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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第十六课 诸子百家中文学品质最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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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终于说到了庄子我很高兴。直到现在,我们讨论的一些中国文化奠基者,大多偏重于哲学和政治学,离文字都有较大的距离。当代民众由于古文化水平不高,一看到文言文就以为是文学,这是一种误会。其实在诸子百家中,思维品质高的人很多,而文学品质最高的,好像,也就是庄子。

但是,我本人接触庄子,却与文学无关。记得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过,我二十岁那年遇到了一场叫做文化大革命的社会灾难,爸爸被关,叔叔自杀,全家衣食无着,我自己又在学校里受到造反派的围攻,真是走投无路,天天愁苦。这时有一位女同学告诉我,1957年,也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九年之前,她爸爸被划为“右派”,家里也是一片痛苦,她爸爸就要全家读《庄子》。听了这个我本来并不熟悉的同学的话,我立即找了《庄子》来看。看了几天我渐渐明白,对付灾难,不能用灾难语法。世上有另外一种语法,可以让自己从精神上脱身而出,藐视灾难,重新认识世界和人生,取得一种诗化的自由。这个阅读经历极为重要,对我今后的人生一直有很大的影响。你们知道我以后又经历过大量磨难,却能一直保持着达观的心情,直到今天还能如此开心地与你们谈庄子,这都与庄子有关。

王牧笛:秋雨先生的经历让我想起,庄子本身也遇到过很大的灾难。他的妻子去世了,他的好朋友惠施去看他,发现庄子不但没有哭泣反而在鼓盆而歌。惠施说:你不哭也就罢了,还唱歌,是不是太过分了?庄子说:她刚死的时候,难道我会没有感慨吗?但一想到人最初本来就没有生命,不仅仅没有生命而且没有形体,不仅仅没有形体而且没有元气。人的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季更替一样,她都已经安息于大自然之间了,我为什么还要哭泣?现在我每次想到庄子,都会联想到两句话,一是海德格尔说的“人,诗意地栖居”,还有一个是歌名——《白衣飘飘的年代》,都是一种美丽的生命状态:达观、逍遥。

何琳:前几年网上流行一个“小鸡为什么过马路”的思想游戏,由网友代各位故去的思想家进行个性化的回答。比如,柏拉图会说“为了寻找更高的善”,达尔文会说“为了寻找更好的进化坐标”,拿破仑的答案是“不想过马路的小鸡不是好鸡”,孔子拒绝回答,日“不知人,焉知鸡”。面对“小鸡为什么过马路”的困惑,我觉得庄子一定会取消问题,鼓盆而歌:“那只鸡好快乐啊。”

王安安:可庄子是否真的快乐呢?当他在濮水钓鱼的时候,楚国想重用他,派人来请。庄子说:“楚国有被祭祀的神龟,它是宁肯死了享受被祭祀的高贵的名声呢,还是想活着游弋在泥涂中呢?”来人说当然活着快乐。庄子说:“我还是垂钓自由自在。”庄子宁可选择做身上背着盔甲、活在泥潭里的乌龟,可我总觉得这表明了他的一种痛苦,这是庄子作为一位哲人的孤独感、寂寞感。他没有一个可以真正对话的同时代人,在战国纷争的年代,他所谓的快乐只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谁又能知道他坚硬的盔甲下面是怎样一颗柔软的心呢?

余秋雨:安安提出的问题很深刻。但是,庄子毕竟是庄子,比安安更加深刻。对他来说,不存在你所说的“真的快乐”“真的痛苦”,甚至,也没有你所说的“孤独感”“寂寞感”。尽管在我们看来,他必然是孤独和寂寞的,但他对此已经无所“感”。对于自由与不自由,肮脏与干净,在他看来也是相对的。对于盔甲的坚硬和内心的柔软,他也会有另外一种看法,例如,他会认为,当盔甲是柔软的时候,内心就坚硬了,但是,柔软的盔甲和坚硬的内心一样,都是没有意义的,否定自身存在的。

金子:听秋雨老师一说,确实明白了庄子独特的深刻性。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哲学家。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哲学家,对社会管理有什么意义?在儒家看来,只有做官才能实施良好的社会管理。庄子是不想做官的,但在做官和个人自由之外有没有另一个空间,可以让民众有一个更好的憩息场所?

