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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命研究》李鼎彝《宿命正命造命与非命》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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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命正命造命与非命(李鼎彝)

现在我要讲的命字,不是生命的命,是命定的命。关于命定的学说由中国哲学史看来,约分四派,即宿命、正命、造命与非命。

什么叫宿命呢?这是老庄哲学的主张,他认为人生的富贵贫贱寿夭,智愚贤不肖,在一生下来,自然界就有一定的安排。人们只有遵依着这安排去走,绝不用个人的力量改造或去改进,并且也不能以人力改变或改进。但是这种安排是谁来主宰呢?这却引起一个“天”的问题,“鬼神有无”的问题。在周秦时代,对于天的学说,向分两派。一派是认为天是人格神,他有意志,他能生杀祸福。人能积善修德即可获天之佑,否则罹天之殃。这便是天志明鬼论。此种主张的人,相信敬天可以致福,明鬼可以有祥,所以他们不相信生下来就有一个命定的安排。相反的,信命定的人认为人的一生,事前即有一定的安排,自然不是渺小的人力所能左右的。何况这种安排,不是有谁在那做主宰。天是无意志的,是混沌的、自然的、不能生死祸福人的。命的安排,只是一个无意识的安排,没有什么神鬼在那里管理这些事情。所以他们不信鬼神,不信天有意志。天是一个自然天,浑然一气。命是自然的安排,人却必得遵依它。

宿命论既然确定命的安排为人生之不可逃避的现实,于是他们消极了,返璞归真了,不争什么富贵功名了,更不求满足什么耳目口鼻的欲望了。这自然造成厌弃现实反对文明的态度,要人人老老实实安安静静听命运的摆布与安排。但是有人要问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莫非这四十万人前生注定同时该被活埋而死?宿命论者答说,一个人有他的命运,一个国也有他的国运。国运坏了,个人的运也随着坏了。赵国国运已坏,所以赵降卒四十万随着他们的国运一同牺牲。同时又有人要问,这种命的安排,是不是提前可以预知呢?宿命论的哲理派答复说,这不能。可是流辈靠命定论吃饭的人,却用什么八字、面相、骨相、卜筮来推测,可以先知;可以利用人的生辰时日,预知人的一生祸福。这自是流风所及,没有哲理价值的东西,但其势力却至今日尚普遍地在民间流行着。

什么叫正命呢?这是孔孟的主张,此派对于命的是否前定,他们存一怀疑态度。不可知的,他们不喜欢去研究它,所以“子罕言……命”。同时他们对于天也采取同样的态度,所以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又说:“鬼神其为德,其盛矣乎!”不过孔孟相信人类是进步的,文化是要保持的,所以他们本着教育家立场认为富贵寿夭,只有尽人事听天命,不要太强求。君子“不立乎岩墙之下”正是尽人事;“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又正是不安命守分。所以他们对于富贵利达,要安分地“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君子无入而不自得”,这便是安命的讲法。但是孔孟一谈到做人,那便不安分起来;“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人不一定可致富贵,但人一定可以希圣希贤。圣贤是属之我,富贵是属诸外。归之我者当努力尽其在我,不应知足,不应画地自守;属诸外者,一听自然,信命运摆布,这叫杀身成仁——杀身正是安命,成仁便是尽其在我。不安命,所以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这个“正”字,便是不求富贵,利达听诸天命,却要正心修身,希圣希贤,不信命运,这就叫作正命说。古今来大英雄大豪杰、大圣大贤,完成伟大人格,造福人类国家,“功成不受赏,富贵若浮云”的气概,全是正命说的表现。

什么叫造命呢?中国的哲学,后来发生混合现象,儒道混,儒墨混,甚至儒道墨佛混。所以一面在信鬼神,一面又在信命。一面在焚香拜祷,求神灵菩萨保佑;一面在听天由命,不去巧用机关。造命论便是混合的产品,他们相信命是有定的,但同时要信神求佛,行善好义,才可以得佛保佑,因祸为福,遇难成祥。你命定应该无子,孩子应该夭折,但你广行好事,敬佛信神,可以有子孙,可以得永年。这种说法在教育上诚然有它的功用与苦心,但在哲学上却没有大地位。袁了凡四训中对这个论法说得很详尽,很足以代表造命论的说法。并且这种学说在今天中国社会中,势力非常的大,信徒非常的多。人们全在那儿有心为善,希求得偿。

