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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谢堂前的燕子》白先勇的小说世界——《台北人》之主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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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先勇的《台北人》,是一本深具复杂性的作品。此书由十四个短篇小说构成,写作技巧各篇不同,长短也相异,每篇都能独立存在,而称得上是一流的短篇小说。但这十四篇聚合在一起,串联成一体,则效果遽然增加:不但小说之幅面变广,使我们看到社会之“众生相”,更重要的,由于主题命意之一再重复,与互相陪衬辅佐,使我们能更进一步深入了解作品之含义,并使我们得以一窥隐藏在作品内的作者之人生观与宇宙观。
    先就《台北人》的表面观之,我们发现这十四个短篇里,主要角色有两大共同点:
    一、他们都出身中国大陆,都是随着国民政府撤退来台湾这一小岛的。离开大陆时,他们或是年轻人,或是壮年人,而十五、二十年后在台湾,他们若非中年人,便是老年人。
    二、他们都有过一段难忘的“过去”,而这“过去”之重负,直接影响到他们目前的现实生活。这两个共同点,便是将十四篇串联在一起的表层锁链。
    然而,除此二点相共外,《台北人》之人物,可以说囊括了台北都市社会之各阶层:从年迈挺拔的儒将朴公(《梁父吟》)到退休了的女仆顺恩嫂(《思旧赋》),从上流社会的窦夫人(《游园惊梦》)到下流社会的“总司令”(《孤恋花》)。有知识分子,如《冬夜》之余钦磊教授;有商人,如《花桥荣记》之老板娘;有帮佣工人,如《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有军队里的人,如《岁除》之赖鸣升;有社交界名女,如尹雪艳;有低级舞女,如金大班。这些“大”人物,“中”人物与“小”人物,来自中国大陆不同的省籍或都市(上海、南京、四川、湖南、桂林、北平等),他们贫富悬殊,行业各异,但没有一个不背负着一段沉重的,斩不断的往事。而这份“过去”,这份“记忆”,或多或少与中华民国成立到迁台的那段“忧患重重的时代”,有直接的关系。
    夏志清先生在《白先勇论》一文中提到:“《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因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时就有一度显赫的历史。”说得不错:民国成立之后的重要历史事件,我们好像都可在《台北人》中找到:辛亥革命(《梁父吟》),五四运动(《冬夜》),北伐(《岁除》、《梁父吟》),抗日(《岁除》、《秋思》),国共内战(《一把青》)。而最后一篇《国葬》中之李浩然将军,则集中华民国之史迹于一身:
    桓桓上将。时维鹰扬。致身革命。韬略堂堂。
    北伐云从,帷幄疆场。同仇抗日。筹笔赞襄。
    在此“祭文”中没提到,而我们从文中追叙之对话里得知的,是李将军最后与共军作战,退到广东,原拟背水一战,挽回颓势,不料一败涂地,而使十几万广东子弟尽丧的无限悲痛。而他之不服老,对肉身不支的事实不肯降服的傲气,又是多么的令人心恸!
