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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第四十五课 五百年斯文所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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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上一次我们用投票方式,对明、清两代的文化现象进行了重要性的排队,大家比较看好的是哲学和小说。这是文化创建的两端:抽象层面和世俗层面。哲学像天,小说像地,上下呼应,自有气象。

我在上次提到,对于明、清两代的这两个文化现象需要再讨论一番。

先从你们投票所选中的“小说的繁荣”说起,如何?

王牧笛:我用一两句评一下。《三国演义》写“义”,历史可以这样写,竟然遮蔽了正史本身;《水浒传》写“忠”,写的是水波荡漾的古代浪漫;《西游记》写“诚”,天下第一名猴苦练七十二变,笑对八十一难;

《聊斋志异》写“怪”,人鬼情未了;《儒林外史》写“讽”,知识分子的时代悲凉;《红楼梦》写“情”,“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牡丹亭》展示的是爱与文明的冲突;《长生殿》写宫廷的爱情曲;而《桃花扇》写末世百象图。

王安安:我赞成上次秋雨老师发表的意见,在明、清两代众多的小说中坚定地把《红楼梦》排在第一,因为它第一次把女子作为人来写,并且写了这些美丽的人的毁灭。之前的作品中女子很少有真正的性格,只有一个目的和她去追求这个目的的动机。但《红楼梦》里的女子是人,有性格,是复杂的,最后的破灭让人产生同情并唤起了自身的感动。《西游记》我也喜欢,但我发现《西游记》的不足是它几乎都是来了个什么神仙就把险情解决,最后流于一种看热闹的感觉,对它的兴趣就降下来了,所以很多人说,最好看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的那一段,自从跟唐僧取经后,真正的孙悟空作为一个人物的那种漂亮的东西就没有了。

吕帆:我同意安安的看法,《西游记》最好的地方在于它的游戏性,大闹天宫就是一个猴子的玩闹,跟我们喜欢张无忌在光明顶上大战几大门派一样。另外可能受白先勇先生《牡丹亭》的影响,让我也喜欢《牡丹亭》。首先《牡丹亭》作为案头文本可读性非常强,“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可以当文学作品欣赏、诵读;第二是声台形表俱佳,看上本时我买的二十块钱的票,中本八十,下本就变两百,因为想近距离观赏。最后就是剧作的内涵,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能有一种爱到深处可以让人由生变死,由死而生的感动很珍贵。有首歌唱“死了都要爱”,但死了以后还怎么爱我们就不太清楚了,《牡丹亭》可以给年轻人很多启示。

丛治辰:小说出现的先后排列其实就体现了它是逐渐世俗化的过程,是世俗的记忆。《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没有深入世俗生活细节。林庚先生说《西游记》是世俗社会胜利的一个东西,孙猴子就是世俗社会的市民,猪八戒是农民的代表,世俗社会开始出现了。秋雨老师没有提到《金瓶梅》,从《金瓶梅》到《儒林外史》再到《红楼梦》,小说才开始深入到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个人交往、人性才有细微的崭露,是一个慢慢深入人心,深入世俗的过程。

有一部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是我们山东人写的。我觉得它是一个集大成者,也是开创者,它集合了唐传奇、志怪小说所展现的光怪陆离,同时也开创了一些笔记体小说的传统。挽救了世界文学的博尔赫斯最喜欢读的就是这部短篇小说集,他从这里面看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理性传统的时空观,现实和虚构之间的关系,我们可能还没有好好地继承我们的传统。

余秋雨:对于明、清两代的小说,我曾说过《红楼梦》比其他几部小说高出许多,现在再放在一起排个次序:第一名《红楼梦》;第二名《西游记》;第三名《水浒传》;第四名《三国演义》;第五名《聊斋志异》;

第六名《儒林外史》。

《红楼梦》是个说不完的话题。其他几部小说,还没有摆脱黑格尔在《美学》里说的“历史的表面现象的个别定性”,而《红楼梦》摆脱了,直接探询着人性美的存在状态和幻灭过程。这就使它进入了世界性的最佳作品之列。它不仅不粘着于历史真实,而且也不粘着于一般理念。例如,表面上,它是支持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恋情的,但它又那么雄辩地证明,这两个人根本没有、也永远不可能为婚姻做好准备。又如,所有的亲人都爱护着他们,但所有的爱护都成了伤害,最大的热闹成了最深的寂寞……这一系列的悖论,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总体发现,却又都没有结论。这是其他作品完全无法比拟的天才之作。遗憾的是,后人研究《红楼梦》,几乎都落到它所努力摆脱的层面上去了,转来转去都在说“历史的表面现象的个别定性”,这让我很生气。

