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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回忆十七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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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德宁打来电话,说今年9月是《北京文学》创刊五十周年的日子。章德宁在《北京文学》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我成为《北京文学》的作者也有十七年了。我们在电话里谈到了周雁如,一位十年前去世的老编辑,在八十年代的前几年,她一直是《北京文学》的实际主编,十七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电话里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我相信这是一个改变我命运的电话。

当时我正在浙江海盐县的武原镇卫生院里拔牙,整个卫生院只有一部电话,是那种手摇的电话,通过总机转号,而我们全县也只有一个总机,在县邮电局里。我拿起电话时还以为是镇上的某一位朋友打来的,可是我听到了总机的声音,她告诉我说有一个北京长途。接下去我拿着电话等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其间还有几个从我们镇上打进来的电话骚扰我,然后在快要下班的时候,我听到了周雁如的声音,她告诉我,我寄给《北京文学》的三篇小说都要发表,其中有一篇需要修改一下,她希望我立刻去北京。

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我二十三岁,做了五年的牙医,刚刚开始写作,我还不知道自己今后的职业是写作,还是继续拔牙。我实在不喜欢牙医的工作,每天八小时的工作,一辈子都要去看别人的口腔,这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牙医的人生道路让我感到一片灰暗。当时我常常站在医院的窗口,看着下面喧闹的街道,心里重复着一个可怕的念头——难道我要在这里站一辈子?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进入县文化馆,因为我看到在文化馆工作的人经常在街道上游荡,我喜欢这样的工作,游手好闲也可以算是工作,我想这样的好工作除了文化馆以外,恐怕只有天堂里才有了。于是我开始写作了,我一边拔牙一边写作,拔牙是没有办法,写作是为了以后不拔牙。当时我对自己充满了希望,可是不知道今后的现实是什么。

就是在这时候,电话铃响了。当我们县里邮电局的总机告诉我是北京的长途时,我的心脏就开始狂跳了,我预感到是《北京文学》的电话,因为我们家在北京没有亲戚,就是有亲戚也应该和我的父母联系。电话接通后,周雁如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她早晨一上班就挂了这个长途,一直到下午快下班时才接通。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她当时的声音,说话并不快,可是让我感到她说得很急,她的声音清晰准确,她告诉我路费和住宿费由《北京文学》承担,这是我最关心的事,当时我每月的工资只有三十多元。她又告诉我在改稿期间每天还有出差补助,最后她告诉我《北京文学》的地址——西长安街七号,告诉我出了北京站后应该坐10路公交车。她其实并不知道我是第一次出门远行,可是她那天说得十分耐心和仔细,就像是在嘱咐一样,将所有的细节告诉了我。我放下电话,第二天就坐上汽车去了上海,又从上海坐火车去了北京。

1988年,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期间,曾经和一位朋友去看望周雁如,她那时已经离休了,住在羊坊店路的新华社宿舍里,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周雁如的家,她的家让我感到十分简单和朴素。那天周雁如很高兴,就像我第一次在《北京文学》编辑部见到她一样,事实上我每次见到她,她都显得很高兴,其实她一直在承受着来自生活的压力,她的丈夫和一个女儿长期患病,我相信这样的压力也针对着她的精神,可是她总是显得很高兴。那天从她家里出来后,她一直送我们到大街上,和我们分手的时候,她流出了眼泪,当我们走远了再回头看她,她还站在那里看着我们。这情景令我难忘,在此之前我们有过很多次告别,只有这一次让我看到了周雁如依依不舍的神情,是因为离休以后的她和工作时的她有所不同了,这样的不同也只是在分手告别的时候才显示出来。现在,当我写下这些时,想到周雁如去世都已经有十年了,而往事历历在目,我突然感到了人生的虚无。

我十分怀念那个时代,在八十年代的初期,几乎所有的编辑都在认真地阅读着自由来稿,一旦发现了一部好作品,编辑们就会互相传阅,整个编辑部都会兴奋起来。而且当时寄稿件不用花钱,只要在信封上剪去一个角,就让刊物去邮资总付了。我当时一边做着牙医,一边写着小说,我不认识任何杂志的编辑,我只知道杂志的地址,就将稿件寄给杂志,一旦退稿后,我就将信封翻过来,用胶水粘上后写下另一个杂志的地址,再扔进邮筒,当然不能忘了剪掉一个角。那个时期我的作品都是免费地在各城市间旅游着,它们不断地回到我的身旁,一些又厚又沉的信封。有时是一封薄薄的信,每当收到这样的信,我就会激动起来,经验告诉我某一部作品有希望了。

