁止某一类书籍发行,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我觉得:关于这一方面,政府与社会有力人士的容忍,精神,还有提高的必要。……”左舜生这些话,显然是为我而发,并且,由于胡秋原写过一本《同舟共济》的书,左舜生文中呼之欲出,更为明显。难怪后来胡秋原要大力攻击他。我对左舜生这一义助,至今不忘。在谈话中,左舜生告诉我一个故事:他在延安时候,见到湖南老乡毛泽东。毛泽东激动地说:“蒋介石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打出两个太阳给他看!”毛悍气,于斯乃见!

自文星时代起,我虽“暴得大名”,但耐人寻味的是,我的大名,在台湾却被多方面地封锁。封锁的方式众多,有的方式,且已到了有趣的程度,试以方式之一——“不提李敖之名”为例。“不提李敖之名”,情况有三:第一类是“不愿提法”、第二类是“不敢提法”、第三类是“不肯提法”。第一类“不愿提法”像徐复观说的:

本人从不以李敖为文化讨论中之对手。年来每遇友人告以“李敖又在骂你”等类之语言时,本人即闭门不出一语。不仅年来本人笔下,从不写“李敖”一字;即与本人有关之《民主评论》,外来稿件中如有提及李敖之姓名,亦必将该段文字勾勒,不惜因此引起作者之误会。李敖诉状中所称之“李某”,系本人转述一位台大教授之言。今日口中不能不称李敖之名,笔下不能不写李敖二字,乃在法律尊严前所不能不忍受之精神虐待。

徐复观最后被“逼”得“口中不能不称”、“笔下不能不写”李敖了,他好可怜哟!(他的作风,使我想起六朝之时,中国人家讳趋严,绝口不提自己爸爸的名字的事,徐复观当然不会把李敖二字当成父讳,但却巧合如此!)第二类“不敢提法”以俞大纲、方豪等最精彩。俞大纲写《戏剧纵横谈》、方豪写《方豪六十自定稿》,都请我校订,但出书之日,序中只提别人,不敢提李敖。俞大纲、方豪不敢提我名字的时候,只不过时当文星犯讳和被封而已,我已经被敬而远之如此矣,比照后来在我被捕时,台大历史系出版《姚从吾先生哀思录》,把与姚从吾的六人合照上,五人标出姓名,只有一个变成了失姓失名的“等”而不敢提此人即李敖之事,可知一切都在“骨牌理论”中!至于第三类“不肯提法”,试看国泰出版的《二十一世纪彩色百科全书》中没李敖名字;中华出版《中华民国当代名人录》中没有李敖的名字;伪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中没有李敖的名字……就可知道封锁李敖,实在是一件时髦的事呢!尤其后者,值得细表:1990年6月9日,“中国电视公司”赵宁主持的节目中邀我亮相,限定录像范围,只谈风花雪月,我趁机带去这部书。我一面拿着书,一面指出:虽然美国《纽约时报》等都指出我是作家,可是中华民国伪政府却不承认我是作家,由这部书就可以证明。这部书九百多页,可是没有李敖的名字,可见李敖虽写了一百多本书,可是并非作家属实(这一段录像,6月12日的电视上并未播出,也就是说,给剪掉了)。这部书是1984年6月出版的,发行人是伪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奇禄。全书从正文到附录,共收入作家七百零三个。“中华民国”作家从头数,数到七百零三个,还数不到李敖,可见李敖之不入流矣!陈奇禄在该书序中说:“先总统蒋公昭示我们:‘文化为文艺的根干,文艺乃文化之花果。’……本会基于对作家的崇敬,对文学史料的重视,特策划整理近三十年来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可见被国民党文化官僚“崇敬”、“重视”的结果,原来是为“先总统蒋公”的“昭示”做脚注的,这样看来,文化官僚们把柏杨、胡茵梦等七百零三人都当成作家奉献,独开脱李敖而不与,实乃真知我者焉!至于1998年时,头脑不清的女人殷允芃以《天下》杂志开列影响台湾的二百人,不肯提李敖,则是封锁李敖的最新版,如此视而不见,就是这票人的“远见”了。