    诚如颜元叔先生在《白先勇的语言》一文中提到,白先勇是一位时空意识,社会意识极强的作家,《台北人》确实以写实手法,捕捉了各阶级各行业的大陆人在来台后二十年间的生活面貌,但如果说《台北人》止于写实,止于众生相之嘲讽,而喻之为以改革社会为最终目的的维多利亚时期之小说,我觉得却是完全忽略了《台北人》的底意。
    潜藏在《台北人》表层面下的义涵,即《台北人》之主题,是非常复杂的。企图探讨,并进一步窥测作者对人生对宇宙的看法,是件相当困难而冒险的工作,大概就因如此,虽然《台北人》出版已逾三年,印了将近十版,而白先勇也已被公认为当代中国极有才气与成就的短篇小说作家,却好像还没一个文学评论者,认真分析过这一问题,我说这项工作困难,是因《台北人》充满含义,充满意象,这里一闪,那里一烁,像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遗下遍处“印象”,却仿佛不能让人用文字捉捕。现在,我愿接受这项“挑衅”,尝试捕捉,探讨《台北人》的主题命意,并予以系统化,条理化。我拟在个人理解范围内,凭着《台北人》之内涵,尝试界定白先勇对人生的看法,并勾绘他视野中的世界之轮廓。
    我愿将《台北人》的主题命意分三节来讨论,即“今昔之比”,“灵肉之争”与“生死之谜”。实际上,这种分法相当武断,不很恰当,因为这三个主题,互相关联,互相环抱,其实是一体,共同构成串联这十四个短篇的内层锁链。我这样划分,完全是为了讨论比较方便。
    今昔之比
    我们读《台北人》,不论一篇一篇抽出来看,或将十四篇视为一体来欣赏,我们必都感受到“今”与“昔”之强烈对比,白先勇在书前引录的刘禹锡《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点出了《台北人》这一主题,传达出作者不胜今昔之怆然感,事实上,我们几乎可以说,《台北人》一书只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笼统而言,《台北人》中之“过去”,代表青春、纯洁、敏锐、秩序、传统、精神、爱情、灵魂、成功、荣耀、希望、美、理想与生命。而“现在”,代表年衰、腐朽、麻木、混乱、西化、物质、色欲,肉体、失败、委琐、绝望、丑、现实与死亡。
    “过去”是中国旧式单纯、讲究秩序、以人情为主的农业社会;“现在”是复杂的,以利害关系为重的,追求物质享受的工商业社会。(作者之社会观)
    “过去”是大气派的,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现在”是失去灵性,斤斤计较于物质得失的西洋机器文明。(作者之文化观)
    “过去”是纯洁灵活的青春。“现在”是遭受时间污染腐蚀而趋于朽烂的肉身。(作者之个人观)
    贯穿《台北人》各篇的今昔对比之主题,或多或少,或显或隐,都可从上列国家、社会、文化、个人这四观点来阐释。而潜流于这十四篇中的撼人心魂之失落感,则源于作者对国家兴衰、社会剧变之感慨,对面临危机的传统中国文化之乡愁,而最基本的,是作者对人类生命之“有限”,对人类永远无法长葆青春,停止时间激流的万古怅恨。
    难怪《台北人》之主要角色全是中年人或老年人。而他们光荣的或难忘的过去,不但与中华民国的历史有关,不但与传统社会文化有关,最根本的,与他们个人之青春年华有绝对不可分离的关系。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如朴公或李浩然将军,创立轰轰烈烈的史迹,固然在他们年青时,或壮年时,其他小人物如卢先生(《花桥荣记》)或王雄(《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所珍贵而不能摆脱的过去,亦与他们的“青春”攸关:卢先生少年时与罗家姑娘的恋爱,王雄对他年少时在湖南乡下定了亲的“小妹仔”之不自觉的怀念。(他们的悲剧,当然,在表面上,也是实际上,导源于民国之战乱)。这些小人物的“过去”,异于朴公、李将军,在别人眼中,毫无历史价值,但对他们本人,却同样是生命的全部意义。
