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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命研究》要生死有关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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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献廷(1648—1695),字继庄,别号广阳子,北京人。王源《刘处士墓表》说:

相传其先为吴人,曾祖以上俱无考。处士颖悟绝人,博览,负大志不仕,不肯为词章之学。年十九,亲殁,挈家而南隐于吴。

初,吴有高僧说法,士人醵金,从之讲法华。处士闻之与焉,坐食顷,伏几而齁。僧说罢,处士齁亦罢。明日复往如故,众窃笑。僧诧曰:“客何为者?”呼与语,则大惊,拜伏地,曰:“公,神人也!”掖登座。处士夷然登座不让,畅衍厥旨,众大说。僧率众蒲伏,愿为弟子。处士笑曰:“吾正若误耳,岂为浮屠学者哉?”拂衣去,由是从者日众。

又说:

其挈家而南也,尚有赀数千金,以交游济危难散去。邻舍一女子许字,夫贫,流于外,母将改聘之,女誓不从。处士闻之恻然,时仅余药肆一廛,立鬻金,寻其夫,赠使婚娶,而家益贫。久之,西南大乱,民惶惑不聊生,处士乃入洞庭山,学益力。乱定,妻张氏旋卒。于是慨然欲遍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交其豪杰,博采轶事,以益广其见闻,而质证其所学。

刘继庄在乱世中,全力研究学术,考察山川,访问遗老志士,生平“志在利济天下后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计”。

刘献廷在史地与音韵方面,功力尤深。《清史稿》说他:

其学主经世,自象纬、律历、音韵、险塞、财赋、军政,以逮岐黄、释老之书,无所不究习。与梁溪顾培、衡山王夫之、南昌彭士望为师友,而复往来昆山徐乾学之门,议论不随人后。万斯同引参《明史》馆事,顾祖禹、黄仪亦引参《一统志》事。献廷谓“诸公考古有余,实用则未也”。

后来他到了湖南,正欲结合同志,著书立说,竟然死去,年仅四十八岁。

关于这四十八岁的说法,全祖望《刘继庄传》中别有索隐。全祖望说刘继庄——

……晚更游楚,寻复至吴,垂老始北归,竟反吴卒焉。昆山徐尚书善下士,又多藏书,大江南北宿老争赴之。继庄游其间,别有心得,不与人同。万隐君季野,于书无所不读,乃最心折于继庄,引参《明史》馆事。顾隐君景范、黄隐君子鸿,长于舆地,亦引继庄参《一统志》事。继庄谓:“诸公考古有余,而末切实用。”及其归也,万先生尤惜之。予独疑继庄出于改步之后,遭遇昆山兄弟,而卒老死于布衣。又其栖栖吴头楚尾间,漠不为枌榆之念。将无近于避人亡命者之所为,是不可以无稽也,而竟莫之能稽。且诸公著述,皆流布海内;而继庄之书,独不甚传。因求之几二十年不可得。近始得见其《广阳杂记》于杭之赵氏,盖薛季宣、王道甫一流。呜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将沦于狐貉之口,可不惧哉!继庄之学,主于经世,自象纬、律历,以及边塞、关要、财赋、军器之属,旁而岐黄者流以及释道之言,无不留心。深恶雕虫之技。

又说:

予之知继庄也以先君,先君之知继庄也以万氏。及余出游于世,而继庄同志如梁质人、王昆绳,皆前死不得见。即其高弟黄宗夏,亦不得见。故不特继庄之书无从踪迹,而逢人问其生平颠末,杳无知者。因思当是时安溪李阁学,最留心音韵之学,自谓穷幽探微,而绝口不道继庄与修龄。咄咄怪事,绝不可晓。何况今日去之六七十年以后,□□□并其出处本末而莫之详,益可伤矣!近者吴江征士沈彤,独为继庄立传。盖继庄侨居吴江之寿圣院最久,诸沈皆从之游。及其子死无后,即以沈氏子为后。然其所后子,今亦亡矣!故彤所为传,亦不甚详。若其谓继庄卒年四十八,亦恐非也。继庄弱冠居吴,历三十年,又之楚、之燕,猝死于吴。在壬申以后,则其年多矣!盖其人踪迹,非寻常游士所阅历,故似有所讳,而不令人知。彤盖得之家庭诸老之传,以为博物者流,而未知其人。予则虽揣其人之不凡,而终未能悉其生平行事。

