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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之死》15、为文学做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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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教会女子寄宿学校时,于堇报的名就是JeanHubert.注定是天意,他的姓Hubert来自他的法国父亲,法文念成“于培尔”,他的中文名字就叫于培福――命中注定跟于堇同姓。但是他从来不想让于堇叫他父亲。从婚姻失败后,他对女人就失去了兴趣,对家庭也抱同样态度,早就打算做一辈子单身汉,根本没有想到一个孩子会冒然进入自己的生活。妻子的不幸流产,使他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做一个父亲。
    不过,一个天性聪明的孩子,什么都记得清楚,又什么都情愿忘掉,几乎过早地进入成人心态。她没有和他提过一次自己的父母或家里的事,这令他敬畏。于堇完全记得自己的身世,不过不管是在表里还是心里,都是把他当惟一信赖的人,他们喜欢彼此只叫小名“Jean”和“Fred”。
    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孩子好像见风就长。他越来越喜爱这孩子,而且发现自己对孩子很有耐心。他仍住在原来的一幢房子里,屋顶阳台上放了许多花盆,由于堇挑选的花,她喜欢一片色一种花,比如兰花和茉莉,一式白洁清香,但是玫瑰和菊花却总是嫩黄,像一片锦绣。
    先前,他半心半意地开这家旧书店,只是为了消磨时光,免于陷入病态悲观。于堇上学后,就不得不一本正经地做起这生意,要从中赚出于堇昂贵的学费来。亏得店面就在四马路热闹之处一条街口,他的家在店面楼上,附近还有一些报馆书店。他稍稍注意一点生意经,打了几次广告,居然也成为上海书业的一个特色店。他认识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住在上海的西方读者。
    于堇毕业后到了联华歌舞演艺学校,做了职业演员。休伯特感觉于堇远了。于堇成名后,他自己的生活却朝相反的方向变化,变得更加深藏,他觉得生命再次变得空空落落。他预感到危机来临,却不知道如何救出自己。
    那是在1935年的春天,他得了忧郁症,一个经常来跑旧书定新书、也经常卖书给他的美国领事馆职员,约他到霞飞路的罗宋面包房吃个便饭聊聊天。
    夕照西斜,他们按约定时间走进餐馆,选了一个僻静的桌子坐下。玻璃杯放得很讲究,铺了一浅一深的两条绿色餐巾。
    那是上海一二八抗战之后,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而希特勒纳粹党势力正在德国兴起。谈到了汇集在上海的各国侨民,谈到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在上海的活动。那人放下烟斗,郑重其事地问他:“世界在碎裂,魔鬼在肆虐,你还能只管旧书吗?”“只有书才能给我们保存一点文化。”休伯特还是那句老话。这餐馆居然演奏爵士乐,而且很地道,布置也舒适,老板做事认真,俄国女招待热情备至,他喜欢这种气氛。
    “那么,亲爱的弗雷德,为了世界文明,能不能为我们注意收集一下日军的动向?”他惊呆了。他一直有个感觉,这个小职员似乎太聪明了一些,原来这人是个间谍,没准比美国驻上海领事地位都重要。看来此人注意他已经很久了,对他的家庭背景了解得透澈。
    甚至比他自己还清楚:比如休伯特的父亲十年前在河边滑了一跤中风去世,母亲三年后在当地医院住了半年,思念丈夫成疾而亡。只有一个表姐在俄亥俄,大他两岁,是个老姑娘。他什么时候从美国到牛津大学,上的是什么学院得过什么奖,修过那些科目,学了几门外语,此人如数家珍,了若指掌。他们认为他天生的注意细节,他的脾性,低姿态,他的职业,包括他未老先衰的外貌,都是最佳间谍人选。
    “想知道你离婚的英国妻子,后来嫁到何处吗?”“我不想知道。”休伯特脸色都白了,说实话,那个女人长相,他都忘干净了,但是很多事却比她的模样难忘。
    那人看看他,就转过话头:“当然我们也知道你的明星女儿对你如何重要。”“她不是我的女儿!”休伯特脸色更白了,心跳加快,说话的声音都变了。
    那人似乎没有听到他的抗议,继续说下去:“为了你所爱的人,你不能再置身事外!”休伯特沉默了,这个家伙知道他的弱点。
    那正是于堇去当电影演员,很快走红之际,也是她刚开始交男朋友的时候,他心里担心之极。于堇从小到大都很少住在和旧书店几乎连在一起的“家”里,周末回家,像是两人的节日。连亲密的朋友都不知道于堇和他的关系,在学校在剧团电影厂,于堇一直自称是孤儿出身。
    “这个特务恶棍!”休伯特不高兴地想。他不喜欢别人打听他的隐私,当然他也不喜欢做专事偷窥的间谍。他想马上站起,离席而去。
    但立马表示愤怒,不是他的习惯。女招待殷勤地上着罗宋汤炸猪排、土豆红肠色拉。又端来烘烤热乎乎的面包。她漂亮的手斟了红葡萄酒。对方向他举杯。他推说,身体不舒服,不能喝酒。
    对方觉察出他的神情,忽然就换了个题目,提起一个无藉藉之名的捷克德语作家卡夫卡的小说,仿佛是投休伯特所好,不过果然让他高兴:几乎没有人欣赏这个奇怪的作家。
    休伯特笑了。卡夫卡的第一本书,对了,就是《观察》出版社用一种非同寻常的大号字体排的那个版本,类似古代的感恩刻板,只有九十九页,仅仅印刷了八百本,今天已经罕见这个珍本。小职员说,他也有这本书,十一年前,也就是1924年,卡夫卡病逝在维也纳基尔灵疗养院,他当时调去维也纳任职,本想见一见这个怪人,结果,他打听到的是卡夫卡的死讯,成了一生遗憾。但是他读过他的手稿,印象很深。
    小职员和休伯特就卡夫卡死后被发表出来的小说是否忠实于原著,争执起来,各不相让。他们那天就没有重新回到参与谍报工作的题目上来,喝完了咖啡也未提半个字。
    只有在最后道别时,对方说:“亲爱的弗雷德,我等你仔细考虑的答复,需要等多少天就等多少天。”对此,休伯特无法不点头。他其实只想了三天,就同意参加工作。他想到的是卡夫卡那样犹太人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