在文星的读者中,有一位请我吃饭,他是我台大同学王裕珩的父亲王崇五。他曾在俄国留学,是共产党,后来被国民党判死刑。他的舅舅丁鼎丞是国民党大员,就拉他跟国民党合作,免了他的死刑,还做到济南市长。到台湾以后,他担任“国际关系中心”副主任,当时的主任是卜道明,副主任除了他外,还有吴俊才。卜道明死后,吴俊才当上主任,他就退休了。他请我吃饭时,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他给共产党办过《红旗》,他知道什么是好文章,并且知道怎么样办宣传。他这辈子所看过的文章里,能有鲁迅的讽刺、胡适的清晰、陈独秀的冲力,唯独李敖一人耳!他说:“现在是团体对团体、组织对组织的时代,你只是一个人,在这岛上,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好?任何英雄豪杰,如果他只是一个人在这里,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多、更兴风作浪?”他又加强语气说:“李敖兄,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岛上无能为力,不要以为你能做的有限。如果毛泽东或周恩来他们一个人来到这个岛上,他们也不能比你做得更多——如果只是一个人的时候,没人比你做得更好。”王崇五的一席谈,使我明确感到我一生的方向,就是我此生大概永远要走向一个人的战斗路线了。但是,现代的战斗是群体对群体、集团对集团、组织对组织。当个人对群体时,个人便变得十分渺小,除非他也进入一个群体,变成寄居蟹,才能受到保护。如果纯粹是一个个人,那就毫无力量。这种现象,表现在企业主管和政府大员身上尤为明显,这种人在台上风光不可一世,但一旦他变成一个个人时,他就什么都不是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台上神气活现、一下台就泄气完蛋的道理。所以,他们看似很强,其实很弱,因为他们变成一个人时就不能存在。想想看:蒋介石如果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绝对不如李敖行。我当兵的时候,我那个副连长每次小便都要拉人陪他去,因为他没有人就不能撒尿,他完全是一个群居动物,根本没有了自己。而我,我完全是一个个人——最有力量的个人。我能够独来独往,也能够孤军作战,我不是群居动物,但我却一再展示个人的力量出来,绝非人海微澜、默默无闻。在现代的战斗形态中,我是最后一位展现个人力量的,可说是“末代个人”。我死了以后,这个世界大概很难再出现这种伏尔泰(Voltaire)式的怪杰了。

在文星时,1963年,美国《纽约时报》的名记者德丁(Tillman Durdin)、美国新闻处的副处长司马笑(John Alvin Bottorff)约了我,三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谈话。在德丁提出的问题里面,有一个很有味儿的题目,他问我:“为什么在台湾的这些大学教授们都显得活力不够?为什么他们不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我的答复是这样的:中国大学教授们不是没有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的情况,可惜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五四时代教授们的气象。现在不行了,现在他们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堕落的堕落了。留在大陆的许多第一流的教授都被迫在“思想改造”下苦斗;而到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他们在台湾岛上,十足表现出“没办法”和“无能”的丑态,这是不难想象的,他们只是把持住现状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进步与朝气了。为什么我向德丁表示到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呢?