照全祖望的说法,刘继庄“其人踪迹,非寻常游士所阅历,故似有所讳,而不令人知”。我认为刘继庄根本就在以惊人的大学问做地下活动,他那样被当时学者们一边佩服一边又予疏远,真的原因,是那些学者怕惹祸上身。刘继庄生在清朝统治中国后五年,在北京长大。他目击了新统治者的可恶,因思有以报复。他奔走四方,所结交的都是当时的不合作主义者。此外,他对反清的郑成功公然佩服,他说郑成功是诸葛亮、郭子仪、岳飞以后第一人;他又佩服反清的史可法、瞿式耜,看不起“输诚”的洪承畴、黄梧、吴伟业之流。这种心态,推而广之,甚至使他对帮助吴三桂反清的王辅臣、刘玄初等人,也深致佩服。他的用心,岂不非常明显吗?

刘继庄虽然有志未酬,“而卒老死于布衣”,并且老死得神秘兮兮,但他的博学与心志,却在死后慢慢被人重新认定。王源《刘处士墓表》说:“生死无关于天下,不足为天下士;即为天下士,不能与古人争雄长,亦不足为千古之士。若处士者,其生其死,固世运消长所关,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数见之人也!”刘继庄生逢乱世,以惊人的大学问做地下活动未能成功,但他这一精神,却是三百年后的我们的最佳示范。刘继庄真的生死有关于天下了,他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在暴政下要决心跟它作对——用经世的学问跟它作对、用至死方休的地下活动跟它作对。“眼光要放在极大处,身体要安在极小处”。在大小之间,完成知识分子的伟大使命。作为“天下士”“千古之士”的有心人,岂不正该如此吗?

1984年11月2日

注释

王源《刘处士墓表》记刘继庄“尝为学者曰:‘圣人谓人为天地之心。人渺焉尔且众,胡为天地之心?尝学易,而得其说:乾也坤也,初交而生风雷,无形也。水火次之,形而虚。山泽又次之,实矣。由是草木生焉,鸟兽育焉。草木、鸟兽下已章乎?末竟也。草木不实,则草木之生未竟,而草木熄;天不生人,则天之生未竟,而天地之生熄。人者,天地之实也。故曰:人为天地之心。身岂心哉?心心尔。所谓仁也,天地不能为者,人为之,剥复否泰存乎运,而转移之者心。人苟不能斡旋气运,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谋,则不得谓之人,何足为天地之心哉?’故处士生平,志在利济天下后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计”。刘继庄显然是说,天如果不生人,那么天的生命就没有完,天地的生命就熄灭了。人是天地的果实,人是天地的心。人的躯壳不是天地的心,只有人心才是天地的心。比如说到仁,天地不能做的,人能做,兴衰顺逆关系着命运,可是转移命运的是人心。人要不能改变命运,只拿他的知识能力为一人一家打算,那连人都不配做,还配做天地的心吗?所以人要替天行“仁”,这样才是正道。

刘继庄《广阳杂记》中有这些话:“陈青来执赞于予,问为学之方。予言为学先须开拓其心胸,务令识见广阔,为第一义;次则于古今兴废沿革礼乐兵农之故一一淹贯,心知其事,庶不愧于读书。若夫寻章摘句,一技一能,所谓雕虫之技,壮夫耻为者也。”

刘继庄《广阳杂记》中有这些话:“余于甲子初夏在包山沈茂仁家,偶有所见,奋笔书曰:‘眼光要放在极大处,身体要安在极小处。’迄今十年,乃不克践斯言也,甚矣,知之易而行之难也!”这种“眼光要放在极大处,身体要安在极小处”的情况,我在坐牢时最有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