    《台北人》中的许多人物,不但“不能”摆脱过去,更令人怜悯的,他们“不肯”放弃过去,他们死命攀住“现在仍是过去”的幻觉,企图在“抓回了过去”的自欺中,寻得生活的意义,如此,我们在《台北人》诸篇中,到处可以找到表面看似相同,但实质迥异的布设与场景,这种“外表”与“实质”之间的差异,是《台北人》一书中最主要的反讽(irony),却也是白先勇最寄予同情,而使读者油然生起恻怜之心的所在。
    首先,白先勇称这些中国大陆人为“台北人”,就是很有含义的。这些大陆人,撤退来台多年,客居台北,看起来像台北人,其实并不是。台北的花桥荣记,虽然同样是小食店,却非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的花桥荣记。金大班最后搂着跳舞的青年,虽然同样是个眉清目秀腼腆羞赦的男学生,却不是当年她痴恋过的月如,《一把青》的叙述者迁居台北后,所住眷属区“碰巧又叫做仁爱东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个却毫不相干”。尹雪艳从来“不肯”把她公馆的势派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但她的公馆明明在台北,而非上海。《岁除》的赖鸣升,在追忆往日国军之光荣战迹时,听得“窗外一声划空的爆响,窗上闪了两下强烈的白光”。却不是“台儿庄”之炮火冲天!而是除夕夜人们戏放之孔明灯。《孤恋花》之娟娟,是五宝,又非五宝。《秋思》之华夫人,花园里种有几十株白茸茸的“一捧雪”,却非抗日胜利那年秋天在她南京住宅园中盛开的百多株“一捧雪”。《冬夜》里余教授的儿子俊彦,长得和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但他不是当年满怀浪漫精神的余钦磊,却是个一心想去美国大学念物理的男学生。窦夫人的游园宴会,使钱夫人一时跃过时间的界限,回到自己在南京梅园新村公馆替桂枝香请三十岁生日酒的情景。但程参谋毕竟不是郑彦青,而她自己,年华已逝,身分下降,也不再是往日享尽荣华富贵的钱将军夫人。
    白先勇对这些大陆人之“不肯”放弃过去,虽然有一点嘲讽的味道,但我认为却是同情远超过批评,怜悯远超过讥诮。所以。我觉得,颜元叔在《白先勇的语言》一文中,说白先勇“是一位嘲讽作家”,容易引起误解;而他说白先勇“冷酷分析……一个已经枯萎腐蚀而不自知的社会”,这“冷酷”二字,实在用辞不当。当然,白先勇并不似颜先生所说,只处理上流社会(白先勇笔下的下流社会,真正“下流”得惊人)。但就是在处理上流社会时,他对其中人物之不能面对现实,怀着一种怜惜,一种同情,有时甚至一种敬仰之意。譬如《梁父吟》。我觉得,白先勇虽然刻画出朴公与现实脱节的生活面貌,他对朴公却是肃然起敬的。叶维廉先生在《激流怎能为倒影造像》一文中,论白先勇的小说,写道:
    《梁父吟》里的革命元老,叱咤风云的朴公,现在己惺忪入暮年,他和雷委员对弈不到一个钟就“垂着头,已经矇然睡去了”。不但是革命的元气完全消失了,而且还斤斤计较王孟养(另一革命元老)后事的礼俗,而且迷信:合于朴公那一代的格调已不知不觉的被淹没……
    我细读《梁父吟》,却和叶维廉有些不同的感受。如果我没错解,我想白先勇主要想表达的,是朴公择善固执、坚持传统的孤傲与尊严。从一开头,白先勇描写朴公之外貌,戴紫貂剂冒,穿黑缎长袍,“身材硕大,走动起来,胸前银髯,临风飘然……脸上的神色却是十分的庄凝”,就使我们看到朴公的高贵气质与凛然之威严。而朴公事实上之“脱离现实”,恰好给予这篇小说适度之反讽,却不伤害作者对主角的同情与敬意。朴公与雷委员对弈,“矇然睡去”之前,却先将雷委员的一角“打围起来,勒死了”。而他被唤醒后,知道身体不支,却不肯轻易放弃,他说:
    也好,那么你把今天的谱子记住。改日你来,我们再收拾这盘残局吧。
    此篇最末一段,白先勇描写朴公住宅院子里的景色:“……兰花已经盛开过了,一些枯褐的茎梗上,只剩下三五朵残苞在幽幽的发着一丝冷香。可是那些叶子却一条条的发得十分苍碧。”盛开过的兰花与残苞,显然影射朴公老朽的肉身。而“一条条的发得十分苍碧”的叶子,应该就是朴公用以创建民国的那种不屈不挠,贯彻始终的精神吧!