因为当年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根本不会跟国民党走,换句话说,根本轮不到给国民党来骗——他们早被共产党“骗”走了。当时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不会跟国民党的。相对地,跟国民党来的,其流品也下矣!与德丁谈话后二三十年下来,那些流品也下矣的知识分子,在台湾,形成了学阀;并且一蟹不如一蟹,不但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杳不可得,甚至老一代学阀的一些格调,新一代也视而不见。新学阀跟老学阀不同的是,老学阀的缺点新学阀都学到了,老学阀的优点却一点儿都没学到。老学阀没吃过猪肉,还看过猪走路,可是新学阀连猪走路都没看到。如今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自己不但不知第一流知识分子为何物,甚至沐猴而冠,自以为是第一流知识分子了。——人间规格与尺度的混乱,竟一至于此。1989年4月19日,报上登出所谓“二十一名自由派学者”发起的“民间组织‘澄社’”,他们的名字是文崇一、李永炽、李鸿禧、何怀硕、林正弘、林俊义、胡佛、徐正光、张存武、张忠栋、张清溪、张晓春、陈师孟、韦政通、黄光国、黄荣村、叶启政、杨国枢、蔡墩铭、萧新煌、瞿海源,大都是市面上的花瓶学者、座谈会花蝴蝶,总而言之,他们是当年“二流货”和不入流的教授们教育出来的国民党或国民党同路人,其中实为国特者有之、冒充东洋博士者有之、见风转舵兼媚“民进”“台独”者亦有之。这些货色的知识分子,如今单独作秀,意犹未尽;又成群结队,以“澄清天下”为招徕,组织“澄社”。事实上,这些货色又安足以语“澄清天下”?《后汉书》写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范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世说新语》写第一流的知识分子陈蕃,“言为世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这种知识分子,他们为人间正义,可以坐牢、可以受刑、可以赴死,可是“澄社”这些货色呢,却什么牺牲全避之唯恐不及,既不敢冒犯暴君于先、又不敢冒犯暴民于后,口口声声说“知识分子不可做政治帮闲”(“澄社”社长杨国枢语)。事实上,他们是最大的政治帮闲!他们口口声声超然于“党政职务”之外,但是他们自己,又几个不是国民党?而他们在发布成立宣言之日,居然立刻聘请党政双修的国民党大佬、“总统府”国策顾问伪君子陶百川为“名誉社员”。这些货色的势利与格调,岂不立刻呈现得一清二楚吗?他们唐突古人陈蕃、范滂之未足,又以外人为依傍,以英国“费边社”(Fabian society)自期。殊不知“费边社”的人物,论才、论学、论品、论胆识、论抱负,都非这些货色所能攀附,这些货色费了半天劲,其实全搭不上边。结论是,“澄社”也者,愈澄愈不清,天下何辜,竟为彼辈所澄,倒霉极了。“澄社”如此,其他什么社、什么团体更等而下之了。德丁死于1998年,活了九十多岁,我想起三十五年前那三人一席谈,想到今天知识分子的嘴脸,愈发好笑。

1964年5月14日,居浩然写来一信,说:“至友吴锡泽君仰慕大名,亟愿识荆,不知能否赐彼电话23163约时一晤?……”吴锡泽曾任台湾省新闻处处长,我想他找我一定有某种公干,就跟他约见了。见面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陈诚想见见我,托他先做安排。我和他约好在5月22日去陈诚家。可是5月21日晚上,我接到五次电话;22日早上,又接到两次。全部电话,不是“副总统官邸”打来的,就是吴锡泽打来的,一再敲定见面时间。到了22日10点10分,见到陈诚,吴锡泽首先解释为什么晚了十分钟,我心里想,他们的官儿,可真做得小心翼翼!见面后,陈诚请我坐在大客厅的长沙发上,他坐在侧面的单人沙发上,此公此时面目清癯而友善,他穿了一件黑色的旧西装,左袖有四个扣子、右袖只剩三个。