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文学》的薄薄的信,信的署名是王洁。王洁是我遇到的第一位重要的编辑,我所说的重要只是针对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自己很幸运,王洁在堆积如山的自由来稿中发现了我的作品,我的幸运使她读完了我的作品,而且幸运还在延续,她喜欢上了我的作品。正是她的支持和帮助使我敲开了《北京文学》之门。

1983年11月,当我从海盐来到北京,第一次走进西长安街七号的《北京文学》编辑部,是中午休息的时候,王洁刚刚洗完了头,头发上还滴着水珠。然后是一位脸色红润的老太太走过来问我:“你就是余华?”这位老太太就是周雁如。这情景在我的记忆里就像是日出一样,永远清晰可见。

我和王洁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我来到北京改稿,不仅见到了一直给我写信的王洁,也认识了她的朋友。其中有一位叫大兵的朋友正在做生意,我改完稿离开北京时,就是王洁和大兵送我去北京站。第二年我来参加《北京文学》笔会时,他还来饭店看我,此后很多年没有再见,可是有一次我在上海的街道上行走时,突然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我一看,大兵站在街道对面向我招手。又是很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得到大兵的消息。

其实我和王洁也已经有十来年没有见面了,当我在浙江的时候,我们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而当我定居北京以后,我们反而中断了联系。王洁后来离开了《北京文学》,她去了一家新的杂志,我忘了那家杂志的名字,只记得编辑部在王府井,1988年我在鲁迅文学院时,我去过几次王洁的编辑部,最后一次去的时候,编辑部已经搬走了。我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还住在蒲黄榆,我很多次去过她的家,我记得她很会做菜,有一次我在她家附近办事,完事了就去她家,事先没有给她打电话,刚好遇上她在家里请朋友吃饭,她一打开门就说我有吃福。不过我的吃福并没有得到延续,大概是在1989年,王洁给我打电话,让我星期天去她家吃饭,我刚好有事没有去,从此以后我们再没有联系过。我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我想她的儿子应该长大成人了,我在海盐的时候曾经给她寄过一本书《怎样理解孩子的心灵》,那时候她的儿子还小,王洁回信告诉我,她因为忙没有读,她的儿子就整天催着她快去读。三年前我遇到一位音乐制作人,交谈中得知他和王洁曾在一个编辑部工作过,又在同一幢楼里住过,我就问他有没有王洁的电话,他说可以找到,找到后就告诉我,可能他没有找到,因为他一直没有告诉我。

十七年前我第一次来到北京,住了差不多有半个月,我三天就将稿子改完了,周雁如对我说不要急着回去,她让我在北京好好玩一玩。我就独自一人在冬天的寒风里到处游走,最后自己实在不想玩了,才让王洁替我去买火车票。我至今记得当初王洁坐在桌子前,拿着一支笔为我算账,我不断地说话打断她,她就说:“你真是讨厌。”结账后王洁又到会计那里替我领了钱,我发现不仅我在北京改稿的三天有补助,连游玩的那些天也都有补助。最后王洁还给我开了一张证明,证明我在《北京文学》的改稿确有其事。当我回到海盐后,我才知道那一张证明是多么重要,当时的卫生院院长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有没有证明?”

从北京回到海盐后,我意识到小小的海盐轰动了,我是海盐历史上第一位去北京改稿的人。他们认为我是一个人才,不应该再在卫生院里拔牙了,于是一个月以后,我到文化馆去上班了。当时我们都是早晨七点钟上班,在卫生院的时候,我即使迟到一分钟都会招来训斥。我第一天去文化馆上班时,故意迟到了三个小时,十点钟才去,我想试探一下他们的反应,结果没有一个人对我的迟到有所反应,仿佛我应该在这个时间去上班。我当时的感觉真是十分美好,我觉得自己是在天堂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二○○○年七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