    《台北人》中之人物,我们大约可分为三类:
    一、完全或几乎完全活在“过去”的人。
    《台北人》之主要角色,多半属于这一型,明显的如尹雪艳、赖鸣升、顺恩嫂、朴公、卢先生、华夫人、“教主”、钱夫人、秦义方等人。不明显而以变型行态表征的,如《一把青》之朱青与《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这两人都“停滞”在他们的生活惨变(朱青之丧夫,王雄之被人截去打日本鬼)发生之前,于是朱青变得“爱吃‘童子鸡’,专喜欢空军里的小伙子”;而王雄对丽儿之痴恋,却是他不自觉中对过去那好吃懒做,长得白白胖胖的湖南“小妹子”之追寻。
    白先勇冷静刻画这些不能或不肯面对现实的人之与现世脱节,并明示或暗示他们必将败亡。但他对这类型的人,给予最多的同情与悲悯。
    二、保持对“过去”之记忆,却能接受“现在”的人。
    《台北人》角色中,能不完全放弃过去而接受现实的,有刘营长夫妇《岁除》、金大班,《一把青》之“师娘”,《花桥荣记》之老板娘,《冬夜》这余钦磊与吴国柱等。他们也各有一段难忘的过去,但被现实所逼,而放弃大部分过去、大部分理想。剩下的只是偶然的回忆。如此,负担既减轻,他们乃有余力挑起“现实”的担子,虽然有时绊脚,至少还能慢步在现实世界中前行。这些角色对于自己被迫舍弃“过去”之事实,自觉程度各有不同,像“师娘”,就没有自觉之怅恨,但余钦磊与吴柱国,却对自己为了生存不得不采的态度,怀着一种说不出的无可奈何之惆怅。这份无限的感伤,反映在《冬夜》之结语中:
    台北的冬夜愈来愈深了,窗外的冷雨,却仍旧绵绵不绝的下着。
    白先勇对于这类型的人,也是深具同情之心的。而且,他的笔触传达出发自他本人内心之无限感慨:要在我们现今世界活下去,我们最大的奢侈,大概也只是对“过去”的偶然回顾吧!
    三、没有“过去”,或完全斩断“过去”的人。
    《台北人》中的这型人物,又可分二类,其一是年轻的一辈,也就是出生在台湾,或幼年时就来到台湾,而没有真正接触过或认识过中国大陆的外省青年男女。他们是没有“根”,没有“过去”的中国人。例如《冬夜》中的俊彦,《岁除》中的骊珠和俞欣,即属于此类,他们因为没能亲眼看到国家之兴衰,未曾亲身体验联带之个人悲欢,对于前一辈人的感触与行为,他们或漠然,或不解,或缺乏同情,永远隔一段不可越逾的距离。
    另一类是“斩断过去”的人。例如《冬夜》中的邵子奇,《秋思》中之万吕如珠,《梁父吟》之王家骥,就属此类。他们之斩断过去,不是像朱青《一把青》那样,由于“回顾”过于痛苦(朱青其实没能真正斩断),却是因为他们的“理性”(rationality),促使他们全面接受现实,并为了加速脚步,赶上时代,毫不顾惜完全丢弃了“传统之包袱”。
    惟独对于这种为了“今”而完全抛弃“昔”的人,白先勇有那么一点儿责备的味道。但是责备之中,又混杂着了解,好像不得不承认他们有道理:“当然,当然,分析起来,还是你对。”也可以说,白先勇的“头脑”赞成他们的作风。但他的“心”,却显然与抱住“过去”的众生同在。
    让我们比较一下《台北人》中两个都是从外国回来的中年人:《梁父吟》之王家骥,和《思旧赋》之李家少爷,前者显然是个很有理性,完全洋化,抛弃了中国传统的人。他的父亲王盂养(革命元老)去世,他从美国回来办丧事,却对中国人的人情礼俗非常不耐烦,也不了解,把治丧委员会的人和他商量的事情,“一件件都给驳了回来”。王家骥舍弃了传统,失去了中国人的精神,但在现实世界中,他却能成功,跟上时代潮流,不被淘汰。
    李家少爷却正相反:他也是中国旧式贵族家庭出身,父亲当年也是轰轰烈烈的大将军。他出国后,显然因为突然离了“根”,不能适应外界环境,终于变成了一个白痴,我们不清楚他在国外,是否遇到什么特别事故,引发导致他的精神崩溃。但我们却知,他之退缩到痴癫世界,根本原因还是他不能接受现实,只肯回顾,不能前瞻。
    一个作家,无论怎样客观地写小说,他对自己笔下人物所怀的态度(同情或不同情,喜欢或不喜欢),却都从他作品之“语气”(tone)泄露出来。我们读《思旧赋》,可从其“语气”感觉出白先勇对李少爷怀着无限怜惜之情。这使我联想起美国文豪威廉·福克纳(WilliamFaulkner)。在其巨作《声音与愤怒(TheSoundandtheFury)中,他对坎普生家庭(TheCompsons)的那个白痴男子宾居(Benjy),也寄予同样深厚的怜悯。事实上,虽然白先勇和福克纳的作品,有很多不同处(譬如作品之“语气”,白先勇冷静,福克纳激昂),我却觉得此二作家有几点相似:一、他们都偏爱喜回顾,有“清”,但逃避现实的失败者,在《声音与愤怒》中,福克纳怜爱宾居,也怜惜蔑视肉体“贞操”的凯蒂(Caddv),更悲悯与死神恋爱,对妹妹怀着某种乱伦感情而最后自杀的宽丁(Quentin)。但他对坎普生家庭的兄弟姐妹中,惟一神经正常,有理性,抱现实主义的杰生(Jason),不但不同情,而且极端鄙视(白先勇对王家骥,倒无鄙视之意)。二、他们都采用痴狂、堕落、死亡等现象,影射一个上流社会大家庭之崩溃,更进而影射一个文化之逐渐解体。福克纳所影射的,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衰微下去的“南方文化”(SouthernCulture)。这“南方文化”之精神,颇有点像中国旧社会文化:农业的,尊重传统与荣誉的,讲究人情的,绅士派头的。福克纳对这被时代潮流所卷没的旧文化旧秩序,也满怀惦缅与乡愁。所不同的,美国南方文化,不过一二百年的历史。而白先勇所背负的,却是个五千年的重荷!