黑裤黑袜,衣着非常寒酸,跟他豪华的大客厅不能相配。他首先解释他不喜欢住这么气派的房子,并非矫情,可是总统下令盖了这房子,他只好从命。陈诚敬我烟后,一直喝沙士汽水,喝到杯底皆空。我心里想,此公的胃已一开刀再开刀,居然还喝这种东西!陈诚说他读了我写的《胡适评传》,非常佩服。接着谈胡适家世。他说他在民国二十四年,在北平蒋梦麟请客的席上,认识胡适的。胡适曾详询他江西“剿匪”的事,从此结为好友。他说他极佩服胡适,胡适绝不在背后说人话,对他知无不言。他收藏有不少资料,可是有一船资料出事沉了。胡适每次见他都劝他写回忆录。他说“适之先生思想和三民主义相去不远”。由胡适谈到蒋梦麟的婚事。他告诉蒋梦麟,如果与徐贤乐结婚,他们夫妇将不再去蒋家。胡适劝阻结婚的信,也有副本给他。可是大家无论怎么劝,蒋梦麟都不听。后来结婚结出了麻烦,蒋梦麟有信给他,信到他手上,他至今未拆。陈诚怕我写出来,特别说:“此事不能写啊!”陈诚又谈到他发迹。他当十七师副师长,被带去看兵,建议颇得曹师长赏识。武汉事,蒋介石以陈诚威望不够,本拟使何应钦、白崇禧兼,后来才勉强全给了他。又谈到裁军的故事,说陈调元说今天的兵好像叫花子拿棒子,没有棒子,狗就要咬他了。吴稚老说出门总有狗咬,不能因怕狗咬就不出门。他说他去过我的家乡吉林,知道我只有二十八岁,他问我生年,我说我就是你同蒋梦麟、胡适吃饭那年生的。他大笑,说:“那时你还没生呢!”他问到我结婚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三十而立’才好。”又说:“今天台湾三十岁以下的男士,只有你李先生和蒋孝文是名人。”我说:“今天台湾的年轻人很难出人头地,老一辈的高高在上,内阁年龄平均六十六岁。八十开外的于院长、莫院长实在都该表现表现风气,该下台了。”陈诚说:“你说的全对,我也该下台了。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定是悲剧。”不过他最后说:“你李先生还不到三十岁,你前途远大。”我说:“我在部队里看到老兵的一段自我描写,内文是:‘我们像什么?我们像玻璃窗户上的苍蝇。——前途光明,可是没有出路。’我的前途,我看也是如此。你陈辞公二十六岁2月间还是中尉,可是9月就升少校了,四年后三十岁就当少将师长了。如今一个青年军官,想从中尉升到少将,别说四年,十四年也没机会啊!”陈诚听了,为之默然。他说他跟肯尼迪总统谈话,事先美国朋友提供他两点谈话基础。其中之一是基于美国利益来谈。他自己又加上两点:第一,“不要什么东西。”第二,“不谈理论,理论有见仁见智的不同。只谈个人经验,谈自己打仗四十年的经验。”他说肯尼迪死得很可惜,“我跟他谈,他很听得进。”他问到我的意见,我说:一、军队苦闷,训练不彻底。二、内阁年龄太大,青年人出不了头。谈话谈了两个小时零二十分钟,我告辞了。陈诚一再说谈的事太小了,是否耽误了李先生写文章的时间。他劝我多做研究,说李先生前途远大。他送我出门,我上车,车开了,他还在招手。他给我一种不久人世的感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仿佛要对一个年轻人说些心头话,他找到了我。整个的聊天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说:“共产党的失败,并不就是国民党的胜利。”我想,这是一种动人的觉悟。可是,已经时不他与了。谈话后九个月,陈诚撒手人寰。三十多年以后,陈诚的儿子陈履安到我家来看我,我们做了朋友。陈履安前后来了七次,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有一次谈到他父亲死前种种,他说:“死前的病痛非常人所能忍,但我父亲一声不响地忍耐着,我真想象不到那种疼痛是怎么忍受过去的。”我说:“你父亲死得像个军人,他能忍耐病痛,正是军人本色啊。”