余秋雨:庄子不在乎社会管理,只在乎精神管理。其实他对精神也不想管理,只不过客观上能起到这种作用。

我们可能受儒家、法家的影响太深,习惯于质问每一种文化的政治功能。其实,文化有比政治更大、更高的职能。

硬要说社会管理,老子、庄子的哲学也能提供一种近似于“无为而治”的简约管理,这在历史上某些需要休养生息的历史阶段也很重要。例如汉代初年的文景之治就是这样,马王堆汉墓帛书中记述的政治理念,如“重柔者吉,重刚者灭”“至正者静,至静者圣”等,很接近老庄哲学。唐朝的王室,也有类似的理念。由此可见,即使是伟大的汉唐文明的构建,也不完全出于儒家和法家思想。

总之,老庄哲学是想把人世拉回到本来状态,结果反倒超过了别的管理方式。

丛治辰:我也觉得庄子哲学不在于管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自我指向的,不怨天尤人,不在外部找原因,而是探讨如何从自我突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庄子现在正在谈恋爱,庄子不会找一个特别浪漫的环境,他会调整自己的心态,在心中生发出一种非常浪漫的情调。

余秋雨:这个例子举得不太精彩,但是我欣赏你在说庄子时用到“情调”这个概念。也就是说,他真正在意的,不是社会的结构秩序,而是生命的诗化情调。

庄子与老子有渊源关系,但又比老子讲究诗化情调。这种特性,使他成为诸子百家中最具有文学性的一位。

庄子的诗化情调和文学素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想象力,二是寓言化。而且,他在这两方面都达到了极致。庄子在想象力和寓言化上都表现出对于一般真实的脱离,对于直接结论的脱离,因此是其他学派所不敢用的,因为其他学派免不了要在“可信性”、“真实性”上说服人。庄子没有这种企图,反而从大家拥挤着的理性讲堂退回到感性花苑,放纵自己的感性来激发别人的感性。人们也许会误会,以为理性比感性深刻,而庄子则轻松地证明,理性的最后救赎之地还是感性。想象力使庄子遨游于南溟北海,又把自己设想为宇宙间似人非人的无限力量,这就使他的智慧获得了真正的文学形态。请记住,离开了基于自由感性的巨大想象力,也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

想象力的凝象体就是寓言化。我多次论证,文学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寓言。庄子的寓言与一般童话中的寓言不同,一上来就表现出一种仰天俯地的哲学规模。但这种规模毕竟由自由感性和想象力支撑着,因此在本质上还是文学,或者说是一种哲学化的文学。

寓言化的基本结构是象征隐喻。A不仅是A,而是B加C加D、E、F、G……直至无限。正是这种由有限通达无限的机能,使文学和哲学获得了思维尊严和审美尊严。

我的这些话大家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因为我已进入到另外一个独立的思想领域即美学领域。这需要以后抽时间专门讨论,今天点到为止。下面希望大家回想一下自己印象最深的庄子寓言,也算是一种温习吧,在讲述的过程中体会庄子的多方位魅力。

王牧笛:庄子在寓言中好像很喜欢借用“鸟”。比如他曾经讲过,有一只海鸟停在鲁国的大海边上,鲁侯就把这只鸟请回了太庙,给它喝最好的酒,听最好的音乐,吃最好的肉。可是这只鸟非常害怕,不吃不喝,三天就死掉了。这是一个有关“自然”的讲述,一切刻意的人为和加强都是违反“自然”的,也违反庄子所展示的那个诗意的、自由的生命状态。

王安安:我想到了“骈拇”的寓言,讲的是正常人的手掌只有五个手指,一个人如果贪心,希望再长出一个手指,这不符合自然的状态,也毫无用处。联想到后来在中国历史上,慈禧一顿饭要吃一百多道菜,可是没有一道菜真正给她带来快乐。人为的多余,违反自然之道,这是为庄子所痛斥的。他用“骈拇”这个比喻,来批评儒家刻意追求“仁义”行为,也是一种违反自然并且毫无用途的东西。

金子:《庄子·齐物论》中有一个养猴人的故事。有一年粮食歉收,养猴人就跟猴子说,现在早晨给你们每只猴子三个橡子吃,晚上吃四个。猴子听了——不行不行,早上怎么比晚上还少呢!养猴的人于是说,那这样吧,早上吃四个,晚上吃三个。猴子听了之后就特别开心了。庄子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实际上世间许多东西,从很多角度来看,并没有质的区别。这个故事就是成语“朝三暮四”的来源,不过后来似乎与“朝秦暮楚”用混了。

何琳:还有一个“盗亦有道”的寓言。有一个大盗叫做跖,他手下人问他,成为大盗有什么窍门。盗跖说这里面窍门大着呢:在屋外就能知道屋里有多少财富,就是圣;第一个冲进去抢夺,就是勇;最后一个离开,就是义;判断能不能进去就是智;分配均匀就是仁。这五者不备不能成为大盗。