    灵肉之争
    灵肉之争,其实也就是今昔之争,因为在《台北人》世界中,“灵”与“昔”互相印证,“肉”与“今”互相认同。灵是爱情,理想,精神。肉是性欲,现实,肉体。而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灵与肉之间的张力与扯力,极端强烈,两方彼此撕斗,全然没有妥协的余地。
    《花桥荣记》之卢先生,来台多年,却紧抱“过去”,一心一意要和他少年时期在桂林恋爱过而留居大陆的“灵透灵透”的罗家姑娘成亲。这一理想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有了它,他不在乎也看不见现实生活的艰辛痛苦,因为他的“灵”把他的“肉”踩压控制着,然而,当现实之重棒击碎了理想,使他再也没有寸步余地攀住他那梦幻,“灵”立刻败亡,“肉”立刻大胜,于是他搞上一个大奶大臀唯肉无灵的洗衣妇阿春,整日耽溺于性欲之发泄:既失去“过去”,就绝望地想抓住“现在”。但当他连丑陋的“现在”也抓不住时(阿春在卢先生房里偷人,他回去捉好,反被阿春“连撕带扯”咬掉大半个耳朵),他马上整个崩溃,而死于“心脏麻痹”。他之死,他之“心脏麻痹”,可以说是他的灵肉冲突引致的悲剧。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和卢先生的故事旨意,基本上很相似。王雄是个男佣,显然没受过什么教育,对于自己的行为与感情,完全没有了解力,反省力,但我们可从白先勇几句轻描淡写的对话叙述中,窥知这男主角对丽儿如此痴恋的原因:他要在丽儿身上捕捉“过去”。丽儿之影像,与他少年时代湖南乡下定了亲的“小妹仔”,合而为一,他今日对丽儿之迷恋,其实正是他对“过去”的迷恋。如此,在他不自觉中,“过去”之魅影统摄着他——“灵”的胜利。这期间,“肉”也起来反抗,企图将王雄拉往相反方向:那“肥壮”“肉颤颤”的下女喜妹,就是王雄体内的“肉”之象征,但“灵”的力量太强,挤压“肉”于一角,“肉”完全抬不起头,却想伺机报复,这种灵与肉的对峙对敌,白先勇在几句叙述中点出:
    舅妈说,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冲,王雄一来便和她成了死对头,王雄每次一看见她就避得远远的,但是喜妹偏偏却又喜欢去撩拨他,每逢她逗得他红头赤脸的当儿,她就大乐起来。
    然而时间不能永驻,丽儿必须长大。入中学后的丽儿之影像,就开始不再能符合凝滞于王雄心目中那十岁的“小妹子”之影像。而丽儿在实际生活上,开始脱离王雄,也是白先勇特意用外在现象,来投射王雄之内心现象,最后,当丽儿舍弃了王雄,也就是说,当“过去”舍弃了王雄,他的生活意义顿失,“灵”即衰萎。剩下的,只是空空的“现在”,只是肉体,只是喜妹。但他那被阉割了的“灵”,哪里肯就此罢休?他最后对喜妹之施暴,与自杀身亡,其实就是他的“灵”对“肉”之最后报复,最后胜利。可不是吗,他死后,灵魂岂非又回丽儿家里,天天夜里在园子里浇水,把那百多株杜鹃花,浇得很像喷出了鲜血,开放得“那样放肆,那样愤怒!”