陈诚约我聊天后四个多月,当时蒋经国系大员李焕请我吃饭。时间在1964年10月3日中午,地点在台北新台北饭店。先由调查局的杨雪峰接我,吃饭时,杨雪峰也一直在场作陪。据我侧面了解,这次吃饭,原因和安排蒋经国要见我有关。那时李焕是在朝的炙手可热的人物;李敖是在野的令人侧目的人物,蒋经国拉拢人才,自在意中。不过蒋经国和李焕的大脑中,是不能理解知识分子中是有傲骨存在的,我的对国民党不合作主义,使聪明的李焕立刻觉察出来了,所以,他不再安排我和蒋经国见面。李焕请我吃饭的另一原因,是想了解一下我与“台独”的关系。在吃饭前十三天,正好发生了彭明敏案。据彭明敏《彭明敏回忆录(自由的滋味)李敖定本序》回忆:“李敖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无关。可是,谢聪敏、魏廷朝和我被捕后,警总人员觉得该《宣言》文章写得太好(这应归功于谢聪敏和魏廷朝),不可能出于台湾人之手。他们猜来猜去竟然想到李敖,一口咬定是李敖代笔的。审问期间,他们对此一再追问不舍,使得我哭笑不得。李敖也因此更成为特务人员怀疑和注意的对象。这是李敖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唯一的‘牵连’。”正因为特务人员怀疑宣言是我代笔的,所以李焕请吃饭时,就旁敲侧击地问我:“听说这份宣言文章写得极好,是经过你李先生指点或润饰过的?”我笑了起来,我说:“若是我写的或经我润饰过的,一定更好!”李焕听了,哈哈一笑,就不再问下去了。那次饭局,大家谈了两个多小时的话,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焕谈他亲历的西北人民的苦况。李焕说他在西北行军,见到西北农民硬是全家穿一条裤子,裤子挂在门口,谁出门谁穿。听了以后,我真的不得不相信唐诗《石壕吏》中“室中更无人,唯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的描述,并且感慨于千百年来,中国的贫穷,竟如此“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李焕又谈到西北人民与糖的关系。搞到钱来买糖,只能买到一小包。而此种小包,不是吃的,而是给病人来开胃的。又谈到西北人民对熊的迷信,尽管熊群有害农作物,西北人民仍迷信,视为天神等物,跪求驻军不可杀它们。饭局终了后,季焕送我出门,临别他紧紧握手,诚恳地说:“我会到府上去拜访你。”我姑妄听之。因为我不相信国民党政客的话,后来他果然言而无信。多年后,我在一条龙饺子馆碰到文化局长王洪钧,他也紧紧握手,诚恳地说要到我家来拜访,我想到李焕那一幕,几乎笑出声来,王洪钧是等而下之的国民党政客,其言更不可信。后来我碰到尤清,也表演了这一套,可见什么国民党、什么民进党,都是一样的。近年以来,李焕住我家附近,和我和卢修一受同一位管区警察的照顾。1986年的一天晚上,我和小屯在附近一家小店买东西,在门口碰到李焕,他主动向我打招呼,伸手来握,二十多年不见,此公的记忆力实在惊人。他说他很久没看到我写文章了,其实那时我天天著书立说,只是国民党大员不读书耳!几个月后,小屯晚上从外面吃面回来,她那天穿的是短裤,她说一路上发现有位男士盯着她大腿看,后来才想起,那就是李焕啊!我听了一笑,说:“国民党大员也有他们真情毕露的一面啊!孔夫子活着,都要好色胜过好德呢,何况李焕!”有趣的是,李焕家浴室窗外正对着的,就是卢修一家的后窗。有一次,可爱的女人李庆安笑着告诉我:“卢修一可能偷看我爸爸洗澡。”过了几天,我碰到卢修一,笑问可有此事,不料他郑重其事否认,并指责李焕洗澡时窗户不关好云云,我看他那样认真,为之大笑。后来我讲这一趣事给李庆华听,庆华说:“有一个笑话说:一对夫妻,太太很丑,一次搬了新家,新家浴室窗帘还没装好,太太不肯洗澡,怕别人偷看她。丈夫说:你长得那副样子,谁要偷看你!放心好了。”我问:“你这笑话是挖苦你爸爸?”庆华笑着否认,说:“我怎敢挖苦他?我只是说个笑话。”1998年蒋经国死了十年,李焕出书大表追念,马屁尽出,我大为不满,在《李敖笑傲江湖》电视节目中一连骂了他好多天。朋友奇怪,说李庆安帮你儿子入学,你欠她情;李庆华又是你的好朋友,你骂起人家老子来,竟一点儿都不口软。我说这就是李敖啊!别只看我骂李焕吧,我也为他洗过冤,当尤清捏造历史,说他在满洲国做过办报的汉奸时,我就公开指出这是造谣,我是讲求真相的人,即使对敌人,我们也不可造谣啊。