余秋雨:庄子所说的“盗亦有道”,与我们后来用这个成语时的意思很不相同。他幽默地完成了对儒家道德体系的“解构”:道德家们最喜欢用的那些命题,用在负面人物身上也完全合适。你看,对盗也可以蒙上五德的光环——圣、勇、义、智、仁,但它整个系统的根基却是盗。这种解构方式不是否定社会上的基本是非界线,只是嘲讽了那些过度地强加给社会的种种企图。一切违反自然的行为和口号,立即可以走向它们自身的反面。

由此让我想到我们现在很多评论家的“文艺评论”,条条规则,例如“动静结合”“有虚有实”“凤头虎尾”“起承转合”之类,放在任何一个彻底失败的作品上也完全合适。

丛治辰:我还记得有一个故事,是说庄子去楚国,路上看到一个骷髅,他就用马鞭敲敲,问这个骷髅说:“你是不幸遭遇什么灾祸而死的么,是战死的,自杀死的,还是老死的?”说完就枕着骷髅睡着了。梦里那个骷髅对庄子说:“你问我的灾祸都是生人的累患,死人是没有这些忧虑的。告诉你死人的情形吧,不瞒你说,我现在觉得挺高兴的。你看你整天招呼上级下级,不吃饭你饿,不穿衣服又冷,你实在挺辛苦的,哪有我快乐。我根本就没有这些烦恼。”庄子说:“那我要让神灵将你起死回生,让你跟你的父母、妻儿、邻里一起过日子,你愿意吗?”骷髅忧郁地说:“说实话我还真不愿意呢。我何必放弃现在的快乐,去挑起人间烦恼的重担?”庄子在这个故事里泯灭了生死的执著。死亡并非是恐怖的,死亡将结束一切畏惧,无所谓喜忧。我觉得这种生死观也是庄子哲学的一个很重大的元素。

余秋雨:优秀的寓言总会给人们提供一种新的视角,给大家带来很大的精神解脱。你们的争相讲述也诱发了我,对我年轻时具有启蒙意义的是《秋水》。这个篇名跟我的名字有点关系,所以感到特别亲切,抢先拿来阅读。一读,眼界大开。你看河神多么有气势,奔腾万里,浩浩荡荡,从河神本身的角度看起来,“我”似乎什么都具备了。但是一流到北海,情况完全变了,“我”难道就是那么小的一条河?海是烟雾渺茫的一个存在,“我”只是加入它而已,而且加入以后完全不见痕迹。于是河神和海神有了一段对话。河神觉得自己以前认定的重要东西,现在却显得非常不重要。海神就告诉他,你能够走出那么小的空间来到更大的地方,有这样的感觉很好,但你要明白我的局限:海和天相比,那又是太小太小了。在一次次的对比以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任何判断都是相对的,我们能够共同对话的层面也是相对的。

庄子认为,要获得这种眼界,很困难。但是,因为是眼界问题,你也不能去强迫他们,只能让他们去。用自己的眼界强加给他们,又是不自然的事。他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井底之蛙,你没有办法同它谈海,它被空间束缚了;夏天的虫,你不可能给它讲冰,因为它被时间束缚了;那些孤陋寡闻的文人,没法给他讲真正的大道理,他被一大堆从小接受的教学话语束缚了。按照庄子的说法,大家都在自我作践,把自己的空间和时间越折腾越小。这样的人那么多,庄子无奈地说,不必和他们讲话。但是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换成孔子和墨子,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一定要讲,而且要用尽各种方法来感化你。庄子觉得完全没法讲明白,你能把空间的束缚、时间的束缚、教育的束缚都取消么?取消不了,那么再讲也无效。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有《庄子》呢?那是他获得精神自由的自我记述,也想让少数同道获得启发和共鸣,仅仅如此而已。我认为,这种无奈状态,又是一种比较正常的文学心态。现在作家中那些一会儿想刺激天下,一会儿又抱怨民众不理会自己的狂躁心理,与正常的文学心态相去甚远。

最后我要简单说一说庄子在东方美学中的特殊地位。他提倡“物我两忘”的境界,是东方美学对世界美学的重大贡献。我们过去习惯讲述的所谓“血泪醮笔端”“愤怒出诗人”等,当然也有存在的合理性,但在美学境界上等级很低,更不是东方美学的主体。多读庄子,会使我们更多地领略东方美学的至高境界。另外我还必须说明,过去有不少学者认为“寓言象征”是西方现代派文字所独有的特征,那是一种片面的说法,庄子对此提出了否定。我写在二十多年前的那本《艺术创造论》就提出,现代世界第一流的文艺作品,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寓言结构,而在古代,最早进入这种寓言结构并立即显现成熟风貌的,是中国的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