    过去是爱是灵,现在是欲是肉,这一主题含意,除了在上述二篇外,在《台北人》其他篇中,也时常出现。过去在南京,朱青(《一把青》)以全部心灵爱郭轸。现在,在台北,“朱小姐爱吃‘童子鸡’,专喜欢空军里的小伙子”。过去,在上海百乐门,金大班曾把完整的爱给过一个名叫月如的男学生。现在,在台北夜巴黎,她为求得一个安适的肉身栖息处,即将下嫁老迈的富商陈发荣。“教主”(《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以前在上海,对那具有“那股灵气”的姜青之同性恋,是爱情。现在,他与三水街小幺儿的勾搭,是肉欲。余钦磊(《冬夜》)的前妻雅馨,是灵,是爱,是理想。他现在的妻子,是他为了维持“肉体生命”(吃饭睡觉),被迫接受的丑陋现实。
    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灵”与“肉”之不可能妥协,或“昔”与“今”之不可能妥协,归根究底,起源于一个自古以来人人皆知之事实:时间永不停驻。时间,不为任何一人,暂止流动,青春,不为任何一人,久留一刻。卢先生一直期待,一心一意要和罗家姑娘成亲,抬回“过去”。但谁能拾回过去?即使他住香港的表哥没有骗他,即使罗家姑娘真的由大陆来到台湾与他成亲,他怎能捡回失落的十五年岁月?单就“时间”的侵蚀这一点而言,她也已不可能再是相片中的模样:“那一身的水秀,一双灵透灵透的风眼,看着实在叫人疼怜”。而卢先生自己,“背有点佝……一头头发先花白了,……眼角子两抓深深的皱纹”,怎能和当年那个“穿着一身学生装,清清秀秀,干干净净的,戴着一顶学生鸭嘴帽”的自己相比呢!如此,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爱情”与“青春”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人既不能长葆青春,爱情也只在凝固成一个记忆时,才能持久(所以白先勇小说里的爱情,必维系于生离或死别)。然而可怜的人类,却往往不甘于只保留一份记忆。他们要把这份凝固的过去,抓回移置现实中,以为这样就能和从前一样,却不想到流动的时间,无法载纳冻结之片刻。“过去”,永远不能变成“现在”。如此,白先勇那些台北人,所追寻的理想,是根本不能实现。
    上面讨论“今昔之比”之主题时,我将《台北人》的人物分为三类,并指出白先勇对此三型人物之同情程度。现在我们亦可从灵肉观点,作同样之分析。白先勇给予最多悲悯的,是抱住“灵”而排斥“肉”的人,如卢先生和王雄(当然,我们亦可引申而包括所有活在“过去”中之角色)。但他显示出这些人必将败亡,因为大多的“灵”,大多“精神”,到底不是血肉之躯所能承受的。对于只有肉性而无灵性的人,如喜妹,阿春,余教授现在的太太,白先勇则不同情,而且鄙视。但他又十分同情那些被现实所逼,不得不接受“肉”,却保留“灵”之记忆而偶然回顾的人。如金大班,余钦磊。白先勇好像满怀悲哀无可奈何地承认:人,要活下去,要不败亡,最多只能这样——偶然回顾。
    在《台北人》世界中,对过去爱情或“灵”的记忆,代表一种对“堕落”,对“肉性现实”之赎救(redemption)。如此,现实俚俗的金大班,在想到自己与月如的爱情时,能够突然变得宽大同情,把钻石戒指卸下给朱凤和她肚里的“小孽种”。“祭春教”的“教主”,之所以异于一批比他资格老的“夜游神”,而有“那么一点服众的气派”,是因他过去曾有三年辉煌的艺术生命(灵),并曾全心全意恋爱过他那个“白马王子”。余钦磊接受了现实,却还能保持人情与人性,是因他对前妻雅馨的爱情之记忆,以及他对自己参与五四运动的那种光辉的浪漫精神(灵)之偶然回顾。
    生死之谜
    而时间,无情的时间,永远不停,永远向前流去。不论你是叱咤风云的将军,或是未受教育的男工,不论你是风华绝代的仕女,或是下流社会的女娼,到头来都是一样,任时间将青春腐蚀,终于化成一堆骨灰。