在文星时,国民党大员我还领教过蒋梦麟,他是爸爸在北京大学时的代校长,在台湾主持农复会,他为了写“西潮”以外自传的事,约我到农复会,谈了许久。他本想找我帮忙,可是他一直不谈报酬,也许他的意思是先帮了再议,可是我的经济情况不允许我做完了再拿钱,所以此事不了了之了。国民党大员还有王德溥,他透过郭鑫生,与我吃了一顿饭。他自道做“内政部长”时反对“户警合一”事,甚令人感佩。我讲话亦颇直杵,颇攻击和他有关的“中医”、“奉命不上诉”及“出版法”等事。他含糊过去,转说他颇为东北出我这种人才而爱惜云。此公在大陆时亦杀手也,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化名周彬,在新疆给盛世才做民政厅长。盛世才后来不干共产党了,下毛泽民于狱。在倒向国民党时,国民党派王德溥查案,盛世才秘不交出,显然预留余地,以为反复无常的筹码。后来王德溥坚持由他亲审,毛泽民遂难逃一死,在1943年9月,被盛世才枪决。据王德溥《政海游踪》一书中回忆,当时他“就前楼五开间大厅上,布置成极为庄严神圣的大法庭:全庭一色雪白,残酷刑具罗列满庭,武装战士列队助威。……首先传呼久患喘病的毛泽民,严词审讯,一言不实,立即呼喝用刑!如此不到三小时,该四人均先后招认不讳。……乃依法判处死刑”。于是毛家又添新鬼矣。

1963年,王尚勤跟我的同居关系渐近尾声,尚勤表示,如果不能结婚,她想到美国留学去。我表示,我在台湾凶多吉少,难免牢狱之灾,我的处境是不适合结婚的。尚勤通情达理,她明白我的真义,决定放洋。不料到了美国不久,却发现和我在一起时不小心有了身孕,她慌张打长途电话来,我问她能不能设法“拿”掉,她说在美国有困难,最后决定就生在美国,就这样地,1964年女儿李文在纽约出生,出生纸上填的父亲名字是李敖。两年后,尚勤把李文送回台湾,希望留在她父母那里,以一年为期,她结婚后再把李文接到美国。后来她结婚了,我认为李文跟她,会给她不方便,决定由我接回。这时已过一年的约定,显然女儿的外公外婆喜欢外孙女,不肯放人了,于是我施用巧计,约外婆带李文看电影,电影散场时,在人丛中我和女儿有计划消失,由我弟弟一面通知外婆“小文已被接回她爸爸那里了”,一面照料外婆安全返家。当晚李文外公王光临等报警来抢李文,当警察查明原来小孩是到她爸爸家的时候,爸爸跟女儿的血亲自然比外公外婆近得多,警察也管不了了。后来王光临气得在电话中大骂我:“你是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河南土话中党字发平声而不发仄声,听来每逢党字出口,都是男高音,闻之尤觉恐怖。因为他老先生是河南省专员出身,他在家乡,官拜少将,为了革命,生杀予夺,不在话下。为了革命的需要,连他的小舅子都被当成共产党杀掉,其凶残性格、其大义灭亲气派,由此可见。逃到台湾后,王少将落魄,下放做台北县南港成德国小校长,人才小用矣!这次为了接我女儿回来,与他发生冲突,他以“共产党”做认定眼中钉标准,就是这样从宽录取的。他在台湾,如果有河南专员万分之一的权力,我早就被当成共产党杀了。多年以后,国民党伪政府开放探亲了,大陆共产党党中央也宣布不咎既往了,有人问他何不回去看看,他摇头说:“共产党饶我,可是被杀的人的家里,若有人出来,给我难看,这张老脸怎么兜得住?”最后,他以八十之年,老死台湾。盖棺论定,此公不失为正直之人,只是头脑跟不上他的正直而已。

我在文星时代,所做的,一如《纽约时报》说李敖的,是一个“火首”(firebrand),一个放火者、煽动者,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后烧得老K哇哇叫,我也被关在八卦炉里,变成火眼金睛。“在这岛上,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好?……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多?”——王崇五的话,三十三年后仍在我耳边响起,知人论世,这真是我最好的总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