什么叫非命呢?凡是宗教家多主张此说,认为人的祸福寿夭,有上帝做主宰。上帝和人一样,可以喜怒可以生杀。你多行不义,必得祸;积善之家,有余庆。命定说是没有的,不过他们的非命,不似今天科学家认为人可以胜天,他们是多种善因可以获天之喜悦而降福泽于你们,不独现世,甚至来世。

上面这四种说法在今天都各有它的力量,不过多相混淆,不容易找出它的清楚界限。大概教育学者相信正命的人多,而一般民众则相信宿命与鬼神混而为一者多。究竟哪样主张为是,尚有待于好学者研究。

书后

爸爸名叫李鼎彝,字玑衡,1920年(民国九年)进入北大国文学系。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后第一年,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蔡元培是他的校长;陈独秀、胡适、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都是他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后来较有成绩的,有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冯沅君,有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功,同届的同学有冯友兰、周德伟、陈雪屏。爸爸本人书念得并不出色。

爸爸在1926年(民国十五年)北大毕业,吉林省政府想公费送他留学。他那时已经二十八岁了,急于回家乡养家,所以就拒绝了。因为是“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回到家乡非常拉风,后来被聘为吉林六中校长。当时教育界的待遇极好,远非日后的穷教员可比;而社会对教育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尊敬,也远非日后的风气可比。爸爸说,军阀张作霖在孔夫子诞辰的时候,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军阀们是不敢向教育界人士致训词的,也不敢颁发训词叫教师研读的。

爸爸除在吉林六中做校长外,也曾在吉林女中、吉林一中、吉林大学讲课。他唯一一部著作——《中国文学史》,也写在这个时期。这部《中国文学史》,后来由我加上长序,由文星书店印出来。当时我的长序惹起大风波,调查局坚持要查禁,经文星书店撕掉长序,才免于被查禁。文星垮后,改由传记文学社出版(这篇长序,题目叫《爸爸·我·文学》,被收入“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三期《奇情·上吊·血》里)。

当年的大学文凭。——有印花,没照片。

爸爸生在1899年(民国前十三年),1899年是己亥年,就是戊戌政变后一年;死在1955年,死在台中一中国文科主任任上。在刚来台湾那一年(1949),他在台中一中做过一次讲演,就是这篇《宿命正命造命与非命》。这篇只是讲演的提要,漏掉了许多举例与故事,比起讲演来失色不少。爸爸的口才极好,但是文字并不怎么样。

这篇讲稿中的最大特色,是爸爸讨论中国人信命的矛盾性。中国人一方面固然相信子夏所谓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但在死生富贵以外,却有很强的“造命”味道。修桥、造路、施粥、济穷,这些做好事以求好报的做法,就不是宿命的,而是改造命运的。孟夫子说君子“不立乎岩墙之下”(不站在要倒的墙旁边),如果信宿命论,一切命中注定,要被压死,要躲也躲不了,可是孟夫子却要人躲,这是相信命可以改造;孟夫子又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同样相信命可以改造,同样不相信宿命论。但他们在死生富贵方面,却都信宿命,这是他们又聪明又糊涂的地方。爸爸的演说里,能把这种矛盾与差异点破,可说是他的卓见。

爸爸一生倾向信命,但在“平均公民”之上,信而不迷。我对他这一倾向,颇不以为然。但他究竟是思想迷惘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抽样,且为我最熟悉的抽样,因此我内“举”不避,要以他为“例”了。

爸爸死后七个月,我曾把这篇《宿命正命造命与非命》发表在台大的《大学杂志》卷一第五期(1955年11月15日)里。如今快三十年过去了,我把它重刊出来,算是一种非世俗方式的纪念。古人说:“伤心失故老,回首望中原。”在“故老”已失之日,对“中原”的“回首”,也就愈来愈渺茫了。

1984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