    一切伟大功绩,一切荣华富贵,只能暂留,终归灭迹。所有欢笑,所有眼泪,所有喜悦,所有痛苦,到头来全是虚空一片,因为人生有限。
    人生是虚无。一场梦。一个记忆。
    细读《台北人》,我感触到这种佛家“一切皆空”的思想,潜流于底层,白先勇把《永远的尹雪艳》列为第一篇,我觉得绝非偶然。这篇小说,固然也可解为社会众生相之嘲讽,但我认为“象征”之用意,远超过“写实”。尹雪艳,以象征含义来解,不是人,而是魔。她是幽灵,是死神。她超脱时间界限:“尹雪艳总也不老”;也超脱空间界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她是“万年青”,她有“自己的旋律……自己的拍子”。白先勇一再用“风”之意象,暗示她是幽灵:“随风飘荡”,“像一阵三月的微风”,“像给这阵风薰中了一般”,“踏着风一般的步子”,“一阵风一般的闪了进来”。而她“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一身白色的衣衫,双手合抱在胸前,像一尊观世音”,“踏着她那风一般的步子走出了极乐殡仪馆”等等,明喻兼暗喻,数不胜数。加上任何与她结合的人都不免败亡之客观事实,作者要把她喻为幽灵的意向,是很明显的。
    我之所以强调白先勇故意把尹雪艳喻为幽灵,即要证明《台北人》之底层,确实潜流着“一切皆空”的遁世思想。因为尹雪艳既是魔,既是幽灵,她说的话,她的动作,就超越一个现实人物的言语动作,而变成一种先知者之“预言”(prophecy),也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作者对人生的评语。其功效有点像希腊古典戏剧中的“合唱团”(Chorus),也类似莎士比亚《马克白》剧中出现的妖婆。
    所以,当尹雪艳说:
    宋家阿姐,“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又能保得住一辈子享荣华,受富贵呢?
    这也就是高高在上的白先勇对人世之评言,而当“尹雪艳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的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的互相厮杀(表面意思指打麻将),互相宰割”,我们好像隐约听到发自黑暗古墓后面的白先勇的叹息:“唉,可怜,真正可怜的人类!如此执迷不悟!却不知终归于死!”人,皆不免一死。死神,一如尹雪艳,耐性地,笑吟吟地,居高临下,俯视芸芸众生,看着他们互相厮杀,互相宰割。然后,不偏不袒,铁面无私,将他们一个一个纳入她冰冷的怀抱。
    女此,《永远的尹雪艳》,除了表面上构成“社会众生相”之一图外,另又深具寓意,是作者隐形之“开场白”。这使我联想起《红楼梦》第一回中,亦有含义相差不远的“预言”。即“跛足道人”口里念着的: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但曹雪芹的“预言”是“明说”。白先勇的“预言”是采用现代文学技巧的“暗喻”。
    与尹雪艳同样深具含义的,是最后一篇《国葬》,中,突然出现于灵堂的老和尚刘行奇。这和尚也不是“人”。他对着李浩然将军的灵柩,合掌三拜,走了出去,回了秦义方两半句话,掉了几滴眼泪,便“头也不回,一袭玄色袈裟,在寒风里飘飘曳曳,转瞬间,只剩下了一团黑影”。尹雪艳如果是幽灵,刘行奇便是个菩萨,他悲天悯人——由于亲身经历过极端痛苦,而超越解脱,而能对众生之痛苦,怀无限之悲悯。而老和尚那种因恸于世人之悲苦,连活都说不出来的胸怀,也正是《台北人》作者本人的胸怀。
    不错——自先勇是尹雪艳,也是刘行奇。既冷眼旁观,又悲天悯人。是幽灵、是禅师、是魔、是仙。