《西游记》排第二,是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寓言。那个师徒组合,那条漫漫长途,那些妖魔鬼怪,全是象征性的存在。寓言,对于人类和文学而言,既是起点,又是终点。我曾在《艺术创造论》一书中说过,如果抽离了寓言象征,绝大多数现代派文学都会读不下来。因此,《西游记》具有充分的现代性。

《水浒传》比《三国演义》好,是因为它写了人的命运,而且把人的命运当做了主干。宋江会去看父亲,李逵会去看母亲,武松有哥哥,林冲有妻子,这些关系都成了情节核心,但《三国演义》没有。虽然《三国演义》也写到了人,但目的是写事。因此,四部小说中,最差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的问题是缺少延续之力,当好汉们一一上了山,故事就结束不了了。这是思想局限,更是艺术局限。水泊梁山,不应该仅仅被占领,它有可能成为一个精神祭坛。当然,这是民间小说达不到的高度。真正有高度的,唯有《红楼梦》。

关于昆曲剧本的创作我很同意把《牡丹亭》放在前面,其他两个作品其实还是依附于历史故事,尽管写得不错。茅盾先生认为《桃花扇》是中国古代最好的历史剧,我不同意。我认为第一还是《牡丹亭》,理由就是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刻画了一种情,可以出入生死,傲视世俗,也傲视理学。它甚至把出人生死的过程也非常具体地描摹出来了,让所有的观众看到了人世间的无限可能性,尽管知道它不会是真的,但是愿意欣赏它。吸引大家涕泪交加地欣赏一种明明白白的不真实,这是中国审美水平的一种突破。

中国人在审美领域里有一种不安全感,因此常常用“真实”作为“着落点”,为此不惜制造大量的“伪真实”、“伪历史”。直到今天,这种审美惰性还在大规模延续。审美是一个完全区别于真实和历史的特殊空间,它需要被特别唤醒,并放在它自己的空间里予以保护。在戏剧上,《牡丹亭》独领风骚。

讲了小说和戏剧这两项最通俗的文化项目,我想与大家一起冒一个险,腾空而上,说一说哲学。

然而,我喜欢在文化交谈中的这种随意跳跃。如果一直盯在一个个专业话题上不越边界,就太局促了。跳跃本身,就是思维快感的来源。

王牧笛:这很刺激,却有点困难,我来充当实验品吧。我觉得朱子和阳明是中国哲学的高峰。朱子的中心思想是个理,理说到底是万物之所以成为万物的根据。比如秋雨老师面前的杯子,首先是存在一个杯子的理,再加上作为质料而存在的气,才结合成这个杯子。理和气的关系于朱子是人骑马,理是主宰者,气是材料的赋予者,理与气的聚合产生了周遭万物和世界,这在哲学上是本体论,朱子通过理学给先秦诸子的学问奠定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基础。

有了本体论自然还有认识论,有了理,有了气,还有格物致知,是精神修养的方法,第一个是致知,第二个是用敬。因为气和理一个具体,一个形而上学,所以我们要通过具体的东西去格物才能够认识理。王阳明很有趣,他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通过格具体的物,要穷他的理。但普通的格物方法不行,还要用敬,没有用敬的话,对于物的处理方法只是简单的智能训练,只有用敬才能上升到圣人境界,拂去珍珠的尘埃,见到本来的光彩。

朱子的学问蔚为大观,我试举一两个经典的。万理的总和叫太极,他认为每一个物上面都分有着太极,这比柏拉图要高明,他的“善”没有解决“一”和“多”的问题,而朱子用了一个佛教的比喻就是月映万川,月亮会照在每一个水面上来解决“一”和“多”的分际。

吕帆:我再说说伦理观。朱子强调理是至善,它高高在上并有道德含义,就是儒家一直强调的礼、义、仁、智,但高高在上的理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它贯穿于各个人的身体力行,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天、地、人三者在同一轴线上,可以贯通一气,这是先儒了不起的理念。另一方面,从人至天,怎么样去达到至善之性?需要人自己的努力和超脱,就像够东西,有人够到了八成,有人够到了十成,有人只够到一成,所以理贯穿到人身上以后,会产生气质的偏差,所谓的君子、小人从此而分。理是至善,我们古儒有这个理想,很不容易。

