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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大明劫:明末崇祯帝为何如此勤奋却仍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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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般观点认为,崇祯帝是明朝灭亡前的最后一位皇帝。可以说,对他的评价是众说纷纭,既有同情也有责难,既有惋惜也有诋毁,但无论哪种看法,对其尚属一位勤奋的帝王,几乎没有异议。毕竟,据史料记载,崇祯帝继位时,年仅17岁。面对父兄留下的一个危机四伏的烂摊子,他能颇思振作,是有想干事、干大事的决心与劲头的,所以总是鸡鸣就起床,深夜才入睡地经常召见廷臣,探求治国方策。甚至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初九,他因“偶感微恙”而临时传免早朝,遭到内阁辅臣的批评,也能既感激又羞愧,特亲笔写手敕,对辅臣进行褒奖,对自己进行批评。足见其力挽狂澜的决心和勤奋执政的程度。

再者,崇祯帝能牢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的古训,对自己要求甚为严格。他自幼养成俭朴的习惯。初习字时,如果纸张较大而范本的字较小的话,他一定会先将纸的一边对齐范本,写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写满,以免浪费。曾有段这样的记载,说他某日听讲官讲书,因所穿内衣袖子已破损,露在外面很不雅观,不时把它塞进去遮掩。这讲官看到了,奏道:“衣之敝虽过于位,然美德也,何必讳?”足见其克勤克俭的品德和励精图治的毅力。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称得上以身作则的帝王,却最终落得个亡国之君的下场,何缘故也?按照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看,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失去了民心的君子与政府,是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代表的。按照辩证法的理论观点看,事物发展变化,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一个既有内因又有外因起作用的过程。基于这样的原则,我们再来分析崇祯帝何以极为勤奋却无力回天的现象,就容易多了。以下概略谈谈笔者对此的一些看法。

其一,崇祯帝自身是矛盾体。他决事果断、雷厉风行,如处理庵党一案,也有多疑多虑、优柔寡断之一面,如关于是先攘外抑或先安内,一直拿捏不定,遂误国家;既有刻薄寡恩翻脸无情之一面,如对一些大臣的处理上,也有多情柔肠之一面,如对周后互敬互爱;他既自制极严,不耽犬马,不好女色,生活简朴,也大肆敛财、以国为家,挤占财政,关键时刻不肯多掏一文钱;他既经常征求左右的意见,也刚愎自用,不能做到虚怀纳谏、择善从流;他既知人善任,如重用袁崇焕、杨嗣昌、洪承畴等具一代文武全才之人,但却任用他们时,言听计从,优遇有加,一旦翻脸,严酷无情,果于杀戮,导致用人不专,出现崇祯朝五十相局面;他既悯恤黎民疾苦,常下罪己诏,但又搜刮民膏,加派无度,置百姓于水火;他既励精图治,常平台招对,咨问政之得失,与臣下论讨兴亡之道,为政勤奋,事必躬亲,欲为中兴之主主,但求治心切,责臣太骤,以致人心恐慌、言路断绝,常谓所任非人,终成孤家寡人,以至于煤山殉国,从死者唯一太监耳。由此看来,崇祯之所以成为亡国之君,其内在因素,不是已经一目了然了吗?

其二,明朝此刻已积弊太重。就医学观点分析,病入膏肓再高明的医生也无能为力。200多年的明朝到了崇祯时期,显然已经积重难返。政治上的腐败、军事上的失利、经济上的衰落,是崇祯帝面临的最大困境和难以逾越的障碍。政治上,经过近300年的风雨侵蚀,大明王朝的统治机器已经从内部腐烂,有能之人纷纷被排挤被诬陷被关押被砍头,而无德的人却越来越多地占据了显要位子,既然整个政府机构基本是“不肖者集,贤者逝”的局面,政府机构的功能焉能不彻底丧失?军事上,正值国家内忧外患最严重之际,内有黄土高原上百万农民造反大军,外有满洲铁骑,虎视耽耽,山河冷落,风烟四起。到后来,在辽东失守,清军直接面对山海关,牵制了明朝的精锐部队。而且当时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备废弛的明军根本不是其对手。加上,崇祯手下几位重臣洪承畴、吴三桂等纷纷倒戈降清,大势已去……

经济上,当时天下饥馑,疫疾大起,本应赈灾济民,却不断加重税赋,搜刮民脂民膏;辅以明末土地兼并严重,土地大量集结在大地主及贵族的手中,更使得农民流离失所。故饥民暴动,不仅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性,反壮大了农民军的主力军。自然就形成了一种明末农民起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恶性循环。试想,这种环境下,这种趋势里,崇祯帝即便是再勤奋勤俭又能起到多大作用?我想此时此刻,以心有余而力不足来形容他是再合适不过了。毕竟,明朝末年已经是政治的失德、军事的失败、经济的失衡、民心的失去,任是谁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了!不过,这里笔者并没有为崇祯帝开脱的意思,他身为帝王,必须也应该为明朝灭亡负主要责任,这是不可能推脱得了的。明朝灭亡的教训,很值得我们今天深思,很值得我们时刻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