    另一方面,我觉得白先勇也抱一种“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的类似道家哲学之思想。凭着常人的理性与逻辑,“过去”应该代表死亡,“现在”应该代表生命。但在白先勇视界中,“昔”象征生命,“今”象征死亡。这一特殊看法之根结,在于白先勇将“精神”,或“灵”,与生命认同,而将“肉体”与死亡印证。如此,当王雄自杀,毁了自己肉身,他就真正又活起来,摆脱了肉体的桎梏,回到丽儿花园里浇杜鹃花。郭轸与朱青的逝去了的爱情,是生命;但埋葬了“过去”的朱青,却只是行尸走肉。朱焰“只活了三年”,因为随着他“艺术生命”之死亡,他也同时死亡。
    最后,我想借此讨论《台北人》生死主题之机会,同时探讨一下白先勇对人类命数的看法。我觉得他是个相当消极的宿命论者。也就是说,他显然不相信一个人的命运,操在自己手中。读《台北人》,我们常碰到“冤”、“孽”等字眼,以及“八字冲犯”等论调:会预卜凶吉的吴家阿婆,称尹雪艳为“妖孽”。金大班称朱风肚里的胎儿“小孽种”。丽儿的母亲戏称她“小魔星”,又说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冲”。顺恩嫂得知李长官家庭没落情形,两次喊“造孽”,而罗伯娘解之为“他们家的祖坟,风水不好”,朴公关心王孟养“杀孽重”。娟娟唱歌像“诉冤一样”,“总司令”拿她的“生辰八字去批过几次,都说是犯了大凶”。朱焰第一眼就知道林萍是个“不祥之物”。蓝田玉“长错了一根骨头”,是“前世的冤孽”。
    我必须赶快指出,我上面举的例子,若非出自作品中人物之对话,即是出自他们的意识,绝对不就代表白先勇本人的意思。事实上,这种谈话内容,或思想方式,完全符合白先勇客观描绘的中国旧式社会之实际情况。然而读《台北人》中的某些篇,如《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或,更明显的,如《孤恋花》,我们确切感觉出作者对“孽”之浓厚兴趣,或蛊惑。白先勇似乎相信,人之“孽”主要是祖先遗传而来,出生就已注定,根本无法摆脱。他好像也相信“再生”之说:前世之冤魂,会再回来,讨债报复。
    《孤恋花》中的娟娟,身上载有遗传得来的疯癫,乱伦引致的罪孽;她“命”已注定,绝对逃不了悲惨结局。白先勇确实有意把娟娟写成五宝再世。五宝是此篇叙述者(总司令)在上海万春楼当酒家女时的“同事”,也是她同性恋爱的对象。五宝和“总司令”唱戏,“总爱配一出‘再生缘’”。后来她被一个叫华三的流氓客,肉体虐待,自杀身死,死前口口声声说:“我要变鬼去找寻他!”十五年后,在台北五月花,“总司令”结识娟娟,长得酷似五宝,同样三角脸,短下巴,“两个人都长着那么一副飘落的薄命相”。她把她带回家里同居。后来娟娟结识柯老雄(与华三同样下流,皆有毒瘾),“魂魄都好像遭他摄走了一般”,任他万般施虐。然而,在“七月十五,中元节这天”,娟娟突然用一只黑铁熨斗,将柯老雄的头颅击碎,脑浆洒得满地。白先勇用非常灵活的“镜头急转”之技巧,混淆今昔,使娟娟与五宝的意象合而为一,传达出娟娟即五宝的鬼之旨意。娟娟杀死柯老雄后,完全疯掉,但她已报前世之冤孽,也仿佛一并拔法了今世新招之孽根,虽只剩下一空壳,也好像没什么遗憾了似的。
    白先勇小说人物之“冤孽”,常与性欲有关,而且也常牵涉暴力。但我觉得白先勇亦存心将他的冤孽观,引申而影射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文化。如果人的全部理性、都无法控制与生俱来的冤孽,那么,同样,一切人为之努力,皆无法左右命中注定的文化之盛衰,国家之兴亡,社会之宁乱。此种哲学理论固然成立,但毕竟太消极些,只能适用于“昔”,不能合乎干“今”。然而这种基于实用社会学观点的价值判断,却绝对不能介入文学批评之范畴内。因为实用社会学所针对的,是终将成为“过去”的“现在”,而文学艺术,惟有文学艺术,是不受时空限制,融汇“今”“昔”的,我就至少知道一位诺贝尔文学奖金得主,威廉·福克纳,对人类命运的看法,与白先勇相差不远。在他作品中,doom(命、劫数)curse(孽,天谴)等字,一次又一次地出现。