欧阳霄:王阳明的心学继承了陆九渊并发展到高峰,他也认为心即理。还用杯子来举例,朱子还认为有一个客观的杯子在,杯子有杯子的理,但王阳明不认为有客观的杯子的理在,他觉得理在自己的心里,心和理合一。理是什么?理是心的一种结构,所以就不存在外化于自己的杯子了。王阳明格竹子七天七夜,格到自己大病一场,觉得这样格竹不行,就在静坐的过程中来格物,其实这时就不再是格外界的物,而是正心。王阳明的学说最后成为一种正心的学问,凡事反省内求了,这大概是他最主要的特点。

王牧笛:我补充一下,传说阳明跟一个得道禅师对话,聊累了休息,王阳明突然问,禅师你现在还有家吗?禅师说有啊。阳明说你家里还有谁?禅师说我母亲还在。阳明问,你想念你的母亲吗?禅师静默了很久才说,我怎能不想她呢?禅师潸然泪下,第二天就打包还俗,看母亲去了。这说明通常在我们看来高高在上的人有着同样的心、同样的性,而这个心性,对你我来说,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致的。这虽是个小故事,但可以反映出王阳明怎样通过心和性看待世界。

余秋雨:像你们这样讲,别人是听不明白的。闪光点很多,却概括不起来。

书生智慧,在中国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而且是一种超浓度的多。因此一直有人试图把它们统合起来。由于智慧与智慧之间互不服气,因此统合者常常会借助于超验的力量,例如汉代的董仲舒就试图以“天人感应”来作为“独尊儒术”的背景,结果走向了反理性的虚妄之途,而真正的儒家还在随着社会的政治风向而命运起伏不定。魏晋名士们想以道家来刺激儒家,却也没有产生坚实的思想成果。从北魏到隋唐,佛教兴盛,韩愈等人试图为儒家张本,成效不大,反而出现了儒、佛、道互渗互溶的趋向。于是,最终出现了宋明理学,以朱熹为核心,整合成了一个以儒学为本的庞大思想体系。

朱熹以一种宏伟的理论气概,使原本处于散落状态、感觉状态的儒学,具有了严密的哲学逻辑,这显然是受了佛教的影响。他试图确立中国学理的单一本体,划分出“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区别,然后统贯天地万物。

他认为世界的本原便是“理”,一切都由此出发。结果,因它,构成了千年儒学的完整形态。

遗憾的是,朱熹构建这一理论之时,社会现状与他的理论体系产生了极大的矛盾,因此他不得不又衍生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理念,制定出一系列行为规范,成了中国人的精神桎梏和行为镣铐,符合了政权统治者的利益,却成了社会进步的阻力。在学术的真实性体验上,他用“格物致知”的方法试图沟通“物”、“知”、“理”之间的渠道,也只是一种空幻的设想,难以产生真正的认识论成果。

到了明代中期的王阳明,已经看出朱熹的问题所在,便不再在几重难以沟通的概念间勉强连结,而明确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学”,连那个至高无上的“理”,也都是心的化身。因此,不必辛辛苦苦又怨声载道地去“存天理、灭人欲”了,只要“致良知”就可以了。朱熹认为,人的“行”是发自内心的,而“知”却要向外求取,到了王阳明这里,哪里还要到心外去求知?一切都本于心,因此自可“知行合一”。这显然是对宋明理学的一大推动,因此也可以独立地称之为“心学”。

如果硬要比较,就我本人而言,当然更喜欢王阳明的“心外无事”、“心外无学”、“致良知”、“知行合一”等说法,因为我的人生实践证明,这些概念帮我渡过了很多社会灾难,并有所作为。但是,如果从纯粹哲学的高度上来分析,这里所说的“心”、“良知”等概念还是朦胧迷离的。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我建议大家读一读李泽厚先生的著作,如《宋明理学片论》、《己卯五说》、《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等。就我涉猎所及,他讲得最为深入。

朱熹和王阳明这两位哲学家都很了不起。我曾在一篇写岳麓书院的文章中记述过朱熹晚年受迫害,与他最信任的学生蔡元定诀别的感人情景。我又在一篇写家乡的文章中评价过王阳明先生的惊人生命力。王阳明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大哲学家,居然又成了明代最能打仗的将军之一,这在人类文化史上都找不到第二人。

这实在是一个让人赞叹不已的健全生命。我仰视他,并不仅仅因为他是我的同乡。

在文化专制的大背景下有这么健全的文化生命,这一事实,常常使我产生自勉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